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见证历史（4

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殷，稳定的社会局面持续了273年，商代进入全盛期！

1899年，晚清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偶然从中药“龙骨”上发现文字，并断定为殷商占卜用甲骨文，因此，河南安阳成了古董市场重要的货源供应基地，到1928年国民政府中研院开始科考，30年间，北京、上海等地古董商与当地农民有计划偷掘大量青铜器、玉器、甲骨等，转卖国内国外。1937年，战争使得科考停止，直到1950年后，新中国政府紧急保护性发掘，才存留下了剩余的遗存。

而从发掘情况看，从西周开始就有盗掘情况发生。商代同族墓葬同在一处，其中皇族贵族区，随葬青铜器、玉器较多，又未被盗掘的墓极少，很多墓被多次盗掘。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著《考古图》，其中多件青铜器出土地址就被标注为洹水（安阳河）之滨。而大收藏家宋徽宗也多次派人在安阳地区收集青铜礼器等。事实上安阳地区还是三国时曹魏所控制区域，曹操集团摸金校尉的专业能力众所周知。

未被盗掘的妇好墓共出土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骨器564件，海贝6800枚（商货币性质）。一般认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之一，但也有学者指出，妇好为内宫的官职名，且妇好墓出土青铜器的艺术风格及工艺表现很多并非武丁时期，应属于迁殷后的较晚期。事实上就算妇好为武丁之妻，也是武丁六十多个嫔妃之一，只是排位比较靠前者。

以妇好墓遗存作为参照，安阳商代皇家贵族墓群曾经的遗存是让人不可想象的，其所埋藏青铜、玉器等数量及质量实在让人瞠目。而同地区发掘被认为是皇宫和祭祀建筑遗址群并未发现太多遗存，这显然也预示着曾经有大量的遗失。但这还没有结束，安阳并没有发现防御性城墙，另外安阳的建筑与郑州及盘龙城建筑不一样，都是南北朝向的，并无明显的秩序排列成一排，这都和都城该有的形式并不相符，也许安阳并非首都全部，只是商部族陵墓（包括皇室）和祭祀建筑的所在地及青铜作坊，以及部分官员、祭祀人员、工匠和服侍他们的奴隶们的居址。传说中的朝歌才是商王王宫的所在地！如果真是这样，殷商国都的曾经遗存被称为世界性的奇迹，一点不为过！

而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似乎也在佐证这个奇迹。商代青铜器分布很广，北至河北，山西，陕中一代，东至山东半岛，南至长江以北，西至横断山脉以东，都有商附属方国的礼器组合遗存出土。但有一类遗存则十分特殊，大多出土于湖南洞庭湖以南地区，或埋存于山岳之巅，或隐藏于河流之滨，基本都为孤品，出土时独此一件，并无其他礼器组合，且这批青铜器制作十分精美，比殷墟已发现青铜器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

---著名的四羊方尊，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宁乡出土，埋藏于半山腰。

---商代人面纹铜鼎，湖南宁乡出土，腹内有铭文”大禾“，商代独此一件的造型，含义请参看《收藏见证历史》（4-4）

---商代豕形铜尊，湘潭船形山出土。以野猪具象形象作为尊形器，独此一件。生动逼真，此器重30公斤！

---商代青铜牛觥，湖南衡阳出土。牛背上站一虎，和江西大洋洲商墓青铜器同样表现形式。明显关联关系。

这类青铜器明显延续中原商王朝铜器发展风格，从工艺水平到艺术表现力，都不是当地能够铸造。多件铜器内有铭文，为族名或者人名，并且族名与中原发现青铜器族名相同！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商代祭祀山川河流的方式，但明显，这样的说法很牵强，这些并非什么名山大川，更何况青铜礼器的重要性，不是可以随意放置而不顾的。这实际应该是商王朝被周击败后，一些商部族的遗民逃亡至此，所携带的商部族礼器，就如二里岗文化迁都留下大量窖藏青铜器，后期周王室迁都洛阳在宝鸡留下大量窖藏礼器，同样的保留方式，只是在不同情况下，他们在湖南山区逃亡，掩埋在湖南山、水之间！

湖南出土商代玉器更是佐证了这个推论，整个湖南出土商代玉器并不多，总共出土六批，除了一批一件出自墓葬，其他都与商代青铜器同出于窖藏（即单独掩埋），其中四批出于青铜提粱卣内，一件与铜大铙掩埋。这样的掩埋方式显示的是匆忙，而绝不是有计划的所谓祭祀山川！而这些玉器，大多做工较粗，所用材质也是杂玉，但器型及纹饰仍体现了商代风格的延续，显示是商人在当地所作。

---商代龙形玉佩，整器转折方硬，显示力量，头顶双蘑菇角仍可清晰辨识。

---鱼形玉佩。头下部鱼鳍显示有棱，是商代有领璧（环）的改制件（在后文会特别解释这样的造型）

以上两件玉器都出自四羊方尊和人面纹铜鼎的出土地，湖南宁乡！

出土遗存不会说谎，他们已经述说了他们曾经的经历。历史的疑问之一就是商人被灭国后，遗民去了哪里？很明显，湖南是其中之一！下一篇文章我们将继续介绍商代遗存述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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