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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风物(45)长宁盐业史考(三)邹永前

长宁盐业史考(三)有宋,监、军建制皆因为“盐”


                      

长宁县双河盐业辉煌的时期是宋代,当然,史证丰富的时期也是这一时期。有宋,在今长宁县境域所建的第一个建置单位是淯井监。《舆地纪胜》卷166 “国朝初置淯井监,属泸州。”宋平定蜀中在乾德三年(965),宋在长宁设淯井监也应在此间。

监是个什么样的行政机构呢?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两级制,即府、州、军、监为一级,县为一级。府、州、军、监以上的大区称“路”,如四川初为西川路和峡西路,后宋真宗又将西川路和峡西路分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4路。但因路一级的军、政、财、监四权分散,无统辖各权的职官,因而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始终没有正式形成三级制。古代作为行政体制的府、州我们十分熟悉。军、监则相对陌生。

军、监都是两宋的行政区划中出现的新单位。军始于唐,当时称军镇,属军事系统,多设在边区,只管军队不管民政。在宋代,军则演变为地方行政区划单位。监,也始于唐,是国家经营的矿冶、铸钱、牧马、制盐等专业性的管理机构,在宋代也演变成了地方行政区划单位。同时,宋代的军、监有两类:领县的或不领县的。领县的军监与府、州同级,隶于路,实际地位低于府和州;不领县的军、监与县同级,同隶于府或州。所以,宋代县级以上、路级以下的区划单位有府、州、军、监四类,县一级的区划单位有县、军、监三类。搞清楚了这一问题,我们也才好理解淯井监,及后来的长宁军是怎么回事,与盐政管理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宋定四川,即设淯井监。为什么?因为盐。宋初井盐政策有三个特点:“一是大口大井由官府设监,直接经营;大口小井,或役民‘煎输’盐课,或募人包纳课利……。二是官井与民井盐的销售,均不得越界;川外之盐亦不得入蜀。三是盐务由漕司掌管。”(《中国盐业史·古代篇》第349页)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淯井属大井,因其是大井,故宋朝廷设监管之。

关于这一点,王象之在《舆地纪胜》长宁军·风俗形胜中表述十分清楚,当时的长宁境域设监是因为“以盐官置监”。为说明该境域系因盐设监,王象之还进一步从历史角度阐释到:“初,人未知有井。俄有二人因牧而辨其咸,告知有司,乃置监,其井不凿自成。”谈监之境域又说:“西境马湖,南控乌蛮,东介安溪,北接绵水,羁縻十州县,其盐池官后,为淯井监,深入夷腹百二十里。”

监,或为县级区划,或为府州区划,但盐务在行政上都属中央三司。宋,地方管盐机构重叠,枝蔓繁复;但产盐区设盐监管盐是常例,如川陕井盐区的陵井监、大宁监、富顺监、淯井监等。“这些盐监,原都带有管理生产、收购,乃至支发等多种职能。”(《中国盐业史·古代篇》第262页)

 (宋,川陕四路。长宁军属梓州路。图片采自网络)

宋时,长宁置监因盐,后升军也因盐。因为“盐”,位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淯井监,汉夷冲突激烈。“淯井牢盆(注1)之利,汉夷争之, 乍服乍叛, 迄于政和, 百二十年。”(《四川通志》卷35,蒲果《忠佑词记》)。有宋,泸南汉夷较大的冲突有四次,这四次我们不敢说每一次战争的导火索都是盐,但盐肯定是集聚矛盾,诱发战争的根源之一。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几次冲突的基本情况。

第一次,真宗大宗祥符元年至三年(1008——1010),此次战争从元年“黎州蛮为寇”始,历时三年。《宋会要辑稿 》兵一,记述十分清楚“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六月七日,夷人复寇泸州淯井监,夺盐井。”很显然“盐井”是夷人争夺的重要目标。

第二次,时隔三年,夷乱再度发生。真宗大宗祥符六年(1013),晏州多刚县(今长宁县梅硐镇一带)夷人暴乱,更是一次典型的因“盐”而起的战争。据《四川通志》载,这年夷人首领斗望劫泸州,烧淯井监,杀官吏。江安县令文信领兵驰援也阵亡。临汝人梓州路转运使寇瑊击败斗望。“王师与战,败之,杀伤及溺于江水而死者甚众。自是,夷人挫衄,各来首罪,不复为寇。”(《宋会要辑稿》兵一)于是寇瑊(大宗祥符七年,1014年)请置淯井监壕栅。这里的壕栅我不能说它即是后来的盐栅(注2),至少壕栅在其功能上,保护淯井盐业生产为首要是可以肯定。寇瑊在请置淯井监壕栅的前提下,呈请朝廷允许附近的夷人入监进行盐的交易,“请比戎州例給直市之”(《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八十二),朝廷同意了寇瑊他们的请求。而且,为了稳定淯井盐业生产,真宗天禧元年三月还将戎泸资荣州、富順监都巡检使公署迁往江安(注3)。由是,蜀南少了血腥和暴力,也有了一个暂时的和平。

江安县牛角坝,淯江(左水)在此汇入长江(右水),由此溯流而上,约六十公里水路即可到达淯井监(今长宁县双河镇)

第三次,自庆历四年(1044)起至皇佑元年(1049)泸南再度发生夷乱。据《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九,仁宗皇帝·淯井夷叛条载:“庆历四年四月丁巳,……泸州淯井监夷人攻三江寨。诏秦凤部署司发兵一千人,及选使臣三人驰往捕击之。”“七月,……夷贼复寇三江寨,淯井监指挥使散直王用等领众击走之。”“皇祐元年,……淯井监一万余人内寇”。庆历四年(1044),多么熟悉的时间哦,“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记忆一下便被激活。记住这年长宁也发生了大事,那就是淯井发生夷乱,夷人攻打三江寨,也就是现在三江世外桃源酒店那地方。但有点遗憾,夷人为何又一次闹事,无史载。不过皇祐元年对“淯井监一万余人内寇”,《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书记述十分清楚。是淯井监的监官差了晏州(今僰王山镇)夷人的钱,差什么钱?差的是慰问金,因为盐监得每年从盐利中拿一部分慰问夷人。差钱不说,还殴伤夷人斗落妹,犯众怒,夷人欲报复他。于是淯井监的监官赶紧报告给了泸州知府张昭信,经张昭信劝谕,夷人已经信服,但清井监监管却又拘禁婆然村夷人细令等,并且还杀长宁州落占等十人,再度激怒夷人。于是宋朝廷“诏知益州田况发傍郡卒,令梓夔路钤辖宋定亲讨捕之。”上述文字,我们看到就直接原因而言,似乎与盐不相关,但深究则可发现与盐关联极大。

当然,闹事的夷人被镇压下去了,于是,朝廷“赐知益州田况、梓州路转运司何知至勅书奖谕,梓夔路钤辖宋定、知泸州李道宁、泸州巡检孔道宁、嘉眉州巡检陈遇、知淯井监刘继英、淯井监押费元庆……或迁官,或加职,或减磨勘年。”“迁官”“加职”大家明白,何谓“减磨勘年”?减磨勘年就是本来规定要考察或锻炼二、三年的,现在提前提拔了。这中“知淯井监刘继英”或“淯井监押费元”就是肇事的盐官吗?民国《长宁县志》职官录载的名单起于正和,其他史载也未查获相应信息,故不得而知。不过此亦符合中国之国情,平息暴民之乱居功至伟,当奖。至于肇事者嘛?《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九》仁宗皇帝·淯井夷叛条在记述毕以上事变后总结到:“兵战死甚众,饥死者又千余人,盖由本监不得人致此。”轻描淡写而过。

嘉庆《长宁县志》上明确标有“淯井

第四次,发生在熙宁七年(1074)。是年,长宁、宁远以南势力最强的夷人首领晏子狭持晏州山外六姓夷进犯淯井监。晏州山外六姓夷并非一个统一经济或政治体,晏子为何能狭持?原因就在战争的目标,夺取淯井监。熊本受命平息,历时八年“泸州震协,不复为边患”(《宋史·蛮夷四》)。

熊本讨平晏子的叛乱后,“淯井、长宁夷十郡及武都夷内附”(《宋史》本纪第十五 神宗二)。长宁等十州八姓的少数民族置于淯井监管辖之下。其时淯井监管辖的十个州为:巩州(今珙县南渡乡),定州(今高县、筠连县间),高州(今高县南),奉州(今珙县西南),淯州(今长宁双河镇),宋州(今兴文县中城镇),纳州(今叙永西南),晏州(今兴文县晏阳镇),投附州(今珙县附城乡),长宁州(今长宁镇)。并相继置安夷寨(今长宁镇)、武宁寨(今龙头镇境内),驻军以镇抚蛮夷和保护盐利。这里,两寨的设置,其功能都是双重的,即“镇抚蛮夷和保护盐利”

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更是直接提高了淯井这一境域的建制规格,置长宁军,属梓州路(治所在今三台县),长宁军成为与府、州同级,隶于路的行政建置单位。政和七年(1117年):“三月,城淯井监。”筑长宁军城。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军治迁原淯井监治,废武宁县为堡,长宁军仍辖十州,并领6个堡寨,这六个堡寨为:梅硐寨(今长宁县梅硐镇)、清平寨、武宁寨、三江寨、安夷寨、石笋堡(今长宁县富兴乡)。嘉定四年(1211年)置安宁县(治所在今长宁镇),县属长宁军。至此,长宁境域东到安溪(今叙永、纳溪县地),南辖晏州、巩州、定州、投附州、筠州(今筠连县地),并达今云南省楚雄、彝良等县境内,北抵长江南岸(今下场二码头一带)与绵水、南溪为邻。环地二千余里,辖十州,五十六县。这是长宁建制以来,及其后境域最大的时期。

由是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说:“长宁于叙泸两间,入夷地一百二十里,外邻番夷,内接戎泸,管盐置监,深介夷腹。泸南边面阔远,有警则长宁常为兵冲,实西南之扼控也”。从王象之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长宁在宋时因盐,又因“深介夷腹”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了。所以这一时期关于长宁,史载极丰,《资治通鉴》《宋史》《通典》《宋会要辑稿》《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四川通志》等史书典籍及极具分量的史籍都有关于淯井监的文字,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较容易地在宋朝的文史资料中查到关于长宁县的记述。长宁县以其产盐,及扼西南之控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迹。

注:

1、牢盆,原是煮盐用的工具。因汉食盐官营的办法是,民制、官收、官运、官销。募民自备生产费用煮盐,官府提供主要的生产工具牢盆,即煮盐用的大铁锅用于煮盐,后即用牢盆指盐政或盐业。

2、盐栅,是宋末官府用木或竹围绕起来的盐民聚落。通常是每二至三灶为一团,各团四面筑墙挖壕,并派兵把守。其亭场、灶屋、仓舍等皆在团内。(据《中国盐业史》古代篇第258页)。

     3、“梓州路承受臧沪言:‘戎泸资荣州、富顺监都巡检使公署在戎州,去淯井监近逾百里,夷寇惊扰则应援不及,望徙置江安县。’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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