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此地作别,也好他乡再见~~~~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9辑,作者眭达明,原题《趣事、怪事、离奇事——古代秘书值班撰文素描》。
古代秘书在禁中值夜班,主要任务是为朝廷起草紧急公文。但同是撰写公文,晚上值班由于受条件的限制、环境的制约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秘书撰文时常常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特殊情况,发生许多非常有趣、离奇甚至充满风险和机遇的事情。
一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一月,李训、郑注等人为消灭宦官,发动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时,文宗皇帝李昂曾暗中给予支持。李训等人以失败丧命告终后,大宦官仇士良和鱼弘志非常憎恨唐文宗,多次设计废掉他。有天晚上快到半夜的时候,翰林院突然来了一个宦官,叫当晚值班的翰林学士崔慎由立刻进宫。崔慎由跟着宦官来到秘殿,但见仇士良等人端坐在大堂上,看上去已经等候多时了。崔慎由环顾四周,只见门窗紧闭,窗帘也拉得严严实实,不由心生疑虑,预感到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
等崔慎由落座后,仇士良对他说:“皇上患病已经好长时间了。自从他做皇帝以来,政令紊乱,办事糊涂;政务荒废,国运大衰。皇太后看到这种情景,整日愁眉不展,忧心忡忡。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皇太后决定更换皇帝。今晚急着叫学士来,就是要你起草废黜皇帝的诏书。”
崔慎由听到这里,不由大吃一惊,坚决拒绝说:“当今皇上恩泽遍施天下,品德无半点瑕疵,这是全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实,我们怎么好随随便便议论更换皇帝这件事呢?慎由有亲人朋友、中表兄弟数百上千人,怎么敢做这种灭门九族之事呢?!即使杀了我也不敢答应!”
听了崔慎由的话,仇士良等人沉默良久,无言以答。之前他们显然认为,迫于他们的权势和淫威,崔慎由肯定会满口答应此事,把废帝诏书写好,因为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毕竟是多数人遵循的处事原则。哪想到崔慎由这个翰林学士犹如吃了豹子胆,竟敢一口回绝他们的要求。他不但把话说得很死,而且句句在理,叫人无法反驳。仇士良等人本来就做贼心虚,理亏在先,如今面对崔慎由表面上示人以弱实际上却是柔中有刚的回答,自然无话可说了。
过了许久,仇士良等人才打开后面的一个小门,把崔慎由带进一个小殿,只见文宗皇帝无精打采地独自枯坐在那里,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仇士良这个不可一世的宦官,跨上台阶,来到唐文宗的面前,手指着他,声色俱厉地一条一条数说唐文宗的过失,把心中的怨恨都倾泻在他的身上。唐文宗一直低头不语,犹如可怜的小孩承受严父的责骂,一点都不敢分辩。接着,仇士良又指着唐文宗的座位说:“如果不是崔学士不起草废帝诏书,你就没有资格再坐在这个位置上!”说完,便让人把崔慎由送出官去。崔慎由临出门时,仇士良还威胁他说:“今晚的事情不能走漏一点风声,否则你整个宗族都难保!”(《新唐书·宦者上》)
经历这一夜惊心动魄的场面,崔慎由虽然化险为夷,但事后想起来就后怕不已,于是以身体不佳难以坚持值夜班为由,请求尽快调动工作,离开了秘书岗位。另据史书记载,崔慎由虽然没有把此事告诉任何人,却在日记里作了详细记载,并在临终前交给儿子崔胤。到唐昭宗李哗时,崔胤身任宰相,大权在握,于是联合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尽除宦官,宦官七百多人均被杀,派至诸道的宦官监军使,亦命当地处斩,宦官差不多全被杀光了。史书上因此说:“慎由记其事,藏箱枕间,时人莫知。将没,以授其子胤,故胤恶中官,终讨除之,盖祸原于士良、弘志云。”(《新唐书·仇士良传》)
二
秘书值夜班写公文既然充满风险,当然也饱含着机遇,可谓风险与机遇并存。乾隆朝军机章京巴延三,有一次值夜班起草公文,就遇到了别人难以遇到的好运气。
在乾隆皇帝对准噶尔部用兵期间的一天深夜,有一份紧急军事文书传到北京,需要及时回复。此时,军机大臣们都已回家休息,军机处只留下个别值班的军机章京。乾隆问身边的宦官,军机处今天是哪位军机章京值班?宦官告诉他是巴延三,乾隆就要他们赶快去把巴延三叫来。巴延三来到皇帝寝官的窗前,听取指示。乾隆对隔窗站着的巴延三讲了文书的大意和具体写作要求,就要他赶快回军机处起草诏令。巴延三到军机处工作虽然已有一段时间,但由于办文办事能力较差,领导和同事们平时都看不起他,所以没有让他独力完成过一篇公文的起草,这次要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军机处值夜班,也根本轮不到他去谒见皇帝领受任务,因此,巴延三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当今皇上。可能是他心情非常激动,一心只顾看皇上而没有认真听取乾隆的指示;也可能是他心情特别紧张,虽然乾隆交代任务时他也认真听了,但事后却没有留下完整清晰的印象;更有可能是他的能力确实十分低下,当时根本就没有听清楚乾隆究竟说了些什么!总之,他出得宫来,对乾隆刚才说过的话早已左耳进右耳出,一句完整的话也没有记住,哪里还写得出什么诏令!
值得庆幸的是,跟着巴延三去军机处立等取稿的乾隆亲信小太监鄂罗里,不仅会识字作文,而且善于揣摩皇上心意,刚才乾隆对巴延三口授旨意时,他就站在一旁,皇上说的话他都听得一清二楚,现在他看到巴延三急得满头大汗却写不出一个字来,为不误事,就只好凭着自己的记忆,代巴延三起草了这份诏令。鄂罗里将文稿进呈皇上时,自然不敢说是自己写的。
十分有趣的是,这份由小太监代笔起草的诏令不但替巴延三救了急,解了围,巧妙地掩饰了其能力低下的缺陷,而且博得了乾隆的高度赞赏,看过后连说写得好写得好。乾隆最后还问鄂罗里:这个军机章京叫什么名字?鄂罗里回答说叫巴延三,乾隆便牢牢地记住了这三个字。过了几天,乾隆见到军机大臣傅恒,便大大地表扬了巴延三一番,然后说:“你们军机处有这么特别优秀的人才,为什么不及早向朕推荐?”傅恒当然清楚巴延三的底细,但为了不使皇上扫兴,也就不便将实情讲出来,所以他不仅不会把巴延三那些“人争鄙薄之”的丑事端出去,而且还顺水推舟,乐得做一个顺手人情。不久,傅恒就把巴延三推荐上去,将他外放为潼商道员。
你还别说,巴延三这个小子写文章的本事没有,当官的功夫却很到家,加上一点小小的运气,此后,他的职务不断升迁,不几年就爬到了两广总督的高位,成了手握重权的一方诸侯!多少有能力有本事的人,在秘书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了数年甚至数十年,案牍劳形,老于其位,而巴延三这种“龌龊无他能,人争鄙薄之”的庸劣无能之辈,却凭着某种机遇和侥幸,一路飙升,最后竟然成了权势显赫的封疆大臣!世上事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只能让人摇头叹息、徒唤奈何!
由于巴延三是有了鄂罗里的救急才获得提升的机遇,所以他后来从骨子里感激鄂罗里,私下里常常称呼他为恩人;也由于巴延三不是凭能力和本事上去的,所以他做了高官后,不仅工作上毫无建树,而且庸劣的本性暴露无遗,既贪污腐化,又滥用权力,最终被罢官回家。在这里,世道似乎又体现了其公正、公平的原则。
三
除了风险和机遇之外,秘书值夜班写公文有时还显得十分离奇。
早在开元六年(718)的三月份,唐玄宗就曾当面许诺任命张嘉贞为宰相。唐玄宗作这种许诺而不是马上任命,是因为当时担任宰相的宋璟深受唐玄宗信任,而与宋璟同时为相的苏颋也很不错,两人配合得相当好,所以唐玄宗不可能马上任命张嘉贞为宰相来取代宋、苏二人。两年后,也就是开元八年(720),宋璟和苏颞因禁恶钱“颇招士庶所怨”(《旧唐书·宋璟传》),唐玄宗不得不罢免他们的宰相职务后,他才践诺两年前许下的诺言,通知秘书起草公文,正式任命张嘉贞为宰相。
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当唐玄宗决定下文任命张嘉贞为宰相时,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来。唐玄宗只记得这个人姓张,名字有两个字,是个复名,在北方做大将。中书省当天值夜班的是中书侍郎韦抗,唐玄宗叫他来起草任命宰相的文书,并要他想想这个姓张的人叫什么名字。根据唐玄宗提供的线索及特征,韦抗说:“这不是朔方节度使张齐丘吗?”唐玄宗点头称是,并当即要他起草文书,任命张齐丘为宰相。幸运的是,这天深夜,唐玄宗在阅读下面报上来的公文时,顺手拿起的一份刚好是张嘉贞写来的,这才猛然醒悟过来,想起了他的名字,于是当即叫来韦抗改写任职文书,任命张嘉贞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否则,宰相这顶官帽,就要误戴到另一个姓张的人头上去了。
连任职者的名字都想不起来,就匆忙下令起草任命书,此事确实十分离奇和少见。这种离奇古怪之事,也只有在深夜匆忙起草公文时才会发生。因为若是正常上班时间,碰到什么疑难问题,秘书完全可以找人咨询,或者查阅有关文书档案,这样就可避免和防止出现差错,而晚上值班,除了皇帝,就只剩下起草公文的秘书,他们根本不可能找人咨询,也无法查阅档案资料,要发生错误,就只有任其发生了。
四
任命宰相险些出错,这种离奇事确实少见;而在起草任命文书时将错就错,这样的怪事无疑更是稀奇有趣了。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寇准被丁谓排挤罢相后,需要另外再任命宰相,宋真宗原来只打算任命李迪一个人,最后公布的名单却有两位宰相,即兵部尚书冯拯也被任命为枢密使、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宰相)。按照原来的计划安排,冯拯是担任参知政事一职,后来之所以被突然任命为宰相,和宋真宗召错了值班秘书起草文件而又不愿意纠正错误有很大关系。
自唐中叶建立翰林院,由翰林学士专掌“内命”,分割了中书制诏权之后,朝廷机要文书都由翰林学士起草,其他一般文诰诏命,才由中书舍人(知制诰)负责撰制,朝廷文书明显地分为内外两制。到了宋朝,翰林学士院(唐朝为翰林院)的职掌比唐朝虽有所扩大,但学士负责起草的文书种类,与唐朝还是基本相同。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的职责分工虽说早已明确,但当要起草文件时,皇帝却会经常召错秘书,也就是本该由舍人起草的文件,皇帝却召来了某位学士;而本该由学士起草的文件,皇帝反而召来了某位舍人。由于不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且舍人与学士所能涉及的机密程度也不一样,在这个时候,被误召的舍人或学士,只要说明自己被误召了,皇帝当即会换过秘书起草文件。如寇准罢相时,按规定应召翰林学士起草制书宣布这一决定,却误召了知制诰晏殊,晏殊于是说明:“臣掌外制,这不是臣的职务。”皇帝便从翰林学士院另外召来了值班学士钱惟演。晏殊被误召后,由于涉知的机密超过了知制诰的权限,便奏称恐怕泄露机密,不敢再出去,被获准在学士院住了一宿,到第二天决定宣布后才离开学士院。而这次宋真宗打算任命冯拯为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时,却误召了值班学士杨亿来起草这一任命决定。参知政事也是朝廷执政大臣,属于宰相班子成员,让学士起草制书本无不可,但按照宋朝当时的习惯做法,任命参知政事是由中书舍人起草任职决定,如前一年丁谓从节度使升任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时,就是由知制诰宋绶起草任命书的。丁谓对此虽有不满,但最后也得接受事实。杨亿这次被误诏后,自然不敢从命,于是说:“这是舍人的职责。”宋真宗问:“什么级别的官员才由学士起草任命文书?”杨亿说:“若是任命枢密使、同平章事,制书就应该由学士起草了。”想不到宋真宗不但不换秘书,而且将错就错地吩咐杨亿道:“就以此官任命冯拯。”从而让冯拯平白无故地捡了个大便宜。
宋真宗不是以任命的官职而召来相应的秘书起草文件,而是以误召的值班秘书所担负的职责来任命官员的相应职务,这件发生在北宋天禧四年七月中旬的撰文逸事,无疑是中外任官史上和公文写作史上的一件趣事和怪事了。
五
公文写作是离不开档案资料的。为了弄清某个问题,秘书不仅要充分利用本单位的文书档案,有时还要去档案机构查阅资料。另外,有的秘书由于业务不是很熟悉,搞不清楚文书的种类格式,因此他们起草文件时,常常要找一些旧文件做样本,然后“依样画葫芦”。可是值夜班的秘书起草公文,查阅档案资料就没有那么便利了,因为档案室不像秘书部门那样,每天都会安排人员值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不能像正常上班时间一样,想什么时候进档案室查找资料就什么时候去。如果值班秘书所要写的又偏偏是一份急件,必须迅速撰写出来,这个时候就难免会发生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
韩丕是宋太宗时的秘书,此人文章道德都不错。但他的毛病是“诰命应用,伤于稽缓”,也就是起草公文拖拖拉拉,难以按时完成。宰相宋琪性子急,经常加以督促、责备,有时甚至公开批评挖苦他;韩丕的同事、中书舍人王佑也“以前辈负气,每陵轹面折之”。但他就是改不掉这个毛病。
韩丕起草公文“伤于稽缓”,是他写作时有个不良习惯,就是在动笔之前,不是认真调查研究,搜集资料,精心构思,而是总喜欢去找一些内容差不多相同、文种格式基本类似的旧作做样本,然后改换一些文字和数据,稍作改易而后呈进。所以他每次起草文件,总要花不少时间到档案室寻找旧文件做样本。起草文件既然离不开模仿,韩丕怎能不拖延时间,以致“伤于稽缓”呢?
韩丕起草文件“依样画葫芦”,在平时也许还能勉强应付过关,一旦遇上紧急事情,就必定要出问题和闹笑话了。一天晚上,皇帝等诏书非常急,韩丕却迟迟交不了稿,原因是管文书档案的人出外住宿,韩丕没有钥匙进档案室找文件做样本,因此握笔许久也写不出一个字来。后来被催得急了,韩丕只好把锁砸破,找出文件旧稿,稍加改动,然后抄一篇文稿呈进。韩丕起草文件“伤于稽缓”本来就遭人批评嘲笑,如今他又破锁人室找旧稿“依样画葫芦”,所遭受的讽刺、挖苦自然更多、更刺耳。韩丕觉得无脸再在秘书部门待下去,就主动上表请求外放。不久,获准到虢州任知州。
起草文件“依样画葫芦”,离开样本便写不出文件,并在历史上留下笑话的当然不止韩丕一人。据《朝野佥载》卷二记载,唐朝有位叫阳滔的中书舍人,有一次值班时奉命起草一份急件,而管文书档案的令史把钥匙带走了,阳滔便不能进档案室找文件做样本,因为无样本检寻,阳滔也就不能把文件写出来。事情很急,时间不等人,急得团团转的阳滔百般无奈之下,“乃斫窗取得之”,也就是砍破窗户进入档案室找出旧文件做样本,才完成此文的起草任务,他为此而得了一个“斫窗舍人”的绰号。阳滔和韩丕,一个“斫窗”,一个“破锁”,目的都是为了进档案室找文件做样本,确实使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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