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邦：送送别别的天津往事

         李治邦，1953年5月出生于天津，河北省安平县人。1970年入伍，1978年转业到天津市群众艺术馆工作，任馆长、研究馆员，任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长篇小说《逃出孤独》、《城市猎人》两部，中篇小说六十多部，短篇小说一百多篇。与人合作的电视连续剧《苍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话剧《希望之星》获文化部'群星奖'银奖，广播剧《咱们工人》获全国广播剧'政府奖'银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他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积极整理、发掘天津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将我国传统体育文化项目--竞技麻将收录为天津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于2010年7月为竞技麻将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揭牌。

　　

在1968年，我四哥到河北省邢台任县插队。当时我跑到东站送别，记得那天站台上人山人海，挤得我都喘不过气。我看见不少人在哭，但更多的人在笑。我四哥和他的一群插队知青走到车厢里，不断地从车窗口冲我们挥手送别。我看见车厢里都是知青，听他们唱着歌曲。我父亲和母亲都没有来，估计是不想看到这种送别场面。我和两个哥哥来的，那年我才15岁。我记得四哥行李上有一把京胡，他喜欢拉，也教我拉。他喊着我的乳名，你要拉京胡呀，你拉得不行知道吗？火车慢慢走了，我就追着火车跑。很多人都追着跑，好像一股洪流。我哭得稀里哗啦，一直看到车尾淹没在夕阳里。结果，我正是凭借着京胡考进了北京部队的宣传队，改变了我的人生。

　　记得在1983年，那年我在群众艺术馆当文艺部主任。邀请了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到天津演出，地点在我馆的剧场。我从小就喜欢他的表演，特别是《节振国》。那时没有粉丝一说，但我就是他的铁杆粉丝。剧场爆满，袁阔成老师说的一段“桃园三结义”，其实不是很有情节性的一章，但让袁阔成说得丝丝入扣，感情动人。说完了以后，按照袁阔成老师的意思当晚要赶回北京，结果买了一张从东北路过天津的火车。那时已经打不到出租车，也没有那么多的出租车。公交车没有了，我就骑着自行车送他。好在剧场在曲阜道，距离东站也不很远。于是，袁阔成坐在我的车后面，就这么趁着夜幕行驶在马路上。我觉得过意不去，觉得这么大的艺术家坐在我自行车后面。可袁阔成老师丝毫不介意，在我后面谈笑风生潇洒自如。我在东站与他送别，悄悄给他一个信封，里边的演出费用很少。他说，我看出你们的经费紧张，就算我义演了。我忙说，那不行，这是我们的一点儿心意。他接过来随手揣在口袋里消失在车站里边，我觉得心灵颤了颤，觉得他好像回头看了我一眼，又没有，就这么大步走了。如今，袁阔成真的走了，而我总能想起那天夜幕下他在我自行车后座上的谈笑风生。

　　我从部队复员到群众艺术馆以后，曾经当过几年的编辑。有个叫孙靖一的老编辑，手把手地指导我。他曾经创作了一部越剧《一双绣花鞋》，文字功底很深厚，字也写得漂亮。他住在河西区一片大杂院里，屋里摆设又简陋，很少让我去他家，怕我看不起他。其实他头顶傲骨，能令他佩服的人物寥寥。我记得他给我绘声绘色讲解骆玉笙演唱的《剑阁闻铃》，讲得我茅塞顿开，如醍醐灌顶。那年冬天，我们一起看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路上，他半晌没说话，后来快分手时对我感叹地说了一句：我是写戏的，我这辈子也写不出这部电影来。我看着他摇摇晃晃的背影，默然心里有些酸楚。三天后，突然传来他患脑溢血住进医院的消息。等我赶到急救室时，他已经神志不清，身上插满了针针管管。转天他就告别了这个世界。当晚，我梦见了他那摇摇晃晃的背影。当我在文学上有了些成绩时，那个背影就在我眼前晃动。

　 　最使我铭刻在心的是1989年的冬天，我在家正和电视台导演俞纬谈一部电视短剧的本子，侄女跑来告诉我说，奶奶不行了。我疯了一般朝体院北骑去，闯进去时，见我母亲已经平躺在床上。周围的人说，母亲咽气前，说要等我再见一面的。我这才知道，分手是幸福的，因为毕竟先要在一起，然后才算得上分手。若是压根儿就没有思想准备，猛丁儿离去，该是多么痛苦，会成为终生遗憾！（文章摘自今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