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陀罗，也有人叫它洋金花、大喇叭，山茄子。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法华经言佛说法时，天雨曼陀罗花。又道家北斗有陀罗星使者，手执此花，故后人因以名花。曼陀罗，梵言杂色也。”
索尔 涉案浮生记
地区中级法院是一幢民国风的旧建筑，坐东朝西，两边是房间，中间是长长的木地板走廊，有些暗，尽头处是一个双开门的阳台，一缕光，透着欧范儿的铁艺护栏斜照进来，映在地板上。
若以天下论法院，那法律人也如同受戒修炼的弟子，理念素养、言行，已然是行者了。索尔毕业首选了法院，穿上了神往已久的“藏青色”制服，他和同袍师兄陈墨都分在了民事审判庭。
同一天到法院报到的，除了陈墨，还有一个是宁大法律系的校花单丞，她去了经济审判庭。
民庭的办公室在三楼，房间举架很高，木窗狭长，五六个人一间，三组对面摆放的办公桌，都是一大一小不对称的，靠里面的是皮面的“两头沉”，靠外面的是一头有卷柜的三屉桌，也叫“一头沉”。
307室，两男一女，三个年龄稍长的，坐在两头沉办公桌的背窗朝门一起抬起头打量着，老李河北人，副团职军转干部，老张吉林人，中央司法干校特训的军地两用人才，和索尔都很用力地握了握手，被叫“芈姐”的三十四五岁女人端坐着，没伸手，只微笑着点头。
这就是当时法院的标配，一个审判员，一个书记员相向而坐，便于办案交流，询问记录。
日子一天天过去，索尔和庭里的人也渐渐熟络了起来，老李老张都是七十年代末军转到法院的，与朱稷副庭长住前后楼，都是法院分配的公产房，只是房子的开间更小一些，还是两家共用的一厨一卫，用老张的话说“亲密”得令人尴尬。可这已经是条件好的了，年轻一些的还在租房子，“排号”等待“两家一厨一卫”式的公寓。
中午，大家从一楼一口大的蒸汽锅取来各自的饭盒，办公室里开始弥漫着各种菜肴的气味，也是大家开心逗哏的时间，老张和老李总是互相攻击着，开着荤荤素素的玩笑。
老李说：
“老战友，提个意见呗，晚上炮兵作业能不能动静小一点。”
老张立刻戏虐对方：
“你们也是的，以后能不能时间紧凑一点，战役就是战役，别像个狙击手”，“让人睡也不是，不睡也不是。”
“两个不着调的！当着这几个孩子开这种玩笑”
一旁的芈姐也忍不住笑，白愣了两个老的一眼，数落着。
“可这，也是民事庭的必修课吧。”
老李的河北腔叫人发笑。
隔壁就是庭长室，庭长姓范，瘦瘦长长的高挑个儿，皮肤很白，干净的眉眼，一身深色制服，没有带肩章，像极了某个中央高级领导人，收起微笑时，一脸沉静，不怒而威。
同一个办公室里，并列着另一张办公桌，坐的是副庭长，姓朱名稷，皮肤粗糙，透着农民才有的红黑色，一说话，一副沙哑嗓儿的老头。
每次敲门进出庭长室，朱稷副庭长总是在一堆卷宗里抬起头来，然后从眼镜的上方看着你，桌上除了卷宗，总是乱的，一只两寸见方的大烟缸，常要倒些茶水进去，浸了水的烟蒂满是浑黄的烟渍，北方的旱烟刺鼻的味道很重，有些退了色的制服袖口处总有旱烟的纸灰。
同事们背后总是戏虐地叫他旱烟匣子，因为他讨论案子总是抱着一个摩挲得发红黑色的木匣子，一边听案情，手指一边灵活地卷着旱烟。
旱烟通常是晒干的整只叶片，金黄色的散发着好闻的烟草香味，可不知为什么卷起来吐出的浓烟，却十分刺鼻。每逢大家皱眉，庭长总会打趣地说：
“也不让你家老蒯给买点好烟，光想着攒钱娶儿媳妇了吧”。
直到有一天，朱稷庭长在家睡觉时，年久失修的天棚石灰板落下来，打破了头，大家才知道，一室半的房间，老家伙一直和老伴儿分睡，老伴独处一室，儿子半室，自己睡在门厅的旧沙发上。
大家去看他，他头上缠绷带，一脸尴尬地解释说：
“夜里看卷总是很晚，影响老婆和孩子，就在沙发睡了，哪知道这老房子，房产科很少去人维护，躺着都中枪。 ”
儿子高大英俊，父子俩一点儿也不像，儿子笑了一下，算是跟大家打了个招呼，然后有些抱怨地说：
“我爸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早就说让他进屋睡，除了看卷，几乎什么都不做，我都怀疑，民事庭二审的卷，是不就他一个人在看，满屋子里的书，我爸一定是最无趣的那本！”
也许真的让他说中了，二审的卷宗和判决的确是朱稷副庭长在审核，每次取回卷宗和文书，都有他标注和订正的红圈子。
民庭里最叫索尔不敢相信的是行伍出身，法律小白的老李竟然是二审调解结案数最高的审判员，全院唯一一个获得过省五一奖章的。
不管是损害赔偿，还是离婚案件，总能以最通俗的语言，最诚恳的生活忠告，让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无可抵挡，深陷在他设定的利益选项中，最终停战言和，屈服于既成事实。
闲下来时，老李常一个人下意识地在一张报纸上，用他那只半秃的蘸水钢笔画圈，索尔好奇，借倒水的时候走近，才发现老李画的圈子里，竟有一只红头小蚁，在圈子里不停地走着，就是越不过那道浅浅的墨迹。
索尔他们几个年轻的自以为用专业知识武装到牙齿，可是老李手里那些案子，大多叫人头疼，纠缠不清，法律关系复杂，可他总能快刀剪乱麻，调解结案。
出乎意料，可不得不服。几个年轻人私下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尊他“李锡五”。
锡五本姓马，在现代法制史里赫赫有名，是中国红色根据地培养的第一批乡土气息的“法官”，抗日战争时期，老马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任陇东分庭庭长。
有一次，老马路过华池县遇见一个年轻女子拦路告状，要求解除父母包办的婚姻关系。这个女子叫封芝琴，自幼由父母许配给邻村张金才家的儿子张柏，等到女子长大成人，两人见了面，也愿意结为姻缘，可是女方父母为了多捞“彩礼”，又将她许给了一个姓朱的财主。
张柏知道后，纠集了张家亲友二十多人，深夜抢亲，两个人成了婚，封家以"抢亲罪"把张家告上法庭，法庭审理判处张柏与胖儿婚姻无效，张金才被判刑六个月，张柏家不服，儿媳封芝琴也不服，便拦路告了状，表示“死也要与张柏结婚”。
马锡五走进村子里，遍访邻里，查明情况问明原委，就在田间地头挂上法庭的牌子，根据婚姻自主的原则，开庭认定张柏与封芝琴的婚姻有效。同时，也指出张金才聚众抢亲，妨碍社会治安，判处徒刑，强制劳动改造，封彦贵以女儿为财物，收受彩礼，违反婚姻法，判处劳役，以示警诫。
老马的田间地头审理方式接地气，和民意，被命名为“马锡五审判方式”，成为共和国法制史上闪光的一页。
后来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还把这个案件变成了大鼓词，到处传唱，形成了剧本《刘巧儿告状》，就是现在很多人耳熟能详，到处传唱的评剧经典曲目《刘巧儿》。
婚姻关系可以是一篇论文，也可以是油盐酱醋茶婆婆妈妈的人间烟火。法律关系融进老百姓的日子里，条款有时就成了双刃剑。
李锡五“和泥法”不好使了，满口段子的老李沉默了好几天，大家都知道这回老李遇到难啃的骨头啦。一连几天，早晨办案的黄金时段，老李都是低头打盹，满嘴酒气，一杯浓茶。
朱稷副庭长不软不硬地点了他几次。老李吃不住劲儿了，冲着索尔命令说：
“再去夹河村，我还就不信了”
“要车，领枪！”
民庭办案一般情况下是不出车的，那27个轮子除了院长出入开会，刑事庭必出，经济庭必保，民事法官只能靠跑腿，磨嘴。
三天后，高大杆的离婚案卷摆在了朱稷副庭长的案头，调解结案了。老李请了病假，说是积攒多年的老胃病犯了。只有索尔知道那三天里老李和他有多威风，也有多低气地说小话儿，不仅给高大杆在镇子里找到了固定工作，还在夹河村的豆腐坊里给高大杆的媳妇谋了个差事儿。
人都说，没想到高大杆在城里还有的这么牛的法官亲戚儿，镇长亲自登门，嘘寒问暖的。那以后，每年山货下来的时候，门卫都会打电话，“老李，你家亲戚儿又来送蘑菇和软枣子了”。
索尔也是在夹河村第一次被酒撂倒了，直到第二天太阳老高了，才醒过来，发现自己睡在一个炕上，云里雾里的是黑得发亮的炕琴柜，柜子上叠着红花蓝底儿的被褥和四四方方的长枕头，光透过来的地方是糊着窗纸的木格子窗。
一个四十多岁模样的妇人看他醒了，忙说：
“镇长把你和李法官安排在我家的，李法官吃了早，去村部了，说不急，让你吃了饭去找他，一起去接大杆子媳妇儿。”
“谢谢你，大婶儿，给你们添麻烦了。”
那妇人的脸一下子红了：
“可别喊婶子，听李法官说了，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论年纪，我才长你5、6岁，俺公公是夹河村的村长。”
老李有句名言：
“民法就是庶民的活生之法，谋了生计，有吃有喝，才有婚姻，才有家，只要日子能过，再难缠的事情也会有解。”
可索尔对夹河村印象最深的不是高大杆，而是一种叫曼陀罗的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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