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立坤
棘城，又称大棘城，始见于北魏崔鸿所著《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曹魏初年，鲜卑慕容部迁居辽西，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首领莫护跋从司马懿讨辽东公孙渊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东晋惠帝元康四年(294年)莫护跋之重孙慕容廆以棘城即颛顼之墟也，移居大棘城。东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年)，慕容廆之子慕容皝在棘城称燕王，署置百官，是为前燕之始，棘城成为前燕的第一个都城，咸康七年，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龙山之西为福德之地，营建龙城，第二年(342年)迁都龙城，棘城被降为县。棘城最后废弃是在公元447年，即北魏太平真君八年将棘城并于龙城县之后。
棘城做为慕容鲜卑的政治中心虽然仅48年(294—341年)的时间，但此其期间正是慕容鲜卑政治、经济、军事等都得到迅速发展时期，所以棘城做为前燕的第一个都城，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具体确定棘城的位置，对从考古遗存上研究慕容鲜卑及三燕文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以往对棘城位置的判断
关于棘城的位置，以往大体有两种说法。其中最早提出，也最有影响的是唐杜佑的《通典》卷一百七十八柳城郡条称：“汉徒河县之青山在郡城东百九十里，棘城即颛顼之墟，在郡城东南百七十里。”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即沿袭“棘城即颛顼之墟也，在郡东南一百七十里”说。因唐柳城郡治即今辽宁朝阳市，所以，此后研究东北史和乌桓鲜卑史比较有影响的如金毓黻的《东北通史》、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都根据《通典》说的方位里距将棘城推定在今锦州市附近，徒河之青山在今义县附近。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则进一步将棘城置于今义县西偏南的砖城子。王绵厚、李健才编者的《东北古代交通》则《认为“柳城东南一百七十里的棘城，应置于今辽西义县以南大凌河西岸的七里河一带”。韩宝兴在《辽东属国考一一兼论昌黎移地》一文又认为“棘城与大棘城应是子母城”，把棘城置于今锦西具女儿河北岸台集屯英房子村汉城址“英城子”，把大棘城置于今锦西县台集屯镇西北小荒地古城址[1]。还有解放前日本人编的《满州历史地理》及孙进已、冯永廉主编的《东北历史地理》将棘城置于今锦州市北境，但没确指其地。以上所述各家说法都是依据《通典》所说的方位里距得出的结论，可称为柳城东南说。另一种说法是《清一统志》认为：“大棘城在义州西北，徒河旧城在锦县西北”，《盛京通志》和杨守敬的《西晋地理图》则认为棘城在今义县，徒河在今锦县西北。义县在今朝阳市(唐柳城郡治)东略偏南，义县之西北即朝阳市之东或东北，与《通典》所说柳城郡东南相悖，可称为义县西北或义县说。但上述两种说法也有相同之处，即棘城在朝阳市之东，只是偏南或偏北的区别，大方向是一致的(见附图)。
二、考证棘城位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棘城在文献中记载不多，尤其是没有明确的座标，所以才使众说不一。综合文献所记，棘城位置应符合以下七个条件。
首先，棘城应有早于三国时期的遗存。《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晋书·慕容廆载记》都称莫护跋魏初率部迁居辽两。于公元238年“始建国于棘城之北”，可见莫护跋并不是建国于棘城，而足以棘城为莫护跋建国之地的座际，棘城在此之前早就已经存在了。而两汉时期辽西地区郡县中又没有棘城，且棘城又被称做“颛顼之墟”，由此推测棘城应该有早期的遗存，棘城之名可能始于战国。所以具体确定棘城位置时，要注意汉、战国及其以前的大型遗址(城址)。
第二，棘城临河。据《太平御览》引范亨《燕书》称，后燕慕容盛在龙城称王时(398年1O月一401年8月)，筑龙城宫殿，大棘城河岸崩，出土铁筑头一千一百七十四枚(此处可能有误，“铁筑头”为夯筑工具，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数量，姑且记此存疑)。可知棘城临河，而且很可能在河的右岸。这种铁筑头也不可能是前燕时期的，进一步证明棘城有早期的遗存。
第三，棘城当距龙城不远，且在龙城之东或北。咸康八年，慕容皝将都城由棘城迁到龙城，北魏太平真君八年，并柳城、昌黎、棘城三县属龙城县[2]，此柳城为汉柳城，位于今朝阳市(龙城)南二十五华里左右的大凌河东岸袁台子村北，昌黎为前燕所徙之昌黎，位于今朝阳市西南约九十华里的大凌河东岸木头城子。当时的县所辖范围不会很大，如前举龙城距柳城不过二十五华里，距昌黎不过九十华里，柳城距昌黎不到七十华里，因此说，棘城距龙城亦不会很远。而且柳城在龙城之南，昌黎在龙城之西南，由此推断棘城应当在龙城之东或北，但北魏时龙城之北不远即为契丹地，因此，棘城应该在龙城之东。
第四，棘城距“棘城之北”亦应很近。《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晋书》均称莫护跋“建国于棘城之北”，同时又说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龙山之西建龙城，龙城(朝阳市)距柳城(袁台子附近)仅仅二十五华里左右，距龙山(城东凤凰山)仅隔大凌河，依此推断，棘城和“棘城之北”也应很近，而且以棘城为慕容氏建国之地的座标，说明附近没有比棘城更大的城址。
第五、棘城附近有黑石谷。黑石谷是以地貌特征命名，所以黑石谷应多黑石。
第六，棘城当处在大凌河谷这条交通要道上，而且地势亦比较开阔。大凌河谷地是联结东北与华北之间的重要交通要道，在辽西乃至整个东北都占有重要地位，慕容鲜卑从徒河之青山迁到大棘城，此时正是慕容鲜卑迅速发展时期，其所选择的都城位置不会远离大凌河谷这条交通要道。而且宇文、段氏、高句丽及石季龙都曾以数万的兵力围攻棘城[4]，可见棘城还应具备一定的规模。
第七，棘城做为前燕的第一个都城，附近应有丰富的魏晋及三燕时期的遗存。
三 棘城之北与徒河之青山
莫护跋先是迁居辽西，继而“建国于棘城之北”，其孙涉归又率部迁于“辽东北”，涉归死后，其子慕容廆又因辽东北地僻远，又迁于“徒河之青山”，而后迁于棘城。确定“棘城之北”与“徒河之青山”对考定棘城的位置具有决定意义。
以前诸家推断棘城位置均没注意到，徒河之青山”与“棘城之北”的关系，且把“徒河之青山”做专指解。窃以为“徒河之青山”并非专指某地，而是泛指一个地区。如莫护跋最初之迁居辽西。涉归之迁邑于辽东北，均是泛指。据考，今辽西北票境内的忙牛河及其汇入大凌河之后一段，即古之“徒河”[5]。“青山”即指今北票境内大凌河两岸之群山，这在《北齐书》中有明确的记载。《北齐书·文宣帝纪》天宝四年(553年)，高洋出师伐契丹，十月“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经昌黎城”。“癸卯至阳师水，倍道兼行，掩袭契丹。甲辰，帝亲逾山岭，为士卒先，指挥奋击，大破之”，同时，“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于青山大破契丹别部”。此次高洋的进军路线即今大凌河谷地，白狼城即今喀左县黄道营子古城，昌黎即朝阳县木头城子古城，阳师水为今朝阳市东北注入大凌河的顾洞河[6]。高洋卯到阳师水，第二天(甲辰)即与契丹接战，并大破之，其地点当距阳师水不远，相当于今北票南一带，司徒潘相乐破契丹别部的“青山”当在其东不远[7]。唐代的青山州亦在这一带。唐青山州乃析玄州置，玄州领静番一县，静番即在营州东北[8]。而且唐青山州辽时又为川州[9]，辽川州是有确址可考的，即今北票南八家乡四家板村南的古城址，此城北南临大凌河，在朝阳市东偏北五十华里左右[10]。北齐与唐的青山当是治袭魏晋时的“徒河之青山”而来，所以说泛指的“徒河之青山”即指今朝阳到义县段大凌河两岸地带，“棘城之北”亦在此范围之内。
“徒河之青山”大体范围确定之后，在此范围内有两处遗址与“棘城之北”有关。一是前面提到的辽川州城，即四家板古城址，但因目前所做工作不多，没有对城址进行科学发掘，仅从地表采集到的标本还不足以准确推断其使用年代。另一处是四家板古城址西北约十华里的金岭寺村西北大凌河东岸魏晋时期建筑址[11]，其建筑规格较高，绝非一般居住址，但亦因工作较少。还不能确指其范围和性质。
四、北票三官营子村战国遗址即棘城
通过前面的分析，北票南八家乡四家板村辽川州城和金岭寺村西大凌河东岸魏晋时期建筑址与“棘城之北”有关，棘城应在上述两遗址的南部不远处寻找。根据上面分析棘城应该具备的条件看，棘城非北票章吉营子乡三官营子遗址莫属，兹证明如下。
第一、三官营子村有大型的战国到辽金时期的遗址。经调查、勘探得知。三官营子及其以南、以西为一处大规模的遗址，面积达30万平方米，堆积厚1．5米，数年前在村内学校院打井时即出土有“燕王职”铭文的铜剑一把。遗址南300米处的“南台”高出现地表近4米，方形、每边长150米。地表散布遗物特别丰富，根据采集到的标本判断，此遗址始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战国到辽金时期亦曾沿用，而且遗址的西侧断层暴露有大面积的夯土。在“南台”的南部是一片坡地，修梯田时曾发现有战国、汉、魏晋时期的墓葬，朝阳市博物馆在三官营子村民手中征集到的两把魏晋时期铁剑即出土于此。另外，朝阳市博物馆收藏的战国铜盖豆、汉到魏晋的“宜子孙”铭双鱼纹铜洗，也都是从章青营子乡村民手中征集，出土地点不明，但章吉营子距三官营子仅三华里，附近又无其他大型战国到魏晋时期的遗址，因此，它们与三官营子遗址之间当不无关系[12]。第二、三官营子遗址北隔大凌河与辽川州相距十华里，顺大凌河而下距东北的金岭寺魏晋时期建筑址二十五华里，逆大凌河而上距西南的龙城五十华里。符合棘城临河，在龙城东不远、且距“棘城之北”很近这三个条件。第三、三官营子遗址西临一条季节河，从东南山谷中流出，在三官营子遗址西北汇入大凌河。在这条山谷中现有名为“青石梁”的村庄，经过实地调查发现，这条沟谷河床上黑石特别多，前面介绍的南台遗址上也是满布黑石。“黑石”又可称为“青石”，粱与谷又是相对而言，有梁则必有谷，“青石梁”与“黑石谷”都足以地貌特征，即多黑石而命名，这又与棘城有“黑石谷”相吻合。地貌特征一般变化不大，所以不同时代对同一地点以地貌特征命名基本是相同的，关于此类例子在辽西即可举出两个。一是1977年朝阳县台子乡山嘴子村南柏山西麓白道子山下出土的辽赵匡禹墓志称：葬于建州南“白杨口”，“白杨口”即今之“白道子”[13]。另一是1958年喀左县坤部营子乡钱杖子村西北双尖山南麓出土的辽王悦墓志称，葬于利州“西三十里尖山南麓”，“尖山”即今之“又尖山”[14]。第四，三官营子遗址与白狼城、柳城、龙城一样，都位于大凌河谷这条交通要道上。大凌河自朝阳东流经长宝营子到北票牛营子后，河谷遂渐开阔，直到北来的牤牛河汇入大凌河处，这一段约33公里长，其中章吉营子到三官营子一段河谷最宽达6公里。第五、三官营子附近已发现大量的魏晋与三燕时期的遗存。除前面提到的金岭寺村西建筑址和南台前墓葬外，在大凌河北岸的喇嘛洞[15]，艾树沟[16]，大凌河南岸的仓粮窖[17]，大板沟[18]，大碾子[19]，房身[20]，西沟[21]都有发现，而且出土遗物丰富、档次较高，可见这一带是慕容鲜卑的一个重要活动区。慕容鲜卑存辽西先后有两个中心活动区，建国前和建国初是以棘城为中心(包括“棘城之北”)，公元342年起，中心转移到龙城。所以，龙城东部的以三官营子遗址为中心的魏晋与三燕遗存分布区非棘城区莫属，三官营子遗址即为棘城。而且经过调查发现，三官营子附近还有很多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直到辽金时期的遗址，可见这一地带一直是人类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22]。
棘城的位置确定之后，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说明。首先，棘城既然在大凌河岸边，那么《水经注》为何不记?原因是棘城可能在北魏时即被水冲毁，加之郦道元又没有亲自到过辽西，这和汉柳城的情况相同。汉柳城也同样位于大凌河岸边，《水经注》也同样没记，而且城址遗迹已经没有踪迹，如果不是发现烧制印有“柳城”款板瓦的窑址，就很难让人相信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柳城故址[23]。棘城所在的三官营子和柳城所在的袁台子都位于大凌河右岸，极易犯水，所以这两座历史上的辽西重镇不仅没有发展起来，反而让人难以辨认了。其次三官营子在朝阳市(唐柳城)东五十华里。折唐里四十六里有余[24]，与《通典》所说棘城在柳城东南一百七十里及锦州说，或锦州北说，均不符。如果按《通典》所说里距推算，棘城应在今朝阳市东南一百八十三华里处，已经越过锦州，“徒河之青山”应在今朝阳市东二百零五华里处，越过了医巫间山[25]，与棘城锦州说、砖城子说、七里河说、英城子说尽管大方向相差不大，但里距离相差较多，亦不相吻合。以上各家所说，或是依据《通典》比附，或者与现代考古发现的城址对号入座，均没有充足的证据，更没有进行论证，所以均下足为信。而《清一统志》的棘城义县西北说与本文的结论则比较接近，只是把泛指的“徒河之青山”与徒河县混在一起了，并且没有确指棘城究在何地。
慕容皝由棘城而迁都龙城，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棘城水害比较严重和交通不便，地域狭窄。大凌河是以向右侧侵蚀为主，所以大凌河右岸的城址多受其害，如前面提到的汉柳城即被水冲毁，还有前燕的昌黎(崇州)，辽时为建州，后来因水害而迁到河北、即今朝阳大平房乡黄花滩城址。棘城位于大凌河右岸，受大凌河的侵害是必然的。相对说来。龙城位于大凌河左岸，受水害的危胁则小得多。而且龙城交通亦比棘城方便得多，棘城所在位置虽然控扼大凌河谷这条东西向的交通要道，但向南、向北均不方便，龙城则不然，向南越过凤凰山与柏山之间的山口不远即可经小凌河谷地而达沿海的辽西走廊，向北越过老虎山青峦岭可达蒙古草原，可谓正处在东西南北交通要冲上，而且地域平坦宽阔，所以，公元342年慕容皝迁都之后，直到隋唐，龙城(柳城)一直为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东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棘城则湮没无闻了。
《说文》卷十三·束部称：“棘、小枣丛生者”，也就是《朝刚县志》卷二十七·物产篇中所说的“似枣而小者，《尔雅》谓之，其心赤、其茎高。其花黄、其刺锐，亦有丛生者”的野生酸枣。这种酸枣树在辽西山地分布比较普遍，“棘城”之名可能就是棋据这种物产一一“棘”(野生酸枣)而起。
注释：
[1] 韩宝兴《辽东属国考—兼论昌黎移地》，《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2期。
[2] 《魏书·地形志》营州条。
[3] 《十六国春秋·前燕录》。
[4] 《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晋书·慕容廆载记》。
[5] 国岳《东胡源于土方考》，《民族研究》1987年3期。
[6] 田立坤《三燕与唐昌黎考》，《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l 期。
[7] 关于潘相乐“自东道趣青山”，《东北古代交通》一书依据《三国典略》称商洋讨契丹，“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向白狼城”的记载，而将“青山”置于今河北青龙县与辽西建昌县交界处(见该书83页)。根据《北齐书·文宣帝纪》，可知高洋走的是经白狼城的大凌河谷地，而潘相乐走的是“东道”，与高洋所走不是一条道，所以不能再“向白狼城”。本文依据《北齐书》把潘相乐破契丹别部的“青山”置于高洋破契丹地之东不远处。
[8] 《旧唐书·地理志二》称：玄州，隋开皇初置，处契丹李吉闾部落、静番、州治所。昌州，贞观二年置于营州东北，废静蕃戍，领契丹松漠部落，隶营州都督府。青山州景云元年析玄州置。由上引可知，隋玄州治静番，与唐昌州侨治的营州东北静蕃戍当是一地，因此说玄州在营州东北，而青山州乃析玄州置，当也在营州东北无疑。《新唐书》只记昌州侨治静蕃戍，而不言静蕃戍在营州东北。但唐时契丹在营州北及东北，处契丹部落的州亦应在营州北或东北，故此从《旧唐书》置静蕃戍于营州东北，这与在朝阳东北发现建于唐青山州地的辽代川州城址是相一致的。
[9] 《辽史·地理志》川州条。
[1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白石水库淹没区考古调查报告》，《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2期。
[11] 同[10]。
[12]《北票章吉营子乡大凌河南岸考古调查》，待刊。
[13] 邓宝学、李宇峰、孙国平《辽宁朝阳赵氏族墓》，《文物》1983年9期。
[14]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省喀左县辽王悦墓志》，《考古》1962年9期。
[15] 田立坤、李智《朝阳发现的三燕文化遗存及相关问题》，《文物》1994年11期。
[16] 同[10]。
[17] 孙国平、李智《辽宁北票仓粮窖鲜卑墓》，《文物》1994年1l期。
[18]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5年春发掘资料。
[19] 同[15]。
[20] 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0年1期。
[21] 同[15]。
[22] 同[12]。
[23] 高青山《朝阳袁台子汉代遗址发掘报告》，《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l期。
[24] 按唐里540米／里折算，见《中国自然地理·自然历史地理》附“历代度量衡换算简表”，科学出版社，1982年。
[25] 这里均按唐里540米／里折算，而且是量的两地直线距离。
（此文刊载于《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