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23日，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总理突然接到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及越南政府的电告：胡志明主席心脏、高血压、气管炎出现异常状况，意要求由中国的中医教授孙振寰和苏联专家共同为胡主席医疗的请求。周恩来得知后，马上意识到胡志明主席的病情一定是非常严重，否则是不会有这样“中苏共同组医”的不同寻常请求。
中越友谊徽章
1959年越共中央胡志明主席赠送给孙振寰大夫的中越《友谊徽章》
从1959年至1968年，已经有十个年头，胡主席一直都是由中国的中医孙振寰大夫等医护人员治疗。他心里清楚，越方突然提出“由中国的中医教授孙振寰和苏联专家共同为胡志明主席医疗”的请求，一是说明胡主席病情很可能十分严重；二是胡主席本人相信中医，而且，这些年他的病一直都是由孙大夫治疗，但如果此次病情严重，一旦需要抢救，那么西医要来得快一些，更直接一些……
但是，以胡志明主席的身份，一位国家元首的医疗，本身就承担着重大责任和极大风险以及整个治疗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可预见因素，尤其当时中苏处于对立关系。
考虑再三，周恩来总理断然拒绝了越方要求并明确提出：“胡主席的病只能由中方或苏联的任何一方组医，不可两方组医治疗。”之后，越方与胡志明主席经过慎重商议最后决定，由中国组成中西医医疗组赴越为其治疗。
2月24日，北京长安街上的老北京饭店，周恩来总理召见了由中医研究院孙振寰大夫、广州军区总医院的心脏病专家张孝、解放军总医院著名心脏内科专家黄宛以及翻译张德维组成的胡志明医疗组。
坐落在长安街上的老北京饭店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治疗胡志明主席的病一直都十分重视和关心。十几年间，周恩来即使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也总是亲自挑选医务人员，认真审阅病情、研究治疗方案，有时还派专机到河内送药品和器械。与此同时，应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的请求，适时派出医生去河内为胡志明主席治病。为了保密的需要，中越双方在联系中都称胡志明主席为“丁老”。
“越南劳动党中央'丁老’病重，今天派你们几位专家为他治疗。要知道'丁老’的健康对越南抗击美帝国主义的巨大作用，望在座的各位专家要全力以赴进行治疗。同时，住越使馆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你们需将每日的治疗情况向王幼平大使汇报……大家辛苦啦！”周恩来用极其严肃的语气说道。接着提高嗓音问道：“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回去马上做些准备，明天上午出发。”
2月25日上午10:15分，一架专机从北京国际机场起飞，午后14:53分到越南河内降落。按照惯例，在向越方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几位专家巡诊胡主席病情，随即进行诊断，当晚便提出各自的治疗方案。
2月26号开始治疗。
胡主席的表情看起来十分难受，他呼吸困难，不时地大口大口的喘着气，他的脸被憋的通红，让人丝毫不怀疑下一秒就会窒息。
孙大夫走上前，他伸出手，没作任何准备，对着胡主席的胸部用指针“刺”了下去。
“啊……”众人都是吃了一惊，孙大夫这一“针”下去，对准的可是胸部啊，这可是要出人命的，尤其老人家现在的情况，这真的会出事的。
可是孙大夫不慌不忙，他自己下手，自然有分寸，他这一“针”下去，胡主席的病状马上有所改善。
但是，他的呼吸却变了声音，呼哧呼哧，就好像是风箱一般。
只见孙大夫时而缓缓地旋动手指，似是按摩推拿；时而慢慢地上下提动手指，似是充泄气息……反复交替进行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在众人惊讶的眼神注视下，随着这波运“针”动作的完成，破风箱似的声音也随之消失了，呼吸渐渐地平稳下来。
从1959年到1969年，孙振寰每年至少一次去越南为胡志明治病。由于胡主席年龄大，病史长，加之美国对越南的内政干涉，军事打击，紧张、劳累、压力使胡主席病状越加严重，治疗得及时就好一些，过段时间又复发。孙振寰大夫国内治疗任务相当重，又不可能在越南长时间滞留，而胡主席对他的治疗又很依赖，就曾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过，要孙大夫长期留在越南为他治疗。由于种种原因，周总理婉言回绝了，但商议让孙大夫每年一至两次，每次二至三个月去越南，除了治病，有时间便向越南东医研究院医务人员讲授“针对越方领导人病状的诊断及治疗”方法等，并承诺越方领导人可随时来中国治病疗养。
因此，孙振寰对胡志明主席的身体状况太了解了，整整十年的治疗，期间的情况也应该说是了如指掌。
不过，就在刚刚的诊脉中，孙振寰的心中不由生出一种莫名的感觉：此次胡志明主席的病发，出现了一丝时有时无的不可逆的异象，这种异象似乎预示出些许的不祥征兆……
“好了，现在主席的哮喘已经暂时止住了，只是现在体内的炎症还没有消除，这种病是畏寒暑的，冬天极冷或者夏天极热都是不行的。”孙大夫特意将暂时二字加重语气道。
“这个药方吃半个月，主席的症状便可有所改善。”孙振寰拿起笔，写了一个方子交给了旁边的护士继续道：“主席现在的情况，还不算太稳定，卧床休息，我接下来几日继续给主席指针治疗。”
随后，他伸出手，用指针手法在胡主席手腕神门、内关、大陵三处穴位分别进行，用以养心；紧接着又在足三里与丰隆穴各施指针，以通降阳明之滞。
接着又在其他几个穴位施指针，用以扶正固本，化瘀理血；以太冲理心气，平肝阳，几个穴位交替施了数十次，这才结束治疗。其目的很明确，就是最大限度延缓老人各个器官的衰老速度，使生命得以延续。
这一系列指针进行后，他冲胡主席笑道：“胡主席，您用力进行几次深呼吸……感觉感觉如何？”
此时胡主席的症状已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呼吸顺畅了许多，听到孙大夫的问话，用无力的神态眨了眨眼睛，似乎表示感觉好多啦，并露出了不易察觉的微笑。
“血压已接近正常值……”一旁监测血压的护士报称。
在之后的近20天内，孙振寰用指针、按摩：持、柔、拿、点穴、气功、艾灸等法，结合汤剂进行治疗，收到很好效果，胡主席病状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3月19日晚，住越大使馆陈代办通知北京来电，总理召孙大夫立即回京，有重要任务。
3月21日孙振寰返京，专车直接将他载入中南海。
西花厅内的宽大沙发上坐着面带倦容的周恩来总理。
“孙大夫，辛苦啦！赶快坐下，坐。”见到孙振寰大夫进来，周恩来欠了欠身礼貌地打着招呼。可以看出此时他的身体极为虚弱。
因周总理从2月26日脘痛，至27日减轻。在3月11日至13日，所进食物不适后，脘痛又发作，腹胀、每晚发热（低烧）至今。期间曾减轻两天，经洗肠打针，针处肿疼。保健大夫已注射中药，进行了按摩，经过20多天的治疗丝毫不见好转，故急召孙大夫回国为其诊治。
“谢谢总理！总理现在有何不适？”孙振寰直接问道。接到电报称是有“重要任务”，其实在进门的第一时刻看到总理时，便知他身体的不适，所以直接了当地问诊。
“孙大夫不愧为当今名医！我现在的身体确实有些不适。先请坐，慢慢跟您说。”说着指指一侧的沙发继续道：“从上月底到现在，一直不见好，所以，叫您回来一趟。现在主要症状是：脘痛、腹胀、吃东西无味、不香，每晚低烧……” 周恩来笑着轻声说道。
“来，总理伸出手臂，为您把把脉。”孙振寰说着为其把脉。
“您属脾胃不和，气滞中焦，问题不大，您大可放心，三四天治疗便可痊愈。”孙振寰微笑道。随后为周恩来进行指针治疗。
3月22日上午8：00，继续治疗。孙振寰为其诊脉：脉象弦滑，舌质红黄薄苔，心下满，腹胀，纳（饮食）差，体力弱，大便不畅，脾胃不和，气滞中焦。随灸双脾俞、双天枢20分钟，加指针64次。下午5:00大便较爽，腹胀渐松，思食，体温36.9-37.1℃，继续灸穴位同上，另加指针21×3。
3月23日早8:30，大便通畅，腹胀，心下痞已减，纳好转，脉玄滑，舌洁。继续灸双脾俞、双天枢，指针21×3。午后3:30 灸脾俞、天枢，指针21×3，体温36.9℃。晚11:30，灸双足三里，指针21×3。
3月24日早8:30，灸双大肠俞、双天枢15分钟，指针21×3，午后4:00，大便一次，灸双天枢，加指针21×3，晚11:00点，病状消失，嘱其膳食调理。
3月25日上午，西花厅内只有刚刚痊愈的周恩来总理和孙振寰大夫两个人坐在沙发上交谈。
“听王幼平大使说'丁老’的病情好多了，你们的治疗不错嘛！来，简单说说。”周恩来说着欠了欠身道，已经明显感觉他的精神比前两天好了许多。
“噢，经过近一个月治疗，'丁老’的病略有起色，各项指标稍有改善，精神状态好了许多。不过……”说到此处，孙振寰欲言又止，不由得停顿了下来。
“不过，怎么样？”周恩来是何等之人，一个“不过”便知事情并不简单，因此他急切地问道。
“'丁老’的病已经是几十年的顽疾了，加之他年事已高，身体各部机能严重衰老，怕是……”孙振寰斟酌再三还是没有把话说明。
“怕是，怕是什么？此时只有你我，但说无妨！”周恩来略显焦急地说。
“'丁老’此次犯病，怕是阳寿将尽，望总理早做思想准备。”孙振寰此时直言告道。
“那……那……大概还有多长时间？”周恩来面色凸现惊讶地问道。
“处露至，大限日。恐磬其全力，最多五个月有余。”孙振寰吐字清晰极其认真地答道。
谈话暂时中断，厅内瞬时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再没有什么其它办法了吗？”沉思了一会儿，周恩来抬起头继续问道。话中对孙振寰的实力显然带着一丝希望，他相信孙振寰是有这样的实力的。
此话一出，他便有些后悔。他也知道，任何事物都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刚刚的“什么其它办法”不就是指逆天改命吗？这可是要付出折损阳寿的代价。显然，这种要求对孙大夫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这些东西太过于逆天，严格来说，是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上的。这是为上天所不容的，生老病死，是天道秩序，如果秩序乱了，这个世界也就乱了，如果没有生老病死，这个世界才荒唐呢。
“观其形，抚其脉，'丁老’已现'天人五衰’之象。学生才疏学浅，实无逆天改命之能。”孙振寰如是答道。
周恩来听罢，点了点头，随即陷入了沉思。他何曾不知道什么叫做“天人五衰”，寿终正寝！几十年与胡志明主席这位长自己八岁的老大哥，同志加兄弟的革命情谊，使他不愿也不能接受与这位老朋友即将离别的现实。两颗大大的眼泪从他消瘦脸颊掉了下来。
左起毛泽东、胡志明、周恩来
这位老大哥的音容笑貌一下把他拉回到青年时代，大革命时期的广州黄埔。那时周恩来刚从欧洲留学回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周恩来身穿军装，腰扎武装带，越发显得英俊潇洒，每天给黄埔一期的学生讲课，训话。在他的周围，团结起了叶剑英、聂荣臻等一批教官和蒋先云、熊楚、徐向前、陈赓、左权等一批共产党员学生。
这时，经常有一个清瘦的青年来找周恩来、陈赓等人。他叫李瑞，是越南青年，在俄国顾问鲍罗廷处当翻译。周恩来特别尊重他，两人经常在一起畅叙，情谊深似海，同志加兄弟。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时，李瑞还特地前来祝贺。
李瑞在广州一方面参加中国的革命活动，一方面在周恩来等人的帮助下，积极准备建立越南的无产阶级政党。他在廖仲恺的帮助下，组织旅居广州的越南青年成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举办特别政治训练班，培训越南革命运动骨干。1930年，李瑞召集越南南部、中部、北部的共产主义党的代表开会，把这三个党统一为一个政党，定名为越南共产党，李瑞任领导人。
抗日军兴，国共合作，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来到武汉，年底又去重庆，长期驻红岩工作。这时他又遇到了北来的李瑞，十年不见，今日重逢，两人思绪万千，唱和互答。不过李瑞这时已不叫李瑞了，改回叫胡志明，是越南著名的革命领袖，尽管他年龄不是很大，但越南人民都叫他胡伯伯，可见其威信之高。
胡志明来中国后不久，就在广西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周恩来闻讯忙请冯玉样和李宗仁出面营救，胡志明得以出狱。
1945年8月19日，胡志明领导越南人民举行起义并取得胜利。同年9月2日，胡志明在越南河内的巴亭广场发表《独立宣言》，向全世界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胡志明的身体日渐衰弱，只有70多岁的他已开始出现衰老的迹象。然而，一生经历过无数次枪林弹雨，并在战火中缔造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胡志明却最害怕打针，所以他更愿选择中医。加之胡志明晚年腿脚不方便，于是到中国休假、疗养、治疗、访问已成为他的最佳选择和惯例。
胡志明曾访问过中国的北京、广州、上海、新疆、杭州、延安、南宁、青岛、海南岛，到过东北，游览过黄山、滇池、湘江、太湖等许多地方。他常说：“我到中国就如在自己家里一样。”当然，广州从化温泉也就成了胡志明每次必去的地方。
……
周恩来丝毫不怀疑孙大夫所说，从解放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孙大夫每一次为他治疗，都能给他一份惊喜，让他对孙振寰医术的认识一步一步加深，他曾发自内心地称赞说：“孙大夫的医术精深且神奇……”
“孙大夫，此言还曾对谁讲过？”周恩来转头面色凝重问道。
“不曾。不曾对任何人讲过。”孙振寰当然知道此事的重要性，眼神看向总理严肃地答道。
“好。”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
“不过，总理请您放心，学生定当竭尽所能，全力救治'丁老’，不辱您对我的信任。”孙振寰语气坚定地说道。
“好，您明日便再返河内，要尽全力救治。需要国内配合的及时提出；需要越方做的向大使提出。适当时机、适当场合透露些信息，提醒越方作好思想准备，但不可直言……”周恩来边思索边向孙振寰嘱咐道。
转而抬起头笑着说道：“这一次返河内，恐怕又要半年后才能回来，辛苦您啦！”
第二天中午，孙振寰乘专机返河内，重新投入到胡志明主席的治疗中。
为了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感谢，4月2日，胡志明主席在致中国共产党的电报中强调指出：“越南人民在过去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的解放事业中，在今天的北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抗美救国战争中，时刻记住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经过中国医务人员的努力，到6月初，胡志明的精神有所好转。
6月30日，周恩来总理电告驻越大使王幼平说：“如胡志明主席的身体状况能稳定，我医疗组可在适当时机告退，需要时再来。医疗组要确实掌握病情，及时向王大使汇报，由大使报中央决定。”
7月18日，周恩来在接见来华的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时，李班转告了胡志明主席的请求，他说：胡主席很希望能有机会再到中国来。周恩来听完当即表示：“我们随时准备接待和欢迎胡主席来中国休养。但鉴于胡主席的心脏病情况，我们不能随便邀请，只能由大夫作出判断，由越南劳动党中央作出决定。”足见周恩来总理的睿智，正可谓“大医医国”也！
两个星期后，中国医疗组向王幼平大使汇报说：胡志明主席精神很好，食欲转佳，体重也有所增加，各方面都见好转。医疗组认为，可以告退回国，并请使馆报请中央同意。
8月15日，正当医疗组准备返回时，胡志明突患感冒，病情十分严重。于是，王幼平大使果断决定，医疗组推迟回国，密切关注胡志明的病情变化。并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胡志明主席的病情。同时，安排直通北京的电话和电传，并让大使馆人员24小时守在电话机旁值班。
8月23日晚，胡志明的心脏病和支气管炎同时发作。当晚，胡志明因嗓子里的痰咳不出来，憋得喘不过气而导致休克。
周恩来总理
同日，北京的周恩来在西花厅办公到深夜，又是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了。看看窗外已经泛白，他推开案上的文件，伸出手照例刚要翻下一张台历时，突然发现台历上写着的是1969年8月23日，农历七月十一日，'今日处暑’四字赫然在上，心中一惊，“处露至，大限日。”五个月前孙振寰的这句话突然在耳边响起。从处暑到白露两个节气间也就十几天的功夫，看来河内的消息快到了。
他吃了片儿安眠药正准备睡觉，还没有走出办公室，突然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周恩来拿起电话，耳机里传来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急促的声音：“总理吗？我是王幼平。胡主席突然病情加重，呼吸困难，有生命危险，越南劳动党中央请求我国政府再派医疗组配合抢救。”周恩来看了看表，此时（8月24日），已是上午9时了。
“该来的已经来了，看来这个孙大夫才是'大医’、'神医’啊！”他自言自语道，伸手接过秘书递来的湿毛巾，擦了擦困倦的双眼便重新坐回到办公桌前，开始新一天的忙碌。
他斟酌再三，挑选了由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副主任李邦琦教授、中医岳美中大夫和北王星明护士长组成第二个胡志明医疗组。
在医疗组去河内前，周恩来还专门同他们谈了一次话。接着，第二个医疗组星夜奔往北京西郊机场，登上伊尔─18专机，于25日晨抵达河内。
8月25日早晨8时，中国医疗组乘坐的专机到达越南河内。上午11时，黎文良约见王幼平大使，感谢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派出的第二医疗组，并转交了胡志明主席给周恩来的电报。电报大意是：医生已到，请周恩来总理及毛泽东主席放心。
8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越南劳动党中央，对胡志明病情表示关切，望其安心养病。与此同时，由周恩来安排的第三批5名急救人员已启程飞往河内。
第三个医疗组成员有：上海医学院教授兼内科、心内科主任陶寿淇、胡旭东大夫，麻醉师高日新，化验员刘占利，护士孔繁英。第三医疗组成员下了飞机后，直接乘车前往主席府，与先前的医疗组会合，迅速投入了胡志明主席抢救工作。
到8月27日，胡志明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医疗组全体人员经过会诊，一致主张给胡志明主席输液。但越南领导人对此却感到为难。一方面是胡志明身体已极度虚弱，担心输液会发生意外；另一方面是胡志明一生虽经历过各种艰难险阻，但却怕打针。面对病危的领袖，越南领导人最终同意给胡志明输液。这个任务落在了医疗组另一位护士长孔繁英的身上。她当时三十二岁，业务娴熟，胆大心细。孔护士长毫不犹豫地拿起针头，用酒精棉球在胡志明脚面上消毒。当她对准血管正要进针时，胡志明突然睁开眼睛，问她叫什么名字。孔护士长一面笑着回话，一面就势插针，在胡志明不知不觉中，输液成功了。在场的越南领导人和中国医疗组全体同志都松了一口气。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称赞孔护士长“技术高超”。
但解决了输液问题并未能阻止胡志明的病情恶化。
此时，医疗组的中医孙振寰大夫正在细心地观察着已经神志昏迷的胡主席，当他看到胡志明不时地用手抓床，凭借他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他清楚地感到病人用手抓床，不是好兆头，这预示着病人最多只能再坚持几天。于是对医疗组其他成员说：“你们看，主席的手在不停地抓床，中医认为：人之将去，其躯下沉至万丈深渊，抓床实际上是在抓依靠，是人在临终前本能反应与征兆。”以此巧妙地将信息传递给越方。
越南领导人听罢，自然也意识到情况的严重。
王幼平大使把这些情况立即报告了国内，同时将越方得请求告知医疗组的全体成员要全力进行抢救。并在征得越方同意后，派大使馆武官处袁康英进驻主席府作为联络员，随时了解胡志明的病情变化，保持同大使馆的联系。
8月30日，周恩来得知胡志明的病情急转直下，生命垂危，他立即给王幼平大使去电报嘱咐：在胡志明主席病危期间，未经越方安排不要前去探视。
8月31日，周恩来又派外交部亚洲司副处长梁枫陪同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大夫，乘专机去河内送急救药品，并了解胡志明主席的病情。出发前，周恩来指示他们要当天返京，晚上听取汇报。由于天气不好，第二天上午专机才返回北京。周恩来立即听取了梁枫对胡志明的病情汇报，并专门找来有关人士用了五个小时，讨论救治方案，决定再派以吴阶平大夫和部分医生组成的第四医疗组携带药品、器材前去河内抢救。
9月1日，胡志明的病情继续恶化，生命垂危。医务人员正在全力抢救。由于一刻也不能离开病人，中国医疗组与驻越大使馆联系中断。
王幼平大使因无法了解到胡志明主席的病情，心里十分焦急，不断询问使馆值班室和礼宾秘书组。直到当天晚上，在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的越南国庆24周年招待会上，王幼平大使才从越方领导人那里得知胡志明主席病情严重的消息。
招待会结束后，王幼平大使仍没有等到医疗组的消息。于是，王幼平立即将胡志明不见好转的病情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
9月2日凌晨，在胡志明停止呼吸后，中国医生仍未放弃最后一线希望，继续做人工呼吸，大约持续了三个小时。当时，医务人员个个累得汗流浃背，筋疲力尽，直到黎笋下令停止抢救为止。
随后，三个医疗组的12名中国医护人员列队向胡志明主席的遗体鞠躬致哀，越南劳动党全体政治局委员和中国医护人员一一握手致谢。
：：孙振寰（左二）同中国医疗组全体成员列队向胡志明主席遗体鞠躬致哀
之后，中国医疗组成员含泪离开。临行前，越方请中国医疗组暂时保密，不要同外面联系，待越劳动党中央作出决定后，再离开主席府。越南的这一措施正好与周恩来总理电嘱王幼平大使的指示要求相吻合，医疗组表示理解。
直到9月4日，中国医疗组才迁出主席府，住进河内一家军队招待所。
同在9月2日凌晨，王幼平大使紧急约见越南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黎文良，通知他中方决定再派第四个医疗组，专机已经从北京起飞，预计在午前可抵达河内。但王幼平大使回到使馆不久，医疗组的翻译、大使馆三秘张德维和大使馆派去的联络员袁康英相继打来电话说：“不行了，医疗组不要来了。”
王大使一面把情况报告国内，一面仍派陈亮参贊去河内嘉林机场，准备接第四个医疗组。住越大使的车在半路上被越南党中央对外部的车拦住，对方告诉说，鉴于胡志明已经去世，中国专机在飞过广西凭祥上空时，已奉命返回北京，不来河内了。
越南领导人深知胡志明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而且当时越南的抗美斗争正处于关键时刻，为不致在国内引起过大震动，决定采取过渡办法，暂不宣布胡志明逝世的消息，而发布了两条胡志明的病情通报，并将胡志明逝世的时间改为九月三日。
二十年后，即1989年9月1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发表公报说：“胡志明主席是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逝世的。为了使胡伯伯逝世的时间不与全民族大喜的日子相重，第三届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将胡伯伯逝世的时间公布为一九六九年九月三日九时四十七分。第六届党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应该准确公布胡志明主席逝世的日子。”
胡主席最后半年多的日子，孙振寰大夫和医疗组的医护人员一直治疗、守候至1969年9月2日九点四十七分逝世。
越南在胡志明逝世的讣告中宣布：“在胡主席患病期间，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们日夜守护着他，并委托一个由有资格的和经验丰富的教授和医生组成的小组，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治疗，每人都尽了自己最大力量，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把主席的病医治好，但由于他年事很高，病情严重，胡主席与我们永别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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