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朝远征高句丽取胜的原因分析

【摘 要】有关高宗朝远征高句丽取胜的原因，本文拟从唐朝与高句丽两方面简要论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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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唐朝远征；战略
　　一、从唐朝方面论述
　　第一，知己知彼，稳操胜券。高宗之前唐朝多次向高句丽派出使者，在信息不通畅的古代，使者不仅要完成朝廷交付的外交任务，还需要具有获取对方国家国力信息资料的能力，即充当间谍，刺探、收集、反馈对方的信息。因而，到唐高宗时期，唐朝已掌握了大量的高句丽的信息资料，为其制定征伐高句丽的政策提供有效的参考。
　　根据高丽王朝时期金富轼所著的《三国史记》记载：“帝以我太子入朝，遣职方郎中陈大德答劳……为道亲戚存亡，人人垂涕，故所至士女夹道观之。王盛陈兵卫，引见使者。大德因奉规国虚实，吾人不知。”[5]以此可见陈大德出使高句丽并非只有“答劳”的作用，更是以使者身份为掩饰，借机考察高句丽的山川、地形、河流之貌，及其社会状况。这样的事例有很多，笔者不再一一列举。总的来说，唐朝使者所获得高句丽信息为唐高宗征伐高句丽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并且，太宗时期还掌握了高句丽的封域图。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破突厥颉利可汗，建武遣使奉贺，并上（高句丽）封域图。” [2]（卷199上，高丽传，P3620）高句丽的地形图为唐朝所掌握，使唐高宗朝对高句丽的城池、镇戍、疆域了如指掌，可以有效打破高句丽的战略部署。再者，高宗朝之前的多次征伐，深入高句丽境内，使高宗朝对高句丽的用兵策略、战略布局、风土民情有了更深的认识，因而可以针对高句丽做出恰当的战略部署。
　　第二，采取了恰当的策略。首先，唐高宗沿袭唐太宗后期对高句丽的扰袭战术，原因如此“高丽依山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驾亲征，国人不得耕种，所克之城，悉收其谷，继以旱灾，民太半乏食。今若数遣偏师，更迭扰其疆场，使彼疲于奔命，释耒入堡，数年之间，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矣”，唐朝因此扬长避短，对高句丽展开了数次水陆并进的扰袭战。这种灵活的战术使高句丽时刻都处于危机之中，国人恐惧而又疲敝。其次，采用南北夹击的战略。显庆五年（660年）唐军灭亡百济，使高句丽变得孤立无援。唐朝在百济故地设立郡县，用当地之财政税收养兵用兵，百济故地无疑成了唐朝在朝鲜半岛的一个军事基地。“第二战场”开辟以后，唐军一方面巩固在百济的统治，另一方面与新罗兵联合，与辽东唐军呈南北夹击之势。高句丽军同时面对来自南北两个战场的压力，战事捉襟见肘，处于劣势。可以说，南北夹击的战略思想是唐最终能够灭亡高句丽重要的原因之一。再次，高宗放弃亲征，使东征将领有足够的权力以灵活制定战争策略，可以针对不同的战争形势便宜行事。因而，高宗时期的东征高句丽多能出奇兵，使高句丽措手不及，疲于应付。
　　第三，得益于“兵募”的使用。上一部分笔者谈到了蕃兵藩将在高宗时期东征高句丽的作用，因蕃兵藩将是与以夷制夷的策略相结合的，所以使用蕃兵藩将应属于策略范畴。而这里笔者将唐高宗时期兵募的使用作为其取得东征胜利的一个原因来论述。“募兵不是一种固定的兵制，平时没有固定的兵员和编制，有事征募，事罢即回到家乡，或就地恢复民丁的身份。”[14] 再者，兵募是一种交易手段，朝廷会支付其很高的报酬，钱粮或者官职，以激发其斗志。“贞观、永徽年中，东西征役，身死王事者，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职，亦有回亡者官爵与其子弟……往前渡海者，即得一转勋官” [2]（卷84，刘仁轨传，P1892）政府以丰厚的报酬为手段招募士兵，给予他们的待遇既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士兵可凭借军功大小，得到相应的官职或爵位。因而丁民多趋之若鹜，有很高的积极性，战斗力也较强。
　　高宗显庆五年后兵募的战斗力虽然开始下滑，但是其仍是唐丽战争的主力部队。《旧唐书・刘仁轨传》有对兵募的描述，“显庆五年，破百济勋，及向平壤苦战助，当时军将号令，并言与高官厚赏，百方购募，无种不道。”[2]（卷84，刘仁轨传，P1892）可以从中知道，兵募在灭亡百济、围困平壤这两次大的战役中发挥的作用。唐灭百济之后，希望一举攻破高句丽，于是不断调遣兵募增援。《旧唐书・高宗本纪》载显庆六年（661年）正月，“于河南、河北、淮南六十七州，募得四万四千六百四十六人，往平雄带方道行营。” [2]（卷4，高宗本纪，P55）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发动对高句丽的总攻，总兵力达五十多万，除了部分的蕃兵和少量的府兵外，主要兵力仍是兵募。可见，兵募制度给唐高宗远征提供了充足的兵源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第四，征伐高句丽的胜利与高宗时期国内安定、富庶、人才济济有很大关系。唐朝方面，经过太宗时的“贞观之治”，至唐高宗时，全国一派盛世景象，国力强盛，国内安定，百姓富足，素有“永徽之治”之称，因而可以调动充足的国家资源应对高句丽战争。再者国内文臣武将人才辈出，文有长孙无忌、杜正伦、卢承庆之类以保内政之稳；武有李�、苏定方、刘仁轨、薛仁贵之辈以保证正确的军事策略得以贯彻实施。
　　二、从高句丽方面论述
　　第一，高丽内乱，国力内耗严重。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丽盖苏文去世，其长子泉男生即位莫离支，男生他的两个弟弟泉男建、泉男产不服，并挑起内乱，泉男生败下阵来，便逃至唐朝入朝求救。此时，泉盖苏文的弟弟泉男净土也率领部众投向唐朝。高丽内乱，导致内部力量削弱，为唐征伐高丽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良机。《资治通鉴》称：“今高藏微弱，权臣植命，盖苏文死，男建兄弟内相攻夺，男生倾心内附，为我乡导，彼之情伪，靡不知之。以陛下明圣，国家富强，将士尽力，以乘高丽之乱，其势必克”。[3]（卷201，总章元年，P2452） 唐高宗得此良机，便发动对高句丽的总攻势。
　　第二，高宗朝之前，中原王朝常年远征高句丽，导致其疲敝不堪。在隋朝几次打几下，“高丽困弊，野无青草”。[8] （卷64，来护儿传，P1017）后经过唐太宗的一次重击，两次扰袭，高句丽国力严重下滑。此外，高句丽地小人少，国土并不辽阔，财政来源主要依赖于辽东地区，隋唐远征高句丽的主要战场就在辽东地区，长年累月的战火已使该地区面目疮痍。长期的战争也使高句丽青壮年多去从军，导致农业生产荒废，粮食减产严重。史料记载，在唐太宗几次征伐之后“高丽困吾师之入，户亡耗，田岁不收，下饥，卧死沟壑，不胜弊矣。” [1]（卷220，高丽传，P4705）高宗即位罢辽东之役后，高句丽国力虽然有一定恢复，但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抵御高宗朝的轮番进攻。可以这么说，是旷日持久的的战争，把高句丽拖也拖垮了。
　　第三，高句丽战略失误。一方面，高句丽未救援百济。显庆五年（660年）唐军进攻百济，高句丽对此却袖手旁观。百济孤立无援而灭亡，高句丽因此而失去一个重要盟友，使唐军成功开辟第二战场，并以此为基地形成对高句丽的南北夹击之势。可以说，这是高句丽的一次重大战略失误，为之后的亡国埋下隐患。另一方面，战略墨守成规不知变通。高句丽过分迷信以往抵御隋唐进攻的经验，注重坚守城池，其主要战略思想是守城和防御。但唐朝总能不断吸取失败教训，并根据形势调整战略思想。而高句丽的战略一直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过分依靠先前的经验，而没有发现唐朝的战术一直处在变换调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