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燕子李三来说，也是一位曾经大名鼎鼎的人物。要了解“燕子李三”，首先必须弄清一个问题：燕子李三有不同的版本，各有各的传说。也就是说，在那个历史年代，曾经有好几个燕子李三，并非只是一人。而民间和官府又将各种无头盗案归结到其名号上，同时一些高来高去的飞贼也自夸是燕子李三，便于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因此，当一个燕子李三被官府擒杀后，往往在其他地区又出现了自称或被讹传的“李三犯案”。所以严格来说，燕子李三已经成了当时活跃在北方平津冀鲁地区的许多飞贼共用的代名词。
根据相关的记载，大致上说有这么几个“燕子李三”， 一个是河北省保定市涿州的“燕子李三”，原名叫李景华，幼随叔父落户沧州由于他有时把偷来的东西分给穷人一些，算是个义盗；一个是山东禹城的李圣武，此人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盗，后被枪决。但年代最早的是河北省沧州市的李云龙。李云龙1837年出生，在家排行老三，最早使用“燕子”的绰号。
在这些李三当中，谁又是真正的李三呢？根据蔡礼先生所记载的《我所了解的燕子李三》中明确说明了李景华便是真实的“燕子李三”，因为蔡礼先生曾经是李三的辩护律师。下面我们就跟随蔡礼先生的这份记录来还原一下这位明末民初的京津侠盗的本来面目吧。
燕子李三是30年代平津地区有名的飞贼。那时他的行踪曾引起官方、警方的注意，新闻界对有关他的消息也时有报道。我在五十年前曾作过燕子李三的辩护律师，现把我当时所了解到的关于他的情况介绍如下：
燕子李三原名李景华，涿州人。他小的时候跟着叔叔到沧州落了户。在沧州，他给人家放牛，做零活。沧州人练武的多，他在那儿学了点武艺。那时，他就小偷小摸的。后来，他的胆子越来越大，由小偷小摸变为到处偷盗。他自称燕子李三，以标榜自己身轻如燕。十八九岁时，他跟着沧州一个走江湖的班子到河南洛阳卖过艺。在洛阳时，班子住所里丢了东西，人家怀疑他，就把他赶出去了。他在洛阳人地两生，没有着落，便靠偷盗生活。
燕子李三偷盗有两个特点，一是专偷豪门富户，一是作案后总要留些痕迹，意思是为被盗户的仆人开脱。因此社会上就流传着李三是个侠盗的说法。
民国十四、五年时（1925年—1926年），燕子李三来往于平汉线上，在河南、湖北等地作案。一次，他偷到了洛阳警备司令白坚武的家里。白坚武十分恼怒，可是他怕警备司令让人偷了的事情传出去，有伤自已的脸面，所以没有大动干戈，只是命令手下人想法捉住李三。但要捉住李三谈何容易，他上火车根本不买票，火车急驰着，他就能飞身跳上去。那时，他已是个小有名气的飞贼了。
这段时期，李三为了逃避追捕，隐姓埋名躲了起来。他到过河南少林寺，结识过那里的和尚。后来，他又沿着平汉线来到平津一带活动。此间他作案无数，轰动平津。他到当时临时执政段祺瑞的宅第（在吉兆胡同东口）偷盗过；偷过国务总理潘复以及张宗昌、褚玉璞等人的财物。他偷的大多是金银首饰贵重衣物。他偷的东西，给过穷人一些，但是绝大部分被他吃喝嫖赌挥霍掉了。因此，他不是什么专门劫富济贫的“侠盗”，不过是把倘来之物，随便处置罢了。当然，也不能说他对穷人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燕子李三确实会一些武功。他能头朝下，身子像壁虎一样紧贴墙壁往上爬，他曾在白塔寺高高的大殿墙壁上爬过，这招儿叫“蝎子爬”。他还会点气功，不知怎么一用气，脚后跟的那块骨头便能缩回去。他随身带一条绳子，绳子一端拴个铁爪子，把绳子往树上或木梁上一扔，铁爪就抓在木头上，他便顺绳子爬上去了。正因为这样，侦缉队虽多次对他严加缉拿，但是很难抓到。就是抓到了也看不住他，他的脚后跟骨一缩，铁镣就脱落下来。所以他在北平曾七次被捕，七次脱逃。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燕子李三被抓获，警方把他送到北平感化所。感化所巡官史海山怕他从自己手下逃走就想法笼络他，除了给他吃好的喝好的，还免除了他每日的劳役。后来，他们俩人竟拜了盟兄弟。史海山对李三的偷盗行为不仅不加以“感化”，慢慢地还和他合起伙来。李三偷来的赃物，也分给他一部分。李三有史海山庇护，更是有恃无恐。民国二十三年夏季，仅两个月的时间，他就接连作案十几起。
这年8月的一天晚上，西单丽华绸缎庄的经理潘国英去哈尔飞剧场（现西单剧场）听戏。戏散场时，李三正在西单附近游逛。他看见潘国英坐上漂亮的包月车，就想这准是个阔主，于是就尾随在车后，一直跟到西单牌楼二条潘的住所。他躲在车后，车夫收车时，他也跟了进去，和车子一起被关在车房之内。等车夫走了之后，他就寻机偷盗。
当时，丽华绸缎庄是个大买卖，有钱有势。潘家发现失窃后，立即报了案，并和有关的店铺打了招呼。
李三偷盗后，把一些赃物送给感化所巡官史海山等人。有一天，史海山把李三给他的一件毛背心拿去洗染。洗染房事先已听说潘宅丢了件毛背心，收衣服时，便仔细盘问了来人的姓名、家庭住址等等，然后马上报告了潘宅。潘宅被盗之事由此破了案。
侦辑队将史海山和其他一些接受赃物的人抓了去，在前门外鹞儿胡同的警厅里严加审问。李三得知这个消息后躲在审讯大厅的屋顶上偷听，被侦缉队发现。侦缉队人多，又都会些武艺，当场就把他抓住了。当时的侦缉队长是马玉林，他审问一番后，就把李三交给了检察处。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北平地方法院开始审理燕子李三盗窃一案。原告说李三不仅偷了潘宅的赃物，而且还用枪对潘宅的仆人进行恫吓，有强暴行为。李三在法庭上坚辞否认自己在偷盗时有强暴行为。但地方法院检察官只听一面之词，认定李三犯有“强盗罪”。同年1月24日，北平地方法院遂据此从重判处李12年徒刑。李三不服，在退庭时，他全身刑具，一边走一边高声说：“诸位老哥们听着，我李三原是偷人家，并没抢人家，我不能服，绝对上诉。”法院为了防止李三再次脱逃，判刑后又给他带上了“木狗子”。“木狗子”是一种原始的、野蛮的刑具（和林冲发配时带的木枷相似）。这种刑具，在脚上戴三年，双腿就会残废走不了路。
解放前，穷人请律师很难，没有钱，律师一般不愿为其辩护。河北高等法院院长李栋，曾组织了一个义务劳动法律委员会，号召律师自愿报名，为穷人义务辨护。当时报名的有十几个人，大都是比较年轻的律师。我于1931年在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当了几年律师后，便担任北平律师公会的副会长。义务劳动法律委员会成立后，我是它的当然成员，并被大家推选为会长。
燕子李三被判刑后，始终不服，向河北高等法院上诉。当时，李三一案是个比较大的案子，高等法院允予重新审理。可是谁都不愿给李三辩护。高等法院指定义务劳动法律委员会的会长为其辩护。于是，我就成了燕子李三的辩护律师。
民国二十四年冬，天气非常冷。为了弄清李三的案情，我不仅翻阅了他的案子的卷宗，还到看守所（在石驸马后宅）找他谈话。他在被关押期间，看守所的人对他很客气，吃住都予优待。我第一次见他时对他说：“我是律师，要给你辩护，可以吗？”他说：“谢谢。”接着谈起他偷盗的情况。他说：“军阀富户太坏。我根他们，所以就专偷他们的东西。”他还叙述自己偷盗时是如何英勇，对穷人是怎样的好。说他偷的东西给了不少穷百姓。我先后去看守所四、五次，在和我的交谈中，李三把他自已的身世以及从未告诉外界的一些情况都跟我说了。前面讲的偷段祺瑞、潘复、张宗昌等人之事，就是他跟我说的。
李三最后一次出庭时，我在法庭上给他作了辩护。当时我提出，李三作案时并没有强暴行为，因此不应以“强盗罪”判处。再者，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江洋大盗，只不过是一个窃贼，即使从重判处，也不过8年徒刑，给他判12年徒刑过重。我提出应给李三减刑，判处8年徒刑足矣。我还提出下“木狗子”的虐待犯人的行为，法庭亦应为其解除“木狗子”。对我的辩护，李三很感激，他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登在当时的《实报》上，说我不重私立，秉公执法，对我恭维了一番。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李三的上诉还没得到南京最高法院的回复。李三便在看守所内患病身亡，死时仅40岁。由于一直未得到最终判决，李三未被送往监狱服刑，始终被押在看守所内。在被押期间，李三和一个姓刘的寡妇结了婚。刘氏（住西安门内水西门刘兰塑4号）对李三一直很好，在他被押的一年多时间里经常买点心给送去。李三死后，看守所通知刘氏去领尸体，刘氏不领。看守所只得将李三尸体抬往义地埋葬，并立石一块，上刻“李景华墓”四字。
燕子李三的一生，虽然多少有一些传奇的色彩，但他毕竟不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
当时时局十分混乱，当权者即为国之巨蠹，为富者往往不仁。因此，老百姓对于专偷富人的李景华倒有一份亲切感，把他看做梁山好汉时迁一样的人物。李景华有时候也将偷窃的部分财物分给百姓，受到百姓的称颂。有报纸就曾这样报道：燕子李三“得赃数千元之巨，初冬往游城隍庙，见附近居民以贫苦者太多，遂起怜悯之心，每人一元或二元，任意施舍，遂为侦缉队注意，跟踪逮捕”。
当然传说总归是传说，里面不可信，夸大者更是有之。小说中附会之言更加不可信了，据传，燕子李三每次作案后，为显示自己艺高胆大，还故意戏耍权贵，仿效传奇小说中诸如花蝴蝶、白菊花等大盗的做法，把一只用白纸叠成的“燕子”插在作案的地方，显示自己明人不做暗事。由此“燕子李三”的绰号便传遍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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