刘乃崇（1921-2011）、蒋健兰（1931-2005）
我特别欣赏老两口对难于言传的戏曲演唱的精彩描绘，他们对不少名家的脍炙人口的演出，刻画如缕，历历如绘，使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不禁悠在神往。常见的一些评论文章，只用诸如“表演细腻传神，演唱声情并茂”等套话，使人不得要领。而在刘、蒋二位高手笔下，自是神采飞扬，别有一番风光。你看，乃崇先生对川剧名旦胡漱芳在《打神告庙》中扮演敫桂英的出场描写：“……一开场，敫桂英即自远方走来，她喊一声‘王魁! 贼呀! 贼呀! ’凄厉的声音，喊出了愤恨、绝望的心情。她头顶黄钱，手持信香，青衣甩发，上场来，两眼微微迷离着，赶步上前，两眼突然一睁，光芒四射。这个敫桂英不是懦弱的，无力的，相反，她强毅的性格在眼睛突然一睁中显露了出来。”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看到这个“眼睛里像是喷出火来”的敫桂英，在三次打神中，不可遏止的愤怒、怨懑。作者由衷地赞扬道：“胡漱芳同志把敫桂英冲动的心情表演得十分激烈，像是一股江流，从高处冲下，一个回旋，再猛然‘砸’下来，然后一泻千里，在人们的心头激起了极大的波澜。对于世态体会不深，对于人物理解不足，爱憎不够分明的演员，纵有很高的技术，也不可能演得如此激动人心。而演唱技术达不到高度的成就，也不可能把人物刻画得如此深刻，如此准确。”笔者有幸多次观看过胡漱芳的演出，深感乃崇先生的描写同样如此深刻，如此准确。难怪数十年之后，乃崇夫妇路过重庆，早已息影舞台、深居简出的胡漱芳特地前往拜访并设宴招待，表示对艺术知音的满怀感激之情。同时，在《王万梅演唱艺术的魅力》一文中，老两口对晋中晋剧团大青衣王万梅在《教子》、《芦花》等剧中的演唱艺术，缕析得精细入微，将“声情并茂”的含义铨释得有声有色，血肉丰满。即使没有看过演出的观众，读了两位先生的评论，也会被“唱足晋剧味，演尽母子情”的魅力所倾倒，为王万梅的艺术所折服。毫不夸张地说，书中类似的描绘，俯拾即是。宛如高级厨师烹制的美味佳肴，品种花样繁多，让人品味不尽。
三、厚积薄发,左右逢源,触类旁通，常常能收到举一返三之效。由于刘、蒋二位见多识广，博闻强记，头脑里储藏的剧目多、演员多、演艺多，因此在记叙、描写某一对象时，常常由此及彼，从比较学的角度，申发开去，使人获得更多的启迪。记得1958年秋，当时我还在四川大学读书，从创刊不久的《四川戏曲》上读到题为《抓住一点，细写人物》的文章，其中对川剧《御河桥》“三赶”的分析，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一直未忘。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乃崇先生。今天重读这篇文章，仍然感到它通过对几个剧目的相较相析，研究传统剧目的一种表现手法——抓着一点最能表现人物心理的地方，一再地写，重复地写，发展变化地写，认为是一种成功的经验，可以作为新创作的借鉴。这一看法是从实践中来而又反过来影响实践的。剧作家魏明伦曾谈到他在《四姑娘》一剧中借鉴《三击拳》而创作出扣人心弦的“三叩门”。他的实践与刘乃崇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再如前面提到河北梆子名家贾桂兰演出《杜十娘》“沉箱”时，左手抓住李 甲，右手抓住孙富，骂完这个骂那个，痛快淋漓，十分强烈。而京剧名家荀慧生处理就不一样：“杜十娘一见孙富，恨不得马上冲过去一把抓住孙富，却因两船相隔，没有跳过去，一脚蹬在船帮上，船一歪，人一晃，场面上有水声，便站住了脚，指着孙富骂起来。”荀先生说：“真要跳过去把孙富抓过来，看着很痛快，却破坏了表演的真实。”两种处理，各有特点，难分高下。乃崇先生认为：“除去对人物性格上理解有异，更因为剧种的风格不同。梅兰芳总是强调每一个剧种都有它的独特风格，可以吸收别的剧种的好东西，可是‘不要在吸取别人的东西的同时，去掉了自己的传统风格’”。从一个细节处理入手，通过比较的方法，说明一条道理，一种规律。夹叙夹议、虚实结合，以小见大，使人领悟到更多的东西，这正是二位先生戏曲评论的特点之一。这是那种见闻有限、就事论事的文章，难以企及的。
四、不虚美、不隐恶，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坚持实事求是。实话实说，难；要一以贯之，更是难上加难。刘、蒋二位先生以正直知识分子的艺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这条原则。不信，你看，写于四十多年前的《评秦腔<游西湖>的改编本》，对改编的成败得失进行了有 理有据的分析，今天重温这篇尘封已久的文章，仍然感到其份量不轻。写于去年的《出人出戏走正路》一文中，他们引用著名导演李紫贵先生生前对上海演出的《宝莲灯》的看法：“他对我们说，把力气都费在机关布置、高科技上，把宝莲灯搞得满场飞，甚至飞到观众头顶上，十分炫奇，可惜没有写好、演好人物，把劲儿使歪了。”老两口显然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尽管可能得罪一些人。再如《对群众负责的艺术家》一文，在赞扬杨兰春同志坚持为群众写戏，“把戏送到农村，真正做到了和农民打成一片”的同时，深有感慨地说：“现在好多人不这么搞，而是关起门来写，关起门来排，关起门来演，专搞些个汇演戏、调演戏。搞出来参加个什么节，闹俩奖就扔了。有人说，这是对上负责，就是不对群众负责，搞出戏来，不是为了卖票，不是为了群众有好戏看，而是为了应付上边，为了报账。其实，上边好应付些，只要内容好、思想好、政治好，就成功一半了。可是下边就难应付了，必须让他喜欢看，喜欢到愿意花钱买票才行。上边认为好，下边也认为好，才真是质量高。”这番针砭时弊的话，语重心长，掷地有声。借用曲润海先生的话：“他们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他们不客气不避嫌的作风令人钦敬，他们的意见应该受到尊重和采纳。”在某些戏曲评论日益沦为变相说明书和廉价广告的今天，在真正的戏曲评论“缺席”、“失语”的今天，我们多么需要刘、蒋这样具有真知灼见、敢于直言不讳的评论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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