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义堂说】
脾胃病治疗用药遵从“中焦如衡,非平不安”的法则,遣方用药,力求平和。
【刘烨】
用药遵从“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理论，采用质不轻不重、味不厚不薄的适中法度，使药力作用于中焦，调节其升降之功能。
【蔡淦】
治疗脾胃病注重平衡，用药配伍不偏不倚，每多虚实兼顾、寒温得宜、升降并调、气血同治，刚柔相济、动静结合。
【蒙木荣】
用药讲究精当，宜性味平和，寒热适中。忌大苦大寒，大辛大热。
【张镜人】
寒温同用，常用辛温之苏梗，取其辛香和胃，行气宽中，温而不燥，与黄芩，或铁树叶、平地木同用，寒温相配，胃气得护，虽长期服用而不致碍胃；
升降同用，如柴胡与旋覆花、代褚石同用治暖气、泛恶、泛吐酸水或苦水等胃气上逆之症，又有消瘦、乏力、腹胀、便结等脾气不振之象；
柴胡升少阳清气，配合黄芩之苦降而泄胆热以治口苦，胁痛，泛吐苦水，胃镜检查在往可见胆汁返流之证。
【李培】
养胃阴不过于滋腻以免碍脾，常用百合、麦冬；
清胃热不过于苦寒以免伤及脾阳，常用丹参、鸡矢藤；
行气不过于香燥以免伤胃阴，常用橘络、佛手。
【吕美农】
在遣方用药方面，强调“四不宜”原则，即:药物不宜杂，药量不宜重，药性不宜过寒过热，药味不宜大辛大苦，处处顾护脾胃之气。
既使是胃寒证，也只在于甘温补脾兼和胃行气，少佐姜桂附，精选1~2味即可；
遇脾胃湿热，应用清热燥湿法时，很少使用大苦大甘之品，至于“三黄”合方重剂更是小心谨慎,，确有胃热也只是选加小剂量黄连或黄芩，或用虎杖、徐长卿之类，尤其喜用蒲公英。蒲公英不仅能清胃热,且有健胃作用。
【周福生】
在临证处方时，用药发生偏颇也会促使病情进展。例如选用的药物过于温燥则容易耗伤胃阴，过于滋腻又易助湿碍脾，调补脾胃应用轻灵平补之品，如太子参、白术、茯苓等。
即便在以实证为主的病变阶段，祛邪亦不能过于峻猛。例如过用寒凉药物往往会导致脾阳损伤更重，使本病迁延难愈，反复发作。
【李乾构】
慎用寒药，使用清热方药时，严格遵守辨证论治原则，如气郁化热证使用化肝煎或芩蒲饮加减；阴虚胃热证使用沙参麦冬汤加减；对湿热中阻证，治宜化湿清热，用药根据湿与热偏胜而定。
若有热证，胃镜见胃黏膜充血、糜烂显著者，适当加用清热之品；如证属脾胃气虚、肝胃气滞者，虽病理提示炎症病损，亦不可过多运用清热药物，免致损伤脾胃，加重寒凝气滞。
且不可过用苦寒,中病即可,勿多用久用。
【长义堂说】
用药之平和观，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在中医学中的具体应用。
【李德新】
通药具有调理气血作用，但易损伤正气，如枳实、柴胡、陈皮、香附、砂仁等；补药具有补益作用，但易阻滞气机，如党参、黄芪、白术、山药、熟地黄、山茱萸等。将二者合用使补而不腻，通而不泻，收相反相成之功。
他坚持如无必须，断不用贵药、奇药，方末必加甘草10g以调和诸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致中和”。
【长义堂说】
治胃用药讲究一个平和，虚实的、升降的、寒热的。感悟病因病机因素的关系，拿捏药物的比例，是处方用药功底、水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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