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山城始筑年代考辨(3)

　　四　　西川王去世后,太子即位,是为烽上王。
　　烽上王二年、五年,新城再次出现在《三国史记》中。《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烽上王》:“二年(293)秋八月,慕容廆来侵。王欲往新城避贼,行至鹄林,慕容廆知王出,引兵追之。将及,王惧。时新城宰北部小兄高奴子领五百骑迎王,逢贼奋击之,廆军败退。王喜,加高奴子爵为大兄,兼赐鹄林为食邑”。
　　三年后,慕容廆再次侵入高句丽。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烽上王》:“五年(296)秋八月,慕容廆来侵,至故国原,见西川王墓,使人发之。役者有暴死者,亦闻圹内有乐声,恐有神,乃引退。王谓群臣曰:'慕容氏兵马精强,屡犯我疆场,为之奈何?’国相仓助利对曰:'北部大兄高奴子贤且勇,大王若欲御寇安民,非高奴子无可用者。’王以高奴子为新城太守。善政有威声,慕容廆不复来寇”。
　　这两条史料,不见于中国史籍。
　　按《三国史记》烽上王五年条所言,新城宰高奴子被提拔为新城太守,“善政有威声”,从此“慕容廆不复来寇”,寻绎其间的因果关系,慕容廆当从新城而来。新城太守高奴子的主要任务是“御寇”,这个新城当在慕容廆进击高句丽交通线上的前端。后燕慕容盛、隋代王仁恭、唐代李道宗等东伐高句丽,首先进击的便是新城(今高尔山城),结合这些后来发生的战事,《三国史记》烽上王二年、五年条中出现的新城,似乎指的都是高尔山城。然而矛盾接踵而至,烽上王二年慕容廆从新城来,烽上王又向新城去,两者行向相对,烽上王岂不是自投罗网,怎谓“避贼”?
　　多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此做过解释,认为双方各自行在高句丽南道和北道上,互不交面。现在看来,这个解释过于勉强。当时高尔山城根本没有“出生”,烽上王到此来避什么贼?
　　慕容廆没有占领辽东之前,其政权辖域和高句丽之间隔有西晋辽东、玄菟二郡,两者互不交壤,怎能屡生战事?公元319年,慕容廆逼走西晋平州刺史崔毖,拿下辽东之后,方与高句丽接界,双方直接冲突于是才有了可能。

　　东晋建国两年后的太兴二年(319),平州刺史崔毖镇守辽东,招募流亡的士民,但士民多归慕容廆,崔毖内心不平,于是阴结高句丽、宇文和段氏等,欲合兵攻灭慕容廆,“以分其地”。三国进攻棘城,慕容廆“闭门不战”,巧施小计,瓦解了敌兵。不久,崔毖逃亡高句丽,辽东尽归慕容所有。晋元帝顺水推舟,封慕容廆为都督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自是,辽东不复属晋。

　　为了争夺辽东,高句丽和慕容政权战事遂生,《资治通鉴·晋纪·中宗中》有如下记载:

　　太兴二年(319),慕容廆初占辽东,“以其子(慕容)仁为征虏将军,镇辽东,官府市里,安堵如故。高句丽将如奴子据于河城,廆遣将军张统掩击,擒之,俘其众千余家”。不久,“高句丽数寇辽东,廆遣慕容翰、慕容仁伐之,高句丽王乙弗利逆来求盟,翰、仁乃还”。

　　太兴三年(320)八月,“高句丽寇辽东,慕容仁与战,大败之,自是不敢犯仁境”。(《晋书·慕容廆载记》记此战云:“高句丽寇辽东,廆遣众击败之。”)这是见于中国史籍记载的慕容氏政权与高句丽最初发生的几次战役,慕容廆每每胜算,高句丽连连失利。但对高句丽当时的国力也不可低估,《梁书·高句骊传》:“元帝授(慕容廆)平州刺史,句丽王乙弗利频寇辽东,廆不能制”。可见慕容廆任平州刺史之初,国势欠强,尚无能力从根本上制约高句丽对辽东地带的寇抄。我们疑心,20多年前的慕容廆,恐怕更没有能力两次率军侵入高句丽。

　　《三国史记》烽上王二年八月“慕容廆来侵”条存在诸多矛盾和疑点,而五年八月“慕容廆来侵”条则更多演义和传说成分。公元296年,慕容廆从徒河青山徙居棘城刚刚过了两年,千里迢迢杀到高句丽都城附近的故国原,未曾交战,便开始挖掘高句丽西川王墓。挖墓过程中,有人暴死,墓内又传出乐声,由于担心墓中存有神灵,便惶惶然自动退师。这一行径实在荒唐,不可理喻。与其说这是信史,莫如说这是演义。

　　此外,《三国史记》中高奴子所任的“宰”、“太守”,也不是高句丽的官职。

　　我们想,《三国史记》作者金富轼可能是把不同时期的史事和民间传说相互揉合,写出了这两条记事。那个高奴子,可能就是由张统掩击的“如奴子”脱化而来,而慕容廆掘西川王墓,可能是慕容皝掘乙弗利墓的提前重复。

　　我们并不全盘否定《三国史记》的史料价值,但书中存在演义、传说等非信史因素,却需谨慎对待,许多学者对此已有深辟论述。因此,《三国史记》公元293年、296年关于慕容廆入侵高句丽的两条记载,还是不作信史看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