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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纪实)村里的刘瘸子:他的故事让我明白,为难别人,就是为难自己

文/崔庆峰

全文共3444字

刘瘸子是我老家的一个人物,人生得高高大大的,鼻挺口阔,相貌堂堂,生来一双招风耳,说话的声音很是洪亮,中气十足,一对眼睛贼溜溜的亮,让人看了,顿时就生了鬼心眼子很多的感觉。

他总是留着寸头短发,发丝粗硬,根根竖起,摸上去都有扎手的感觉,显得人很是精神哩,他后脑勺上有三道隆起的头皮皱褶,看着有些狰狞。

村民们私下说,那是投胎转世时,阎王爷给留的前世做恶的印记,好让世人提防着点,他额头上有三道粗大的抬头纹,眉心上长有川字纹路,看上去,有种苦大仇深的感想哩。

据村民们说,他四岁那年得了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落下了“婴儿瘫”的毛病。

右腿瘫痪了,像面条一样不听使唤,走起路来,依靠左腿行走时身体的带动,瘸了的右腿才能甩动着前行,每走动一步,都要用右手按住瘸腿的膝盖骨,用来支撑、稳定自己高大的身体。

这样就是一瘸一拐地走道,身体也就一高一低地晃动,给人一种点头哈腰的感觉,瘸着的腿每前行一步,都会在地上点击一下,所以他爹给他起了一个很有学问的名字“福点”。

嘿,这个名字还真的给他带来了一些福气哩。

当年,他三十五岁了,还没有讨到老婆,说来也巧得很哩,那一年,到处都闹饥荒,从山西逃荒要饭的人来到我们村里很多人,刘福点家爹用两个黑窝窝头,给他换了一个老婆,才算成了家,勉强度日。

没承想,他这个老婆成全了他,农家女子嘛,吃苦耐劳,能干得很哩,自从成了家,里里外外、锅碗瓢盆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哩,地里的农活也上得了手,挣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哩,干起活来,丝毫不输一个老爷们儿。

还一连生了五个娃,四个儿子,一个姑娘,刘福点给孩子们起的名字,也很是有趣,老大“长山”(长衫),老二“二贤”(二鞋),老三“三娃”(三袜),老四“四库”(四裤),姑娘叫美香。

有时候,好事的村民就拿他孩子的名字给他逗趣:你这几个孩子,正好是一身好穿戴,有长衫大褂,有鞋有袜有裤子,真是“美香”哩。

每当这个时候,刘福点就会与打趣的村民追打一番,他毕竟瘸着一条腿,跑动起来并不是村民的对手,一般是抓不到人的,所以他的手劲很大,一旦被他扯住了衣服,给他抓住了,就会挨他几巴掌,至今还记得村民总结的顺口溜:“瞎子狠,瘸子楞,哑巴打人不要命”。

刘福点是我们村上的第一任村支书,我曾经多次问村民:他一个瘸子,为什么做了村支书呢,健全的人当支书,不是更加方便工作吗?

村民们说,那个时候,农村刚刚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从上边下来的土改工作队来了后,就住在他家里,端茶倒水,忙里忙外,他都没少忙活,他能说会道,跑前跑后,出了不少力。

这人脑子也灵光,很有眼力劲儿,眉高眼低的事儿,一点就透,学东西也快,上边传达的文件,一听就懂,很是受土改工作队队长的赏识。

再者说,那时的村民都不大开化,没有见过世面,眼眶子浅,胆小怕事,有他这么一个人跟着张罗,也是土改工作队十分需要的。

进一步讲,农村工作也不复杂,不过是催缴公粮、征兵、提留、派工、派饭、传达指示而已,只要有脑子,坐着安排人去干就是了,出于种种原因吧,土改工作队就安排刘福点做了村支书,也许是考虑到他不能下地干农活的缘故吧。就这样,刘福点当上了村支书。
在刘福点当上村支书期间,村里的杨学经老先生是一个小学教员,就因为大鸣大放时,说了一句“生产队里的牛比从前瘦了很多”,被当权者抓住了小辫子,揪住不放,被打成了右派,开除公职,取消了教员资格,下放回到了村里,进行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思想教育。

每当开村民大会时,点名到了杨学经的时候,刘福点说话的调门儿就会提高八度,拿腔拿调地捏着嗓子喊出“杨学经”三个字,尤其过分的是,他故意把“经”字由平声念成二声,充满了轻慢的意蕴,让人听了很不是滋味,难受得很哩。

那时,我父亲因为在工作单位汇报思想时,说起了杨学经的事情,就被当权者扣上了同情“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五类人)的大帽子,靠边站了,还背了一个深刻检讨的处分,一点也分辩不得哩,委屈得要死,头发大把大把的脱落,很快就秃了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得不服哩。

也有喊冤使性子发脾气的人,结果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受到了更大的欺凌,投进了监狱,进行劳动改造,残酷得很哩。

听母亲说,父亲抽烟的毛病就是那时候养成的,香烟能够缓解郁闷情绪哩。就在父亲的单位把父亲靠边站的情况通报给老家大队部的时候,刘福点如获至宝,意图拿捏拿捏我父亲。

当他把他的计划告诉了管区书记赵溪阔时,赵溪阔书记立即阻止了他,因为赵溪阔书记与我父亲是同学,一向交好,彼此很是了解,深知我父亲老实巴脚的,哪里会挖社会主义墙角哩。

由于赵溪阔书记的干预,刘福点的歪点子才没有见光,胎死腹中了,父亲才没有被加害,实在是感谢赵溪阔书记的光明磊落哩。

父亲一直念着同学赵溪阔的好,时不时地就会给我们说起他们同学的情意,念念不忘哩,后来,赵溪阔伯伯退休后查出了肝癌,是我开药方子调理的,使得他延续了十多年的生命,直到八十三岁上,才熬干了生命的最后一滴油,走完了自己的生命之途,撒手人寰,驾鹤西游,安然离世,真的是一报还一报哩!

刘福点当上村支书,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到了改革开放,新浪潮冲击下,他才退了下来,换了一个转业兵当支书。

现在看来,在刘福点当村支书的二十多年,我们村里村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没有什么进步,村民依然住着老旧、低矮的土坯屋舍,依然睡着土炕,依然吃的是黄金塔(玉米面窝头)、牛筋饼(地瓜面饼子)、咸菜疙瘩,很少吃得到荤腥哩,日子过得辛劳,生活清贫得很哩。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在刘福点当村支书期间,大队里有十亩农田,盖了五间土坯房,两间做大队办公室,两间是村卫生室,一间是厨房。办公室里有一部电话,可以与公社县里通话、沟通。

村卫生室有两个赤脚医生,平时给村民打个小针,配点药片,给点阿司匹林、扑热息痛、安乃近、土霉素、黄连素、氯霉素、甘草片一类的药片片,解决一下村民头痛脑热、腹胀拉稀、磕磕碰碰的小毛病,若是重一些的疾病,就要拉着地排车,送到公社医院或者县医院里救治。

那间厨房,主要是为上边来人检查工作做饭用的,也没有专门的做饭师傅,只要上边来人了,就会临时招呼两三个大婶过来忙活,平时,大队部里的几个人熬夜值班时,一旦饿了,都是自己烧火做饭,自给自足哩。

那十亩地上栽种了一些白杨树,长得笔直笔直哩,过了几年,就长成了树林子,是个夏天乘凉的好去处。

那时,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夜里拿着手电,到树林子里摸“爬杈”(学名“金蝉”,也叫“嘟唠鬼”,脱壳后称为“吱唠”,也写成“知了”),一次都能摸到一百多只,很是快乐哩。

当年,躲避大地震时,我们这些小学生都集中在学校在树林子里搭建的草席棚子里上课,棚子上边搭上一层塑料布,可以防雨,下雨天也可以上课哩。

那十亩地的周边,栽种了稠密的洋槐树,从树根处生发出来的细小枝条,密密麻麻哩,稍稍编织一下,就形成了一堵刺圪针的围墙,猪、狗都钻不过去,只有野兔子,才能钻进去,真真是密实得很哩。

那十亩地里出产的粮食、作物,换成了钱,供应大队上这些人的吃穿用度,每年也有一些结余,逢年过节,大队干部会给无依无靠的五保户们“送温暖”,扛袋子面粉,拎桶豆油,送到五保户的门上,唠唠嗑,说说话,确确实实暖乎人心哩。

自从刘福点退下来,好长时间都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一时听不到了他在大喇叭上吆五喝六的声音,还觉得生活里少了点什么,有了一些不适应哩,如同喝汤不加胡椒面了,没有了往常的味道,寡淡了哩。

后来,在村道上碰见他一瘸一拐地走来,感觉他一夜之间就苍老了许多,胡子拉碴哩,头发也花白了很多,两眼无神,行动迟缓,说话的声音也低了八度,尤其是从前被他踩估(压制、打压之意)的人,都敢直呼“刘瘸子”,实在让他糟心得很哩,再也看不到了那种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的神态,总给人一种灰溜溜夹起尾巴的感觉,很是失意哩。

不免想起大人们说的话: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哩,说话不可过头,做事不能做绝,给人留一面,日后好相见,谁都有个失意的时候,得势了多帮人,失势了人帮我。

看到刘福点老年的样子,让我思考了很多,也让我明白了很多,人生不过几十年,何苦为难别人哩,为难别人,就是为难自己哩。放过了别人,就是放过了自己!闸门(狭隘)一开,水泄千里,一马平川,没有了自我的约束,天地也就宽了哩!痛苦都是自找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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