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病毒到底有没有特效药？

病毒感染是一种自限性疾病，绝大多数病毒感染都会在7天内自愈，这是医学界的共识和常识。可是为什么一种会在7天内自愈的新冠病毒还能收走这么多人的生命？这个问题的答案，既不是因为专家骗人，也不是研究结论不科学，而是因为……请听我慢慢解释:

没错，准确地说7天后就没病毒什么事了。别说7天之后，其实病毒本身对人体也没有什么直接损害，它是通过激活人体免疫系统，引发感染部位的炎症反应，使得身体免疫系统攻击自身被感染的部位而造成伤害的。7天之后，病毒本身也许影响已经不大，病毒复制可能也不再活跃，但免疫系统对自身的感染部位的攻击却可能停不下来。不仅停不下来，还有不断放大，一发不可收拾的可能，那些转变为肺炎，最终死于新冠的病例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如果出现了肺炎，即便合并了细菌感染，抗生素也没什么卵用。若是炎症反应停不下来，什么素也救不了你。老百姓老以为抗生素是消炎药，其实根本不是，糖皮质激素才是消炎药。抗病毒的药物，例如辉瑞的Paxlovid，只能暂时阻断病毒复制，并不能直接减轻炎症反应。

我们现在的抗病毒研究思路是针对病毒的，这看起来很科学也很合理。你可能觉得，如果我们阻断了病毒复制，病毒量少了，炎症反应不就减轻了么？这听起来很正确，但也是个逻辑陷阱。若是这个病毒很少的量就能引发非常严重的炎症反应怎么办？例如当年的SARS。如果我们采取这种策略去处理病毒感染，那世界上所有的致病病毒是不是都要研发专门的药物来对抗呢？你觉得是新病毒的产生、变异的速度快，还是药厂的开发速度快呢？抗病毒逻辑还有一个问题，它本身就能引起病毒的变异，导致耐药。病毒的易变异性是它的天然特性，无法改变，药物的开发速度永远也赶不上病毒进化的速度，这就是我说的逻辑陷阱。

既然病毒引起的免疫反应才是伤害人体的核心问题，那我们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只关注人体的免疫反应，不要去关心病毒呢？只要控制住免疫反应，7天后无论是什么病毒都会被我们的免疫系统清除。这不就是一个通用的、对任何病毒都有效的抗病毒研发逻辑么？！这个聪明的系统可以让我们绕过抗病毒的逻辑，同样有效地去治疗病毒感染，为什么我们不去研发这样的系统呢？那是因为我们对人体的免疫反应，包括炎症反应还知之甚少，阻断它的手段和药物还很少。但是，这又是一个逻辑陷阱，对机制了解得少，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例如在新冠感染初期发热时，散列通和布洛芬的治疗难道没效吗？很大部分患者仅在退烧药的治疗下就能够痊愈，只是如果出现了“往来寒热”（见 发热了怎么办？一文），散列通和布洛芬就无效了。如果我们能够继续研发出药物A,B,C，使得出现往来寒热时候用A药物，往来寒热又咳嗽时候用B药物，往来寒热又拉肚子时候用C，配合散列通和布洛芬，我们是不是就开发出了一种与病毒无关的诊疗系统了呢？

当然，上述例子只解决了发热和它伴随的一部分症状，并没有囊括新冠疾病过程中的所有症状。但如果我们继续研发药物D,E,F,G......使得这些药物覆盖新冠引起的大部分症状，这样我们不就把问题解决了吗？！并且如果其他病毒感染时也产生了这些症状，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药物来治疗，因为这个系统是与病毒无关的，它只与症状有关，而症状只与时间有关，所以它是一个时间依赖性的动态系统，而非病毒依赖的静态系统。

那么，世界上是不是存在这样的诊疗系统呢？这里我不去下结论，大家自己通过个人的逻辑去判断。小日本的汉方就是中国经方，绝大多数方剂来源于《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小日本为什么要搞汉方？是因为70年代后的日本人口逐渐老龄化，小日本发现西药不能解决很多问题，因而再次复活汉方来解决一些问题，而且他们还真解决了一些问题，其中就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服用布洛芬或散列通后，如果出现了往来寒热怎么办？如果出现往来寒热，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用小柴胡汤：

如果服用退烧药后出现发热，汗出，口渴，小便短少，就用：

这就是为什么小日本搞了这么多汉方的中成药，但又列为第2类医药品，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一些西药无法处理的症状，作为补充。我比较喜欢的一本临床案头方剂书就是《临床应用汉方处方解说》，因为这本书的用药逻辑就是我说的仅关心症状，比起国内那些讲玄学的书要实用得多，配合国内的经方专著，可谓事半功倍。

这些汉方药在日本用量不大的原因是他们的汉方医生已经逐渐凋零，会用这些药的医生已经越来越少了，那是他们的体制原因。

在这样一个仅关心症状的体系下，我们要关心的根本不是“什么病毒”，而是“什么症状”，这个症状是会随时间而变化的，是动态的。这个体系不仅跟病毒无关，跟中医、西医也无关。假设西医也能够研发出有同样效果的西医版小柴胡汤、五苓散供我使用，那我也可以是一个西医。例如散列通与布洛芬的使用条件与麻黄汤是一致的，必须是“口中和”，如果已经出现了口干、咽痛、不欲饮食，就已经错过了散列通与布洛芬的使用时间了。

掌握了这一逻辑思维，再回头看自己在中医院校学习的东西和各种中医指南就会有不同的认知。我们那些中医指南的问题在于无法涵盖所有可能的症状情况，其次其有效性也没有经过大规模的临床验证。就拿新冠来说，其引发的随症状如此之多，变化如此之快，治疗时几乎要用到伤寒里方子的50%，还包括金匮里的一些方子，差不多是50多个方子，相比之下指南里的方子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实在是无法满足临床使用。这个动态的系统、时间依赖性的系统，正是我们所讲的辨证，请见《什么是中医的辨证，什么是证型》一文。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与病毒无关的系统，我们才可以直接跳过病种，采用这种仅关心“什么时间出现什么症状”的逻辑来治疗慢性疾病，请见《一切皆感冒——再论六经辨证体系》一文。如果我们开方治病的时候总是考虑什么病原体感染，开出的方子是静态的，不会随时间变化，那么其疗效差是可想而知的，这也是当代中医院校学生的一大困惑。

最后请让我引用已故著名经方家祝味菊先生与弟子陈苏生合著的《伤寒质难》中，陈苏生在遇到祝味菊之前的感慨来结束本文：

“苏生淬励十年，以求适用于世，及乎临诊，惘然若失。四家之说，初未能尽治杂病；温热之论，亦未能尽如人意。传习套方，可以应世求食，未足以 起大病而救夭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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