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熠伟（读史专栏作者）
东兴之战，史书也称为东关之战，无论是此战之前抑或是之后，三国的格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时，吴主颇寤太子和之无罪，冬，十一月，吴主祀南郊还，得风疾，欲召和还；全公主及侍中孙峻、中书令孙弘固争之，乃止。吴主以太子亮幼少，议所付托，孙峻荐大将军诸葛恪可付大事。吴主嫌恪刚愎自用，峻曰：'当今朝臣之才，无及恪者。'乃召恪于武昌。《资治通鉴》
这里的“是时”是什么时候呢？以魏国的年号来说，是嘉平三年（251年）十一月。
嘉平元年的时候，曹魏爆发了“高平陵之变”，这场变故使得司马懿夺取了魏国的实际权力，但到此时（251年十一月），司马懿已经入土三个月了。这意味着接管魏国实权的司马师此时刚刚掌权3个月。
而四川的蜀汉政权自诸葛亮去世、费祎等人执政之后，已经17年没有大规模北伐了。
可以说，这是三国时代相对平静的一段日子。三方之间内部虽然有政变，但是外部没有大的战争。直到这个“是时”，孙权托孤，诸葛恪执掌吴国大权。
凡是姓诸葛的，大都跟诸葛亮脱不了关系。诸葛恪正是诸葛亮的亲侄子。年少之时便驰名江左。
江表传曰：恪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权见而奇之，谓瑾曰：'蓝田生玉，真不虚也。'吴录曰：恪长七尺六寸，少须眉，折頞广额，大口高声。
如史料所说，诸葛恪的才华体现在“辩论应机，莫与为对”。紧接着在诸葛恪的本传里，还举了几个例子：
恪父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坐欢笑，乃以驴赐恪。
他日复见，权问恪曰：“卿父与叔父孰贤？”对曰：“臣父为优。”权问其故，对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为优。”权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
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
后蜀使至，群臣并会，权谓使曰：“此诸葛恪雅好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恪因下谢，权曰：“马未至而谢何也？”恪对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
最后，腹黑的史官陈寿还加了一句“恪之才捷，皆此类也”。但是也记载了一件事情，在所有人不看好的情况下，收服山越，使得吴国增加4万兵源。这一实打实的政绩，让诸葛恪真正意义上得到了孙权的重视，而不仅仅是以一个普通勋贵子弟来看待。
陆逊死后，诸葛恪代其镇荆州，独掌吴国上流，并最终在孙权托孤之际，成为首席辅政大臣，时年50岁。而在长江对岸，曹魏帝国的实际掌舵者，是比诸葛恪小5岁的司马师，局面更是风雨飘摇。
45岁的司马师此时接任父亲的权力棒，为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 。
相比于诸葛恪辅政的名正言顺，司马师局面可就难多了。因为他的权力来自世袭，而不是君主任命。
在封建时代，只有皇帝的权力可以世袭，如果一个大臣的权力同样来自世袭，那意义如何，实在是不言自明了。
与诸葛恪少年时代即才名远播不同，司马师虽然也被名士圈所吹捧，但能证明这种名声的事例却是一个也没有。
可以说，在执政之前，司马师能拿的出手的事情只有一件。
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
高平陵之变，这个决定司马家命运的政变，其根本的军事力量是由司马师提供的，而且大家还不知道他是如何召集到死士的。
其实，《晋书景帝纪》里还记载了一件事情，与弟弟司马昭的对比，来表现司马师的沉稳：
宣帝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潜画，文帝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觇之，帝寝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
此事是说在谋划高平陵之变的时候，司马懿只跟司马师商量，不跟司马昭商量，等到将要发动的时候，才把计划告诉司马昭，结果司马昭辗转反侧的睡不着觉，而司马师却睡的跟平常一样。
在笔者看来，此事根本不能反映昭、师之优劣。一般人要是司马昭，临事前一天才知道这种诛九族的事，能躺着就不错了，还要什么自行车。
魏吴两国的新一代执政既然都是刚刚上台，所以二人不约而同的准备搞事，来增加自己的威望。吴国这边：
初，吴大帝（孙权）筑东兴堤以遏巢湖，其后入寇淮南，败，以内船，遂废不复治。冬，十月，太傅恪会众于东兴，更作大堤，左右结山，侠筑两城，各留千人，使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引军而还。
诸葛恪开始继续孙权未完成的事业，在边境修堤。
而魏国这边的反应也很大，镇东将军诸葛诞言于大将军师曰：“今因吴内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羁吴之上流；然后简精卒攻其两城，比救至，可大获也。”是时，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各献征吴之计。
魏国东、南两方面的四位将军，不约而同的上表想要讨伐吴国（此事应该出于司马师之授意或主动询问，否则四位受方面之任的统帅不可能同一时间上表）。
嘉平四年（252年）年底，吴魏两国在东兴产生了直接碰撞，魏国的方面统帅是司马昭，而吴国则是诸葛恪亲征。
十一月，诏王昶等三道击吴。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毌丘俭向武昌，胡遵、诸葛诞率众七万攻东兴。甲寅，吴太傅恪将兵四万，晨夜兼行，救东兴。
魏国的这次征讨，声势十分浩大，吴魏接壤地区，即大别山以东直到建业（今南京）几乎处处燃起战火，魏军总动员兵力将近15万，然而东路军被诸葛恪击溃，使得魏军三路皆无功而返。
胡遵等敕诸军作浮桥以度，陈于坻上，分兵攻两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诸葛恪使冠军将军丁奉与吕据、留赞、唐咨为前部，从山西上。奉谓诸将曰：“今诸军行缓，若贼据便地，则难以争锋，我请趋之。”乃辟诸军使下道，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径进。
时北风，奉举帆二日，即至东关，遂据徐塘。时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会。奉见其前部兵少，谓其下曰：“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
乃使兵皆解铠，去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缘堨。魏人望见，大笑之，不即严兵。吴兵得上，便鼓噪，斫破魏前屯，吕据等继至。魏军惊扰散走，争渡浮桥，桥坏绝，自投于水，更相蹈藉。
这一战，诸葛恪声威大震，获车乘、牛马、骡驴各以千数，资器山积，振旅而归。
还擒获了孙权切齿的仇人韩综。献韩综首级于吴大帝庙，以告慰孙权的在天之灵。
前部督韩综（东吴名将韩当之子）、乐安太守桓嘉等皆没，死者数万。综故吴叛将，数为吴害，吴大帝常切齿恨之，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庙。
嘉平五年（253年）的新年，司马师与诸葛恪的境遇更是天差地别。
吴军还自东兴。进封太傅恪阳都侯，加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
而司马师只能将罪过推给弟弟司马昭：朝议欲贬黜诸将，大将军师曰：“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悉宥之。师弟安东将军昭时为监军，唯削昭爵而已。
有趣的是，东兴之战后，司马昭在军中就曾问过众将，战败的责任由谁来背，提出让司马昭来背锅的王仪，被司马昭于军中直接斩首了，然而到最后，这口锅又由他的哥哥司马师亲手送给了他。
司马昭毕竟是名义上东路军主帅，所以这锅也不算很冤。
再多说一下，正是因为司马昭斩了王仪，所以王仪之子王裒终身不仕司马家：
（王裒）痛父非命，未尝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于是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庐于墓侧，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号，涕泪著树，树为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辄到墓曰：“裒在此。”及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
说回司马师的处境，虽然锅给了弟弟，但是祸不单行，魏国又出事了：
雍州刺史陈泰请求并州出兵一起讨伐胡人（推测一下这里的胡人应该是雍、并边境的鲜卑或者匈奴），但是并州的外族雇佣军（内附的匈奴人）反而先造反了。
司马师这次只能自己背锅，将陈泰的责任揽了下来。
此时，如果诸葛恪休养生息，稳定内政，等待魏国发生重大变故（实际上，两年后魏国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就举起了反抗司马氏的大旗），凭借东兴之战的巨大声望，他完全可以一统东吴朝堂，地位也许可以媲美诸葛亮在蜀汉。
然而，急于建功的诸葛恪没有忍住自己蓬勃的野心。他又一次展示了自己过人的辩才，同时运用自己的权势，强行压住了反对再次出兵的声音。
本身就自信过人的诸葛恪，在建大功之后更是志得意满，忘乎所以。本身是辅政大臣，也是亲家的滕胤的劝说，也被诸葛恪所斥退：
滕胤谓恪曰：“君受伊、霍之托，入安本朝，出摧强敌，名声振于海内，天下莫不震动，万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劳役之后，兴师出征，民疲力屈，远主有备，若攻城不克，野略无获，是丧前劳而招后责也。不如案甲息师，观隙耐劝。且兵者大事，事以众济，众苟不悦，君独安之！”
恪曰：“诸云不可，皆不见计算，怀居苟安者也。而子复以为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暗劣，而政在私门，彼之民臣，固有离心。今吾因国家之资，藉战胜之威，则何往而不克哉！”
诸葛恪最终决定一意孤行，要像年少时平山越那样，证明自己是对的，其余人都是目光短浅之辈。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
253年二月，吴军还家，诸葛恪还朝，三月，诸葛恪就再次集结军队，并且足足有二十万之众，攻打魏国东部重镇、孙权一生征战也没能攻克的合肥。
但是，将要动身之前，出现了一个灵异事件。
恪将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从者白之，令外诘问，孝子曰：“不自觉入。”时中外守备，亦悉不见，众皆异之。
在将要出征的时刻，有一个穿着丧服的人不知怎么的，绕过了重重守卫，进入了诸葛恪宅的阁中，侍卫审问他，他说不自觉的就进来了，然而当时守卫森严，却没有人看见他进来。
这种奇怪的事情，诸葛恪却没有放在心上，只是当做了一个插曲，忘诸脑后，依然决定出兵。
然而，同孙权一样，诸葛恪也再次被这座城池所阻挡，不过这次纯粹是诸葛恪咎由自取。
吴军本来已经要攻克城池，可魏军守将张特以守满百日再降而家属无罪的说辞，骗得诸葛恪停止了进攻，等到百日之后，张特居然修好了城墙，甚至还补了一重城墙，拒绝投降。完美诠释了兵不厌诈。
诸葛恪大怒，但是吴军已经师老兵疲，长期顿兵坚城之下，使得士气下降，而且三月出军，百日之后已经到了盛夏，军中瘟疫横行，非战斗减员严重，魏军的援兵又在周围伺机行动，后方吴国朝廷也诏书连连，催促诸葛恪退军，无奈之下，吴军开始撤退。
然而，诸葛恪回到都城建业之后，非但不主动承担失败的责任，反而推过于下，责备发布诏书的中书令孙嘿胡乱发布诏书，吓得孙嘿以为诸葛恪要拿自己开刀，连忙称病在家。
不但如此，诸葛恪还愈发严厉的治国，欲以严刑峻法维持自己的威权，同时加强了自己人身安全的防卫。更有传言说将要再次集结军队，讨伐魏国。
然而诸葛恪没有想到的是，刀子却是从自己背后来的。此次政变之波澜诡谲，远超各种宫斗剧。
当初将诸葛恪推荐给孙权为顾命大臣的孙峻，决定铲除诸葛恪。此时的吴主孙亮只有11岁，史书所谓孙峻与吴主谋划宴请诸葛恪，实际应该为孙峻一手策划。
而诸葛恪对此却没有防备，即使又出现了灵异事件，也没有引起他的警觉。
恪将见之夜，精爽扰动，通夕不寐。明将盥漱，闻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怅不悦。严毕趋出，犬衔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还坐，顷刻乃复起，犬又衔其衣，恪令从者逐犬，遂升车。
赴宴的前一天晚上，诸葛恪一晚上没有睡觉，早晨洗漱的时候，水是腥臭的；侍从为他穿衣服，衣服也是臭的，而且水，衣服无论怎么换，都还是有味道。将要出屋子的时候，养的狗一直咬着他的衣服。
诸葛恪这次明白了，是狗不让他走，然后他回来坐了一会，再次要走的时候，狗依然咬着他的衣服，这次他让侍卫将狗牵走，踏上了去往宫中的马车。
驻车宫门，峻已伏兵于帷中，恐恪不时入，事泄，乃自出见恪曰：“使君若尊体不安，自可须后，峻当具白主上。”欲以尝知恪意。恪曰：“当自力入。”
散骑常侍张约、朱恩等密书与恪曰：“今日张设非常，疑有他故。”恪以书示滕胤，胤劝恪还。恪曰：“儿辈何能为！正恐因酒食中人耳。”
在皇宫门口，孙峻主动表明，如果诸葛恪身体不舒服，那就改天再举办宴会。这个举动让诸葛恪丧失了警惕，拒绝了这个提议，他认为，宫中到处是自己的心腹，除了在酒水里下毒，没有人可以威胁到自己。
当酒宴开始，孙峻仿佛看出了诸葛恪的顾虑，再次贴心的劝诸葛恪喝自己自备的药酒，不要饮宫中的酒。
至此，诸葛恪彻底放下了戒心，所以他没有注意到，宴会的主人，皇帝孙亮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在屋内了，而陪酒的孙峻也不知去了哪里。
诸葛恪再次看见孙峻的时候，孙峻已经脱去长衫，换上了戎装。在迷茫中，孙峻拿出诏书，宣布逮捕诸葛恪。
诸葛恪震惊的站了起来（此时的宴会，士大夫均跪坐饮食），想要拔出佩剑（此时士大夫所配的剑，多为装饰之用，长，并不适合实战），孙峻的刀已经砍下，诸葛恪应声而倒，侍卫想保护诸葛恪，匆忙中只砍到了孙峻的左手，孙峻反手一刀将侍卫的右臂砍下。
此时，更多的宫廷禁军聚集过来，孙峻大喊诸葛恪已死，令众人收兵器，换地方重新开宴。
恪二子竦、建闻难，载其母欲来奔，峻使人追杀之。以苇席裹恪尸，篾束腰，投之石子冈。又遣无难督施宽就将军施绩、孙壹军，杀恪弟奋威将军融于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乡侯张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
最终，诸葛恪的势力被连根拔起，斩杀殆尽。
而司马师这边，虽然外战接连失败，但拜诸葛恪所赐，合肥一战，使得司马师起死回生，有了重新挺直腰杆的政治资本，政局趋于稳定而又兵权在手的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了所有政敌。
最后，司马师走向了所有权臣立威最有效的方法，废立皇帝。废掉了魏国皇帝曹芳另立曹髦为皇帝。
这次废立随即引发了曹魏扬州的动荡，毌丘俭、文钦起兵造反，在檄文中，东兴之战也被作为司马师的一大罪证：
贼退过东关，坐自起众，三征同进，丧众败绩，历年军实，一旦而尽，致使贼来，天下骚动，死伤流离。
虽然可能有夸大之嫌，但东兴之战对魏国的影响不可谓不深。此次反叛逼得司马师亲征，并最终因为这次平叛，司马师眼疾发作，病死于军中，其弟司马昭仓猝之间接力。如果此时诸葛恪尚在吴国执政，那历史将有很大可能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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