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本健三提供的“奸后杀死妇女”的情况，使我们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在南京奸后惨杀妇女的情景。原来日本军先奸后杀也是来自“上级”的命令，这就是根源 ，是无可争辩的证据。
我们说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不容抵赖，这是因为南京大屠杀的铁案由6个方面的证据所铸成。
1.幸存者亲身遭受的迫害；2.外国人之目睹；3.加害者的坦白；4.掩埋尸骨的数据；5.东京审判的定案；6.最近在国外发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
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尚有1700余人健在，对当年所遭受的迫害仍然记忆犹新。今天，我们理直气壮地重申：我们这些幸存者是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见证人，日本方面一些人否认南京大屠杀，想为南京大屠杀翻案，我们针锋相对，坚决地拒绝，且已下定决心，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中国人民的地位，准备就南京大屠杀一案，在任何地方和日本政府对簿公堂，直到他们认罪道歉。
谈到见证人，其次应该是当时目睹南京大屠杀的外国友人。他们主张人道主义，支持正义，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立场坚定，同情中国人民遭受日军的屠杀和蹂躏，以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暴行的事实向全世界做了报道，受到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他们所提供的材料是珍贵的历史见证，也是日本某些人想翻南京大屠杀案不可逾越的障碍。
再次是日军将领留下了进攻南京的纪实、日记，以及后来出于良心上的反省，日军中的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写出了南京大屠杀的回忆录，叙述了日军屠杀、奸淫等暴行，成了南京大屠杀不可多得的证据。这些证据的出现，应该把它视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彻底崩溃。这些文字前因后果清清楚楚，在嘲笑“否认者”的同时，给了他们一记又一记的响亮耳光。
外国人之目睹起到的旁证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南京陷落时，大约有40名左右的外侨，不顾本国外交代表的劝告，留在南京。他们中15人组织了“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其中德国人3名、美国人7名、英国人4名、丹麦人1名。而另行组织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则由15名外侨和2名中国人组成。后一个组织中的15名外侨委员，有7名与前一个组织重复。值得一提的是，在2个委员会外侨之外，尚有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和巴赫教授，以及《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等5名宣传报道人员。
且看外侨目睹日军屠杀的暴行。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为采访消息，到15日一直留在南京。他就南京市区发生的惨状作了“在南京的马路上，尸体累累。有时还得先移开尸体，汽车才能通过”和“到处横着中国普通市民的尸体”的报道。
我们一定还记得，小长生在长乐路上第一次看到沈老太太被日本兵打死的情景，也不会忘记李老头带领小长生跨过一具具尸体，跑过一条条街巷狼狈逃命的情景。长乐路在中华门里。德丁这篇报道：“到处横着中国市民的尸体”与他们所见完全一致。可以肯定，这是由中华门侵入市内的日军第6师团和第11旅团把市民当作战斗对象加以攻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此报道与《铁证如山》中的“例证之18”——施惠云在门东、门西埋尸的情况也相一致。
当时，担任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副会长许传音负责处理遗弃尸体的掩埋工作。他是中国人，与世界红十字会多有联系，曾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南京陷落的第三天情况向法庭作证说：
我目击了日本兵的所作所为。我曾在一条主要马路上点过尸体的数目，当时在南京市内没有中国军队，所看到的尸体男女老少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穿军装的。（《记录》35号，载前引资料集，第25页）
前面曾经提到汪良向中国归来者联合会的访华代表团提到南京城内“两条血路”的惨况。许传音在马路上“看到到处都躺着尸体”，指的就是两条血路中的一条。另一条血路——中山北路上被日本杀害的难民，国民党退却下来的士兵和病员则由佐佐木元胜和西条八十来加以证实。
早在第二章里我们曾经介绍了《野战邮政旗》作者佐佐木元胜看到中山北路的惨况。他在12月16日下午到达南京，即在举行入城仪式前一天到达南京。南京陷落了三天后，在马路上仍可看到当时的悲惨情景：“当时有一、二万中国兵在被枪杀，其中好象也有脱去军装而换上便衣的中国兵。”
洞富雄先生从《未来》杂志（1976年12号）一篇题目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杀》中了解到诗人西条八十所写的见闻里，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留下的现场记录，其中在12月17日“入城式”那天，他在下关下船上岸后写道：
我出去一看，见码头对面有一座高高的板墙。墙内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如山。我心想：“已渐渐开始啦。”
我一直往前跑去，来到宽阔的中山北路。那是白杨树覆盖的林荫道，参加阅兵式的军队不断地行进着。他们首先要穿过阴暗的挹江门。那里，在厚得令人吃惊的铁门背后，堆起了敌人的沙袋，像扬子江岸边装米的草包那样，沙袋集中在一起。从这一带开始，一路上，横躺着很多穿着当地居民衣服的中国兵尸体以及死去的军马。（引自《大屠杀》第55至66页）
对于“已渐渐开始啦”这句话，这无疑意味着屠杀俘虏。洞富雄先生分析，这只能认为是西条八十根据自己的判断顶料到将会发生这种事情，或是西条八十从别人口中听说到即将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屠杀决非偶然发生的事件，所谓“不幸”的事件，似乎只能说是出自于日本军队有计划、有意识的残忍的屠杀。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对许传音的马路上的所见，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说：
“我们尽可能地在安全地及其附近地方作了调查。斯迈思教授和我作了各种调查，结果得出了结论是在我们确切知道的范围内，城内有一万二千个男女包括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
除此之外，在市区内还有许多人被杀害，但我们无法统计这些被杀害者的人数。在市区外，也有相当多的人被杀。以上所说，全然不包括遭屠杀的几万名中国士兵或曾经是中国士兵的男子。”（《记录》36号，前引书Ⅰ，第49页）
《铁证如山》例证之十七中，刘世尧所见在五台山小学后面塘里有83具被日本兵杀害的中国人的尸体。这个地点在难民区之内，由此可以证实贝茨博士的论说。证例中刘世尧还证实：日本兵把好几百个难民赶进清凉山一个大洞里，将他们用汽油活活烧死。清凉山仅在难民区西边的边缘，此次屠杀对难民区内一定震动很大。
田伯烈看到日本军肆意屠杀中国的平民百姓和已放下武器的士兵，对日军不守信义感到失望。他说：“当日军进攻南京的时候，日机散发传单称‘日军将尽力保护善良的人民，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12月10日，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在劝唐生智将军不战而退的传单中，他也这样说：“日军对于抗日分子虽然苛酷无情，但对于非武装的平民与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宽宏和善的态度”。日本军队对于自己的诺言，究竟履行到什么程度，下面的事实可以显示出来。他称贝茨是南京一位最受尊敬最有声望、态度极为公正的外侨，并引用他12月15日写给上海友人的一封信说：
在南京，日本军已经名誉扫地，甚至得不到中国市民的尊敬和外侨的好评……
入城两天来，由于日本军连续不断地杀人，大规模而有计划地掠夺，肆意妨害居民家庭生活（包括侮辱妇女）等等，南京的局势越发不可收拾了。外侨巡视市区后报告说，这时在马路上堆满了许多市民的尸体。昨天，在南京市市中心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具尸体。死去的市 民中，大部分人是在十三日下午和晚上死的，就是说是在日本军入侵时或被机枪枪杀，或被刺刀戳死的。如果谁因恐怖与兴奋奔跑，谁在黄昏后被抓去，几乎都被就地枪决。其残酷程度是难以置信的。南京安全区也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如此，外侨和有地位的中国人曾清楚地目睹了这许多暴行。有些人被刺刀砍得惨不忍睹。
有几批男子被带走，日本军把他们看作是当过中国兵的，因而他们都被捆绑在一起，一一被枪杀。这些士兵已放弃了武器，脱去了军装。因此可以说，实际上，除了为搬运抢夺来的东西和装备物资，需要从什么地方找暂时充当苦力的人外，被抓获的一批批男子肯定是要被枪杀的，当然，连俘虏的影子也看不到了。日本军强迫当地中国警察从难民区内的一幢房子拉出了四百个人，每五十人排成一行捆绑起来，带着步枪和机枪的日本士兵插在他们中间，把他们押走。不管目击者作什么样的说明，他们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摘自《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根据当时日军残暴成性的实际情况，贝茨肯定从难民区里抓走的警察和难民是被日军杀害了。但他不知道屠杀的地点。日本军也不会让他知道集体屠杀中国警察和难民的暴行。实际上，这些警察和难民是被押到汉中门外被杀害了。1946年5月，伍长德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时控诉了日本军此一暴行，证实在汉中门外的大屠杀。
我之所以在这里重提伍长德的一部证词，是因为日本军在汉西门外进行了多次集体屠杀，这只是首次而已。汪良曾向中国归来者联合会的访华代表团说过：“在汉西门外的沙地上，每天有数百人，多的时候有数千人被集体屠杀，他们都是现在还活着的证人殷有余先生。”这里所说的“汉西门”。那么汪良所说的汉西门集体屠杀有无其他证人呢?有。
先看日本方面的证词。日本广播协会1977年8月22日晚8时题为《映像的证词，战斗的军队》的广播中，提到过井之胁定二这个牧师。他曾参加南京攻陷战。他说：当时，在南京汉西门外，有30米左右宽的防坦克壕沟，全为尸体所埋没，马拉的辎重车在尸体上碾过。（引自《大屠杀》第60页）
毫无疑问，当时沟里填满了被日本军所杀害中国人的尸体。后一句可能有些夸张了。但不管怎么说，日本军在汉西门外集体屠杀南京市民的事实则不容否认。这一点从贝茨博士1938年1月25日的手记中也得到了证实。他在那一天手记中写道：
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个负责人请求我们去汉中门外，视察一下在那里的许多尸体……汉中门现在封锁着。掩埋队报告说，在那里有遗弃尸体三千具。那些尸体经大批处决后原封未动或是成排地倒下，或是重叠着遗弃在那里。（前引书2，第47页）
就在汉中门第一次集体屠杀的当天上午，贝茨曾驾驶汽车送一个日本海军军官回下关军舰，但在半路上被一个陆军军官阻止，说那边还正在扑灭少数中国军队，因有危险，故平民不准过去。贝茨说：“我们停止的地方就在军政部前，目睹日军枪杀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和许多无辜的平民，不准我过去，原来是这原因。”但当天下午他还是设法和路透社的斯密士·史蒂尔到了下关，一路之上，尸骸累累，触目惊心，难于描写，令他永不能忘。
冈本健三生于东京，作为士兵参加了南京的攻陷战，亲眼目睹了杀人现场，他说：
有人说未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事件，那是一派胡言。我目睹了屠杀现场，日军占领南京后，由于区别不出良民与游击队，因而就发良民证。我们的部队也每天干起像是盘问之类的事情来。虽然要中国人填写了出生年、月、日，职业、性别，但中国很少有人会写字。我们对不会写字的人作了说明，但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于是，回答清楚的人就没事，如有人回答得慢腾腾的，前言不搭后语，就被视为行迹可疑的人而加行处置。
我想日本军是在南京机场焚烧了被杀害了中国人的尸体。行迹可疑的人由各部队集中带往飞机场。他们在杂草丛生的草地上，被绳子团团捆住，他们无法逃跑。他们感到莫名其妙而喧嚣起来，喋喋不休。架在飞机库顶上的机枪对准那里哒哒地射击。我认为这种射击是在接到“射击”命令后进行的，是不知不觉地勾动了扳机。由于我们没有杀人的精神准备，因此毫无表情。如果在战斗中命令我们杀人，若不把对方杀掉，则自己有被对方杀掉的危险。可是在那种场合，有点人性的话就不会射击。射击的任务由机枪队执行。我们的部队则驻扎在四周进行监视。
射击开始，有人抢先夺路而逃。即使逃跑，但因为到处都架有机枪，结果也必然被枪杀。当时估计被杀害有四、五百人。事情结束后，日本军把路轨堆起来，上面放着尸体，下面塞着木架，浇上汽油后统统焚烧。……有时我们的部队也被拉出来，我也干过焚烧尸体的工作，一直要干到第二天，干到很晚。被害的人不只是男的，也有妇女和儿童，甚至有不到10岁的儿童。这是不折不扣的屠杀啊!被杀的人是不是游击队，也不清楚。在区别他们是否是良民时，并非什么都是的。由于语言不通，情况不会弄得很清楚。虽说在地狱里与极乐世界相差无几，实际上，是胡言乱语。（引自《参加杭州湾敌前登陆》载《中国》1971年8月号）
通过冈本健三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有力地回击了田中对本多胜一的指责。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屠杀是接到上面的命令而进行的；第二，所有日军都参与了屠杀；第三，屠杀是极严格而秘密地进行的；第四，屠杀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方法——屠杀后焚尸灭迹；第五，所有被屠杀的都是老百姓，其中有男有女，也有儿童。田中要求本多核对日本方面的资料，日军中将今朝吾的《日记》、少将佐佐木到一的《进攻南京纪实》以及士兵外贺关次、赤星义雄、冈本健三等亲眼所见，都可以作为给田中的回答。关于强奸一事，冈本健三说：“强奸事件也不是谣传。占领南京后不久，情况糟得很。自杭州湾登陆后，军队里就没有女人了。士兵们都是青年……上级说，如果干了那种事就当场把女人杀死。”
冈本健三提供的“奸后杀死妇女”的情况，使我们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在南京奸后惨杀妇女的情景。原来日本军先奸后杀也是来自“上级”的命令，这就是根源 ，是无可争辩的证据。
南京大屠杀中日本军犯有屠杀、强奸、纵火、掠夺四种暴行。而四种暴行中屠杀暴行居于首位，罪恶最大，是定性的暴行。因而也是日本右翼势力集中力量的攻击点。下面我们再从掩埋尸体的数据来证实南京大屠杀。
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许传音作为检察方面的证人，就该会掩埋被遗弃尸体的情况，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出庭作证说：“红十字会一般掩埋了人们无力进行自费掩埋的尸体，但当时尸体太多了，难以处理。日本军当局却来人说，你们是掩埋尸体的，请帮助我们清除尸体。因为得到日本军的同意，我们获得可以前往市中心的许可证或通行证。于是，为了进行这项工作，我们雇用了二百名工人。”12月16日那天，许传音曾在日本兵的监视下乘汽车观察了南京城内马路上遗弃尸体的情况。可以认定，红十字会掩埋尸体的准备工作便从这一天开始，于12月22日，首次在清凉山后山掩埋了129具尸体。至1938年10月30日在中华门普德寺掩埋62具尸体。（其中女尸13具，孩尸1具），共埋43071具。
除了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组织掩埋队外，崇善堂也组织了四个队进行掩埋遗弃尸体的工作。该堂单掩埋尸体一项工作有固定工役48人，临时工没有固定数字。从资料中可以看到，该堂于12月26日在五台山首次掩埋了124具尸体，其中女尸22具，孩尸6具。该堂至1938年4月20日止，累计共收埋尸体112，267具，其中女尸2，091具，孩尸813具。
红十字会和崇善堂掩埋尸体数统计表
单位男女孩合计
崇善堂109，363 2，091 813112，267
红十字会 42，942 83 46 43，071
总计 152，305 2，174 859 15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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