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老木匠
原题 我的师父
3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的周末下午，单位举行大会，在照例的政治学习后，就宣布了师徒结对。我们30多个新进单位的小青年，逐个被叫起，和自己的师父见面、握手，用领导的话来说就是进行革命的拜师礼。
轮到我的时候，就看见对面是一位身穿邋遢工作服的瘦小老头，旁边的人都在起哄：“喔吆，喔吆，8只眼碰在一起了”——我的师父也是戴眼镜的。我赶紧上前，和师父握了握手，只觉得捏的好像是一段老树根，低头一看，师父不仅手心里全是老茧，就连手背上也是黑黑的一块块树皮状的老皮。
其他的师父都带了徒弟到一边去谈一会，而我的师父和我握了手就走了，留下我一个。旁边的师傅们解释说：“你师父回家去了。”
师父是浦东川沙江镇人，这个地方以中国“赤脚医生”的命名地而闻名于当时，现在则是“机场镇”了。师父每周六下午就要踏上回家路：先骑车到民生路码头过江，转到川沙的“上川路”小火车，自行车就放在火车的专门车厢里。到了川沙再骑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全程总要三、四个小时，而第二天晚上就要原路返回。平时他是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过着单身汉的日子。
当时社会流行的尊称是“师傅”，或许我们这些小青工里的谁说错了什么，有一天一个青年师傅把我们召集起来，很严肃的告诫我们：“对自己的师父只能叫师父，不能叫‘某师傅’！这叫做‘徒不讳师’！”大家于是都凛凛受教，再也没有叫错的。
我的师父姓乔，于是很早就因为电影《乔老爷上轿》而得到个“乔老爷”的绰号，从来没有人叫他的大名，连带到我往往也被叫“小乔”。师父已经是50多岁了，我是他第一个正式的徒弟——后来也是最后一个，因为我们这一批以后单位就再也没有大规模招过工，而师父在我满师后不久就退休，让他的小儿子顶替进单位工作。
师父十几岁就学徒，参加过四川路桥头的邮电大楼建造。后来一直是在私人小营造社做木匠，到60年代中上海加强社会主义改造，把所有私人营造社、个体泥水木匠统统整编为集体所有制性质的房屋修建工程队，属于房地局领导。当时还考过级，师父是建筑木工五级半——在我们单位算是比较高的级别了。
拜师后的第三天我就跟着师父干活了。师父帮我领了全套的木匠工具，给了我一把榔头就带我进了工地。他站在跳板上往房屋平顶上钉纤维板，要我帮他递工具和纤维板。我要逞能，也跟他上去，学他的样子，用安全帽顶住纤维板，左手捏钉，右手握锤，往上就敲，想不到纤维板很硬，又是往上敲，敲不准，一锤上去钉子飞跑了。再拿根钉子，再来一下，锤子砸在手指上，立刻出了一个紫血泡。师父大笑，说“还是先学往下敲钉子容易点”。
师父技术虽然很好，不过干活的时候很擅长糊弄。当时我们按照任务单施工，每项工作都有专门的定额，比如拆装一扇门是1小时20分，装一把锁是30分钟。师父带我的第一年，我只算1/3的工作量。师父喜欢干修地板、吊平顶之类的隐蔽工程，因为那样就很难核算实际工作量，尽可以少做多报。不过这种活脏得要命，尤其是修补旧平顶的时候，一锤子上去，陈年老灰哗哗的雪片般掉下来，我们师徒两个人就老是灰头土脸，常常下工后就像是个黑人，脸上只有眼白还是本色了。
在干活时，师父也往往拆点烂污，有时应该接木料的地方他会用一根大铁钉钉进去，说：“铁榫头比木榫头要牢交关。”有时加工的门窗刨得不光滑，他也会说：“反正油漆工会来刮腻子打沙皮的。”不过他也常常说现在干的活简直不像样。兴致来了他会说过去看外滩、南京路这些大洋房造起来的样子，“那个生活做的那才叫挺刮”！在修一些有年代的大里弄时，他总会叫我从弄堂口沿砖缝往弄堂底望进去：每栋房子的每一条砖缝都是一条线的笔直，他就会赞叹：“那个时候做生活多少像样子！一天只砌三皮砖头，所以砖缝全是一样粗细，刹齐！”
不过师父从来是第一个到工地、最后一个离开，除了每个星期六下午一般总是3点多就离开以外，迟到早退是没有的事。平时干活的时候也很少休息，在居民家里大修时，他最多坐上两根烟的时间，就要干活了。所以我们两个人的工时总是要超额很多，尽管超得再多也没有奖金，可是师父就是停不下来。有的时候我在居民家中找到一本喜欢看的书，坐在地上就看，他从来不催我，只是笑咪咪地看着我，叫我继续看，自己干活。
师父教我技术并不多，他还是老法的师父：师父领进门，修行看个人。学技术应该是靠徒弟自己领会的。教了我如何打理工具后，一般的活他并不教，只是让我当帮手看。看了几次，我自己动手他也不说，直到出了洋相，他才来帮助纠正。有一次在商店里做柜台，那柜台角上是三面接榫的“粽子夹角”，他老人家一大早就到了工地划好了线，等我到了就是按线打眼、开榫，如何划线还是不知道，他也不说。
当时干我们这一行好像技术也不太要紧，最经常用的工具只是一把榔头，人们都叫我们“榔头木匠”。特别是新建房子或结构大修的时候安装混凝土模板，就是不停地敲钉子。有一次在砖厂建窑，我和师父两个木匠干了几个月，休息时师父突然说：“我们钉掉了好几卡车洋钉了。”另外，当时青工学不学技术无所谓，反正也不考级，满师总是36元一个月，大家都一样。有的青工同事到满师的时候，连榔头也挥不像样。
师父并不识字，他的眼睛是在一次高空坠落事故、昏死几天几夜后就变成近视了，只好戴眼镜。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却会看图纸，知道如何看剖面图。
有一次我们造一排砖窑，窑顶是圆拱状的，图纸上只给出了窑的高度和宽度，没有圆拱的半径，我们没有办法放大样来做模板。我记得中学数学里是学过这个的，在吃午饭的时候算好了半径，赶紧跑到工地想告诉师父，想不到师父已经在那里锯那个样板的圆弧了。他的办法是这样的：在地面上画出窑顶的高度和宽度，然后在宽度1/2的中心往下画一道直线，拿了一根绳子绑上铅笔在这条直线上反复试，直到能够候到顶点和两边，就画出圆弧。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拜师后他一直和我说：“你不会一辈子当木匠的。”所以他对于我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是积极支持，从不阻挡。3年学徒里我大概只跟他干了两年活。到了满师的时候，突然之间上级规定要考核技术，要求按照劳动定额，在3小时45分钟内制作一扇廿字窗棂的木窗。我从来没有做过，当然很紧张，师父比我还很紧张。正好工地有同样的木窗要修，他就拆开，让我重做一遍。考核的前一天，他不声不响帮我打理好全部用得上的工具，准备好了画线的“柱头”。好在我的运气好得出奇，考核那天平时技术比我好的几个师兄都出了问题：不是砸断了木料、就是做错了尺寸，我居然还得了个第一。回来后师父也高兴得不行，破天荒的掏钱请同班组的同事们吃糖。
师父有6个儿子，他平时极其省吃俭用，要为6个儿子造房子、讨娘子。我几乎从来没有看到他穿工作服以外的衣服，他抽的烟不是勇士就是劳动，烟瘾很大，往往一天只用两根火柴：上午上班点一根叼着，一根连一根，午饭后再点一根。好在修房时居民往往都会送些烟。自行车是真正的“老坦克”，到处缠绕着布条、塑料片，看不出原来是什么牌子的。平时用的毛巾比抹布还要黑，食堂里吃饭老是红烧肉加青菜。我们在砖厂造窑，他利用这个关系专门收买砖厂的次品砖，凑齐了一船船运回去。当我离开单位到师父家告别时，6栋三上三下的房子已经造好了。
师父不关心政治，每周一次的班后政治学习会，他老是闭目养神。但是有的时候语出惊人。有一次我读报说8亿人民如何如何，他突然睁开眼说：“中国已经8亿人啦？”得到大家的一致肯定回答后，他一本正经地说：“8亿人里的男人小吊吊连起来可以绕地球一圈了。”
单位里有不少“四类分子”，我们小组里也有一个“敌性内处”的。我见这位被打入“另册”的师傅年纪比我父亲还要大，总是不自觉的叫“孙师傅”。后来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说作为学习小组长，要注意立场云云。我师父听说了，就教我：“你以后就叫他‘老孙’就行了嘛！”他还对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好得没有肚脐眼，也没有人坏到没屁眼的。人都是差不多的，不是生红眼睛绿眉毛的。”
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后，我在单位里布置灵堂、值班，好几天没有到工地。有一天回到工地干活，师父一把把我拉到僻静的地方，很严肃的告诉我：“好了好了，不会再有地震天崩了，真命天子归天了。”
师父个子小，胆子大，尽管他出过那样严重的工伤，可是在脚手架上依旧是到处乱跑。在跟随他的日子里，他出了好几次工伤，每次都要我踩黄鱼车送他到他姐姐家去休养。最严重的一次是在一个中学里拆楼板的时候，掉下来的木梁上的钉子在他小腿上划开一个尺把长的大口子。我急忙把他送到地段医院里去缝针，一共缝了28针，把医院外科里备的线也用完了。他老人家一边喔吆喔吆的叫唤，一边还要和护士开玩笑：“喔吆，小阿妹呀，侬看看我脚上像不像黄鱼肚皮翻出来了样子呀。”
1977年的夏天，我们在拆楼房水泥模板时，我看脚手板不牢靠，和他换了位置，由我站在外挡位置，结果模板突然脱落下来，砸断了脚手板。我们当时根本就不配备保险绳，于是我就从4楼摔了下去。下落中清楚地看到师父俯身朝着我，嘴巴、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就像一个电影定格镜头。好在我的命很大，掉到二楼时抓住了脚手架，爬到了房子里。
这次坠落事故对我打击很大，从此有了个恐高症的症候，在高处往下看时膝盖总会发软。正好在这时听说要恢复高考了，于是决定去当臭知识分子，这个光荣而危险的木匠行当看来确实是干不了一辈子的。
离开单位后不久，师父就退休了。每次到上海来取工资，就会到我家来玩。他从来不敲门，总是抓住门把手来回推拉，我妈妈一听就知道他来了，赶紧泡上茶，拿出烟。他老人家一屁股坐下，说几句笑话后就闷头抽烟。不管我在不在，坐半个小时，准时起身走路。留他吃饭，总是推辞。印象里好像没有正式的给他老人家敬过酒。
94年我父亲去世后，师父就来的很少了。几年后听说他身体不太好，不再到上海来拿工资了。20世纪最后一年的冬天，我和老单位的同事们到浦东为他老人家送葬。
现在我的老单位已经破产了，所有的300多员工都已下岗，回到了原来个体泥水木匠的地位。我也早就不是真正的木匠了。可是师父的身影经常在不经意间浮现在脑海，在我坠落时师父那紧张的盯着我的眼神，师父那瘦弱的身材，他那辆“老坦克”，他的种种教诲，经常会提醒我，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本分的手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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