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通史》第六册，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八百多年前，“抚顺大官屯窑烧制的黑釉器，产量很大，在东北各她的遗址中都有发现”。还说：“浇窑的燃料已经广泛使用煤”。这为我们追溯金代大官屯古窑的历史面貌和当年抚顺地区的经济开发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
在金代，抚顺大官屯之所以成为当时著名的陶瓷产地，是有其地理和历史原因的。公元926年，辽“以所俘汉民，置贵德州，城址即在高尔山附近，人口为二万零八百九十六户，约有十多万人。在金代，抚顺的行政机构虽然有所变化，但其人口、生产却没有因之减少或停止下来。特别是抚顺大官屯的瓷窑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在金兴起之前，女真人的生活用具极为简单、原始，“惟以木刻为盂，碟髹以漆，以贮食物”。为了改变这种原始生活用具，金代的女真人就特别需要陶瓷业的发展，而历史又为其创造了这种条件。（上图：大官屯窑址出土的黑釉大碗）
公元1115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王朝，次年，攻克了辽的贵德州。到公元1125年，辽亡，女真族统一了整个东北地区。这样，抚顺成为金的后方，出现了一个安定的和平环境。这就为逐渐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亲件。加之，金政权逐渐深入华北平原，大量汲取了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先进文化。汉族人民也大量北移，不仅增加了大批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特别是手工业技术。这样，就使辽代在抚顺建立的瓷窑很快得到恢复，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在大官屯以南地区，本来有煤苗裸露在外，煤层距地面浅处，破土可得。加之此地的土质也极好，确是发展窑业的大好基地。
所以，这里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以烧制瓷器为业的手工业者。而金王朝又一直采取了鼓励、支持民间经营窑业的政策，在金统治的一百多年时间内，大官屯制瓷业不断发展，日益兴旺。结果不仅出现了密集的瓷窑群，成为规摸较大的瓷器产地，而且形成了兴盛的制陶街。在制陶街上，买卖兴隆、热闹异常。手工业者出现了较细致的分工，有专门挖掘煤炭的，有专门制瓷烧窑的，也有专门从事瓷器买卖活动的。商业和手工业也随之繁荣起来，形成了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新商业区。
在金政权统治的范围内，商人们不断把大官屯出产的瓷器输送到东北各地，大官屯瓷器的影响越来越广。近年在东北各地发掘的金代遗址中，几乎都出土了大官屯烧制的陶瓷器皿，由此可见，当时大官屯窑业的兴旺程度和它在金代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影响。随着窑业生产发展和产品销路的不断扩大，大官屯窑业的生产技术也日见进步，在制作工艺方面，形成了白己独特的风格。后来，它的产品不仅流通于东北地区，河北、河南、山东以及江南各省的商人，也随着宋、金政权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往来于大官屯制陶街上。而且，不单单是陶瓷器的买卖，各种商品的交换也都在这一带进行。
内陆人贩来了中原地区的丝织品和其他的手工业产品，贩回去的是人参、药材，山货、皮毛及共他各种土产品。这就不仅促进了抚顺与东北地区的物资交流，同时也密切了东北与中原的商业贸易，进一步勾通了这里同中原的文化联系。（上图：大官屯窑窑炉之一 1937年摄）
据载：过去在开采老虎台、露天矿时，出土了大量的古钱，其中两宋的古钱就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强，这就说明了辽金时期，抚顺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是相当紧密的。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抚顺地区又发掘出土了两批窑藏古钱：一批是在1964年8月，于现今河北乡大沟村出土一黑瓷罐古钱，共八十多斤，另一批是在同年的10月，于哈达锁家沟村出土一黑瓷坛古钱，共七十多斤。在这两批共一百五十多斤的古钱中，两宋的古钱同样也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就更进一步反映了当时抚顺和中原贸易往来的频繁程度和繁荣景象。
到了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兴起，其势如疾风。公元1212年，蒙古骑兵攻陷了金朝的东京府，辽东归元朝所有。1214年，元朝大将木华黎又率骑兵扫平了辽西，其马蹄所过之地，城乡全成废墟，产业一时绝迹。正如史载那样：元季兵寇残暴，居民云散，辽东大地，鞠为棒莽，生灵之所存者，如在焚溺。可见蒙古骑兵的劫掠烧杀，是不堪闻问的。公元1231年，元太宗窝阔台遗大将萨里征伐朝鲜时，元之骑兵，又一次杀到抚顺，使抚顺遭到空前未有的洗劫。经过这一场烧杀摧残，抚顺繁荣的制陶街及高尔山上的佛教寺庙等，全部化为灰烬，制陶业随之绝迹，采煤业也由此中新。
通过对大官屯古瓷窑址的概略回顾，我们的先辈们勤劳智慧而勇于创造的精神，不禁使我们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同时，我们也不由得会想到：在我国悠久的历史征途上，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虽然出现过民族间暂时对峙分裂的局面，但是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不断交流而互相影响、共同进步，则是历史的主流。在八百多年前，抚顺地区的各族人民就并肩创造了如此兴旺繁荣的局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中，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共缔宏图，又将会形成一股多么巨大的物质力量，又将会给我们的后人留下多么光辉的业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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