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边墙敌台
明代沈阳中卫山川地理图
明代旋风铜炮
《全辽志》明代辽东边墙图
历史脚步行至明代后，沈阳城成为一座辽东军事重镇。明朝千方百计修筑边墙，加固沈阳城池，形成一系列完整而缜密的军事防御体系。让我们看看明代沈阳的军事防御格局——
费尽周章
明朝统一东北
史载，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攻克大都，元朝顺帝向北逃遁，元王朝土崩瓦解。但是，元朝的残余势力在北方依然十分活跃。元朝辽阳行省的“故臣遗老”各自拥兵割据，控制东北各地政局。其中，最强盛的是纳哈出。
纳哈出曾担任元朝太平路(广西崇左)万户。元朝至正十五年(1355年)，纳哈出被朱元璋俘获。为政治瓦解敌方，促进统一大业，朱元璋释放了这个本该杀头的阶下囚。纳哈出获释后，返回辽阳，担任了元朝辽阳行省平章政事。史料记载，在此期间，纳哈出在沈阳等地拥兵20余万人，势力强盛。
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抓住元顺帝去世的有利时机，明朝派人到辽东，向元朝“故臣遗老”送上“橄榄枝”。明朝的怀柔政策，感动了控制辽南的元朝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他向明朝献出金、复、海、盖等地，以表归顺。明代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明朝设置辽东卫，任命刘益担任指挥同知。同年六月，明军走海路登陆辽东，在辽阳设置“定辽都卫”。在此后的不到两年时间内，辽阳周边的元朝“故臣遗老”小股势力先后降服，为向北攻取纳哈出创造了条件。
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朱元璋派人给纳哈出送信，以情动人，劝说他归顺明朝。第二年五月，朱元璋再次致信纳哈出，劝说他立即悬崖勒马，不要一意孤行。然而，对于朱元璋的规劝，纳哈出非但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反对明朝。直到明代洪武二十年(1387年)，在20万明军压境之下，纳哈出才最终投降。至此，东北地区基本统一。
“建藩守边”
设置“沈阳中卫”
明朝统一东北之后，并未实行中原地区的行省、州县行政建制，而是先后设置了辽东、奴儿干两个都司，以及北平行都司，下辖400多个“卫”，卫下辖“所”，成为军政合一的特殊管理体制。
当时，辽沈地区属于辽东都指挥使司。辽东都司下设25卫、两州。史料记载，明代洪武七年(1374年)确定的卫所建制为：一个卫5600人，分设5个千户所；每千户所1120人，分设10个百户所；每百户所下辖两个总旗；每总旗下辖5个小旗；每小旗有10名士兵。“沈阳中卫”，便是辽东都司25卫之一。
《明实录》记载，“沈阳中卫”于明代洪武十九年(1386年)八月设立。朱元璋将24个儿子中的12个儿子王府，建造在北方。当时称之为“建藩守边”。其中，位于东北地区及北京的有：广宁的辽王朱植、大宁的宁王朱权、开原的韩王朱松、沈阳的沈王朱模、北平的燕王朱棣。明朝规定，每个王府均设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设置三护卫，卫设左、右、前、后、中5个千户所。朱模是朱元璋第21个儿子，明代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为“沈王”，同年在沈阳建立王府；第二年，设立沈阳中护卫。然而，朱模始终未到沈阳。明代永乐六年(1408年)，沈王府迁至山西潞州。
防御缜密
沈阳辽东边墙
辽东边墙，为明代长城东段，西起铁场堡吾名口台(绥中李家乡荆条沟村西)，东至鸭绿江畔江沿台堡邦山台(宽甸虎山南麓)，全长千余公里。
以开原为分界点，将辽东边墙分为东西两段。其中，西段边墙修筑较早，明朝正统年间基本建成，嘉靖、万历年间均有修缮；东段边墙大部修筑于天顺、成化年间。整个辽东边墙走势呈“M”形，中间向南凹进地段，为辽河河套地区。辽东边墙自山海关起始，向东北走向，抵达广宁后，不再继续东北走向，而是陡然南下，沿辽河中下游西部地区凹进，至三岔河过辽河之后，又大体沿辽河东岸逶迤北上，直奔开原。
辽东边墙，从沈阳西侧由西南向东北通过，由辽阳小北河横跨浑河，进入辽中县肖寨门，经茨榆坨、四方台，进入于洪区彰驿，再向北经大潘、沙岭、三台子、马三家子、石佛寺，然后进入铁岭境内，全长约45公里。
明朝将边墙划分9个防御区，称之为“九边”或“九镇”，分兵把守，每镇设有总兵领辖，以加强边墙的防御、管理、维修。明代嘉靖年间，辽东镇管辖的辽东边墙沿线，共有官兵9.5369万人。“九镇”的每个镇，均为庞大的防御体系，镇城下有路城，路城下有卫城，卫城下有所城，所城下有堡城，堡城下有台空。总兵为辽东都司最高军事首脑，驻镇广宁(北镇)。明代天顺六年(1462年)，明朝设置了“分守辽阳副总兵”，统领定辽左、右、中、前、后、东宁、海城、盖县、沈阳9个“卫”，以及叆阳等44处城堡。明代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在沈阳设置了“游击”官职，受辽阳副总兵领导。明代隆庆元年(1567年)，长营堡划归沈阳管理，沈阳“游击”驻扎平虏堡。沈阳、蒲河等城均设守备。
固若金汤
沈阳中卫防线
史料记载，沈阳中卫城及其所辖堡、墩台、障塞，共有守边官兵2103人。其中，沈阳中卫城内官兵917人；31座边台瞭望值守官兵总计155人；静远堡(于洪区马三家子静远堡)，官兵341人；平虏堡(于洪区平罗)，官兵270人；上榆林堡(于洪区解放乡上榆林)，官兵399人。防御障塞为土墙，位于沈阳以西，自静远堡接辽阳长营堡，北至上榆林，全长9752丈。
所谓31座边台，是指修建在边墙墙体上的高台，每隔五六十米至二三百米就有一座。边台突出于墙外，以便哨兵值守。边台又分为墙台、敌台两种。墙台高出边墙约两米，上小下大，又称为“马面”。墙台外侧和左右两侧砌有垛口，有的墙台上面建有铺房，供官兵休息，遮风避雨。敌台又叫敌楼、空心台，二至三层不等，第一层是高出墙体的实心台，在其上建造空心台一至两层，中间砌筑券顶，周围小券为走廊，四周设有箭窗，供官兵射箭、放铳炮，中间还有守卫官兵居住的小房间。
烽火台亦称烟墩、烽堠、狼烟台。烽火台修筑在山顶边墙等高处，专门用来传递军事情报。烽火台之间相距一两千米，台上囤积着大量的麦秆、柴草，官兵昼夜守望。遇有敌情，白天放烟，晚上点火。附近烽火台官兵看到烟火后，立即施放烟火，如此接力般地一台传一台，很快便将敌情传递给军事指挥中心。明代，施放烟火的同时，还要鸣炮。明代成化二年(1466年)，朝廷规定：看到一两名至百余名敌人，要举放一烽一炮；500名敌人前来，要举放两烽两炮；发现千余名敌人，举放三烽三炮；5000名敌人以上，举放四烽四炮；万余名敌兵来犯，必须举放五烽五炮。于是，军事决策者便立即得知来犯敌人的实力，以便迅速制定御敌方案，调兵遣将，适时出击。
此外，边墙沿线还设有路台，又称“路口空”。史料记载，路台高3.5丈，周围40丈，每台有5名兵士把守。一旦敌人来袭，路过的行人便立即进入路台躲避。这种路台始建于明代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自山海关至开原，每间隔5里设置一座路台，以后又有所增加。每个路台的值守兵士，均备有一面黄旗，发现敌情后，立即挥舞黄旗，敦促行人进入路台躲避。史载，沈阳地区的边墙有3座路台：殷孙儿台、鲍家台、钮三官台；蒲河地方有5座路台：古城台、黄隆孙台、北烟台、北界台、王延寿小台。
史载，明代嘉靖年间，沈阳中卫制造军器、火器的年生产量为：军器，顿项盔160顶、铠甲160副、腰刀160把、弓连弦80张、箭4800支、撒袋80副；火器，二将军(炮)一门、佛郎机(炮)24门、神炮74个、铜铳283个、神枪55支。
蒲河建闸
蓄水护卫沈阳
蒲河发源于铁岭南偏东约35公里的响龙山，西南流向，从沈北新区望滨乡进入沈阳境内。明代，曾在蒲河上修建了水利闸门，利用浦河之水阻止敌兵侵扰沈阳。
该水利闸门位于平虏堡。蒲河流经平虏堡东南时，河水较浅。敌兵时常从此突入，骚扰沈阳民众。明代弘治十七年(1504年)，在蒲河建造了水利闸门，闸门高1.5丈、宽2.5丈，河水积聚后，将水面抬高，阻挡了敌兵从此逾越。与此同时，又在闸门边建造了一座敌台，一旦敌人侵犯，明军便可从闸门敌台，或者附近的望平台、小黑林台出兵御敌。水利闸门建成之后，阻挡了敌人骑兵的骚扰，春夏秋三季，农民安心耕种，冬季进入沈阳城避险。
后来，闸门年久失修损坏，再也起不到提高水位御敌的作用，敌人骑兵越过蒲河如履平地，常常瞬间就出现在沈阳城西，肆意抢掠，袭扰民众，明军抵御不及。地方官员几次欲修复该闸门，但均因工程费用巨大，难以筹措资金，致使修复闸门工程一直搁浅。
明代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四月，巡按李辅来沈阳视察时，沈阳地方官员汇报说，该闸门之于御敌十分重要，堪称沈阳北部军事防线，应该修复。巡按李辅当即同意修复闸门。新闸门在旧闸门基址上修建，比旧闸门更加坚固耐用。新修建的闸门闸口朝西。因河面宽5.2丈，故在蒲河两岸各砌筑了一座码头，各深入河身两丈，顺长各3.5丈，河中心闸门宽1.2丈。新闸门工程采用大石条900块，每块长6尺、厚1.5尺、宽2尺；闸门板采用10根松木枋。整个工程造价120余两白银。
清代崇德六年(1641年)，该闸门被拆除，取其石料建造了永安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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