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他“接地气”,有人感佩于他的辛劳,有人则质疑他在“作秀”、“博眼球”……
樊建川随后发微博解释,席地而坐是自己当知青和当兵多年养成的习惯。微博一经发出,点赞数瞬间突破了5万。
其实,这早已不是樊建川第一次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了,每隔一段时间,他的故事就会被人翻出,在各个公号和社交媒体上“炒”一阵。而面对媒体,樊建川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当兵时,他因为学雷锋和搞宣传表现突出,被评为全师标兵;在第三军医大教书时,他曾经是宣传队的负责人;从政后,官至宜宾常务副市长,他更加深谙与媒体打交道的“玄妙”。在他的自传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现巧借媒体力量的事例。
他打理自己的微博,繁冗的工作间隙保持着每天数十条的发布量,拥有近150万的粉丝。他点开手机给记者看:“我的微博现在做得很舒服,每天要涨1000多个粉丝。平均每条阅读量在30万左右,多的有上千万。”在樊建川看来,这是建川博物馆最直接、效果最好的“广告”。
当然,他的“活络”远远不只体现在对新媒体的接受和运用上。为了筹集建馆资金,他曾到企业“拉赞助”。在没有其他企业赞助的情况下,他告诉某企业领导,他的竞争对手已经出价,向对方无形施压,最终获得了一个较高的价钱。
他有着军人的执守,也有着商人的圆滑。
就像他解释自己辞官下海一事的直白:“一是觉得我不太适合干这个工作,嘴巴太快了;二是觉得当时公务员收入太低了;三是觉得宜宾偏远,不适合我搞收藏;四是我当常务副市长,风闻说要让我当市长,我实在担不起这个担子,所以就决心辞职下海。”
就像他清楚光有一腔热血不够,要生存必须在商言商,正式开馆的当天晚上就开大会专门给员工讲营销。
就像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博物馆聚落”,只是想搞个“博物馆超市”,让博物馆成为一种普通人都能随时享受的文化形态,每个馆花几块钱就能看,价廉物美……
正是这些多重身份的共同塑造,让樊建川最终成为了他自称的“馆奴”。而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正是樊建川身上的“草莽精神”成就了今天的他和他的建川博物馆。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