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对象顾久，曾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贵州省文联主席、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贵阳文史》：对于1977年的高考，许多人都有说不尽的故事和谈不完的感受，有评论说，恢复高考是给普通人提供了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顾久：恢复高考，说明这是一个传统。在中国过去几千年高压的封建专制下，科举制度留出了一个由下向上流动的通道，使得有才学的普通百姓，也能够进入更高的权力中心。所以“恢复”二字是相当震撼的，它恢复的不仅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种叫做高考的考试制度，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恢复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一种以才论人的选人传统。事实上，处在那个当下的我们，是看不到这些问题的。但是就我自己感受到的而言，大家确确实实是站在一个公平的位置上，过去那种政治化的、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所有人都能走上高考这个平台。
《贵阳文史》：从时间上来看，恢复高考似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从整个社会来看，恢复高考是不是意味着某些原有的禁锢开始松动？
顾久：今天再倒回去看1977年的高考，它不光是恢复，因为它不是要恢复※※※时代的考试制度，更不是恢复到封建科举那一套。事实上，它孕育了一场“革命”，是小平同志发起的改革开放的先声。为什么强调是“革命”呢，因为※※※建立了一个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这是一个高度垄断的社会，每个人的政治思想都高度一体化，整个中国仿佛被框起来一样，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你今天去翻《雷锋日记》，上面经常说“我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道德感的确感人，但是国门打开以后我们才发现，原来他们不需要被救，需要拯救的是我们自己。
在当年那样一个封闭的计划经济社会，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小平同志通过恢复高考打开了第一扇禁锢的大门，可不是要恢复到计划经济社会中去，它要到哪儿去呢，要到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中去，因此靠的不是专政的力量，而是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需要大量人才，现代化的建设必须要有知识和科技的支撑。所以小平同志恢复高考，是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虽说是恢复二字，其实整个中国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而这也不仅仅是高考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农业的问题、工业的问题、特区的问题，人们开始慢慢启动对物质的欲求，私有财产开始得到法律的保护等等。这是整个环节的“革命”。
《贵阳文史》：很多人都说那个时候的大学之道在于自由而独立；那时候的物质生活贫乏，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您自己的经历是否也是这样？
顾久：是大学给我们这代人打开了知识之窗，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是立体的，我们不能像一个常规人一样过常识性的生活，我们应该过一个更超越自我的生活，用更高一点的眼界来看社会，看生活。
我今天反思，当年一起进入大学的那批人的思想里，有一半仍然留在※※※时代，有一半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代人有一种普遍的集体主义情怀，都富于理想、充满激情。我们作为知识青年，肩上应该担当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自己仿佛不是自己，每个人的生命都和国家联系在了一起，每个人都认为我们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中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我还记得当时一个同学的诗里是这样写的：“我们曾在废墟里爬着、跪着，现在我们站起来了，我们再也不会跪下了。”
正是在这样的情感动因下，大家的求知欲望很强，思想非常活跃，精神生活无比丰富。在进入大学以前，很多人当过农民，很多人做过工人。我们班有一个同学理科平均93分，进大学之前就是在街边炸油条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大学生用藏龙卧虎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闹了很多笑话，也出了很多人才。
《贵阳文史》：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1977年恢复高考，不但让个人命运发生了改变，让大学重新焕发了生机，也让当时一度封闭、迷惘的社会走向了生动？
顾久：就我个人而言，要是没有那场考试，肯定就没有现在的自己。从高等教育史来说，它当然让整个高等教育制度焕发了生机。
过去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但禁锢了社会，也影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1977年的高考实际可以被视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它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封闭，更是推动社会进入了一个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全新时代。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一个精神传统，叫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是一种对社会负有的神圣责任感。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重新受到尊重和坚守，这对中国历史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转折，而我们这代人恰好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拐点上。
《贵阳文史》：您刚才说的对知识的尊崇在你们那代人的身上确实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那种热爱是没有功利性的，但是为什么到了今天，这种精神好像渐渐在消失？
顾久：今天这个时代跟当年相比已经跨过了很大的一步，哲学家孙正聿先生曾经讲过：“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是在一种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是一种失去了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就像今天的社会，大家看起来是自由了，却是像地球失去了地心引力，所有人都悬浮在空中找不到方向，现在的年轻人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这一页翻了过来，在经济发展如此之快的同时，整个社会，包括人的观念行为、制度，也在短短几十年就经历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今天有人说市场经济是广告的经济、物质的经济，带来了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道德、情感的力量不再凸显。我们那个时候每个人之间没有贫富差距，也就没有了分别心；没有了竞争，也就没有了焦虑，因此人的内心很安宁，当然要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提升。而今却不是这样，所有的人即使读了大学，依然害怕自己被社会抛弃，依然焦虑下一步往哪儿去，我能做什么？心理压力比我们那个时候大得多。
过去的教育讲知情意三者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今天大家只偏重“知”，而“知”中又偏重的是书本里的“知”，而书本里的“知”，又只偏重考试要考的“知”，因此“情”和“意”这两个维度在教育中是缺失的。再加上今天吞噬一切的商业市场让个人主义、个性张扬，成为主流价值观。所以不能说今天的年轻人倒退了，因为青年个体其实是时代特点的一种体现。
《贵阳文史》：像您刚才所说的，当年的高考不但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最佳诠释，它更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前沿。但是同样的考试制度放在今天，弊病却很多，从当年的生气勃勃变成了一种僵化的束缚，您如何理解这种异化？
顾久：在我个人看来，这不是考试制度出了问题。你看，我一直在说当年是时代在发生变革，而教育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窗口，今天的高考制度也不能光从教育制度来谈。今天大家骂高考，是因为整个基础教育都围着高考指挥棒在走，大家都在独木桥上挤，挤出来了工作也未必找得到。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过去是“高就业、低收入”，大学生毕业了，不管你是造原子弹，还是搞环境卫生，大家都是一样的工资，53.5元，全国都一样。不读大学36块钱，相差也不会太多。而现在的差距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所以现在的家长学生都希望通过高考、通过教育跨入高收入者的行列。因而出现了所谓的“贵族学校”，当年“贵族”二字是要受批判的，现在却是堂而皇之。这样看来，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激烈竞争造就了今天人们边骂边挤破头的教育现状，当然还有其他问题的挤压。
从我们今天的用人制度来看，几乎都是一刀切地看学历，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岗位要求的素质，只凭学历说话，这就逼着大家去读研、去读博，逼着大家把学历看做衡量人才的标准，这肯定不是教育制度本身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今天读大学似乎是人成长路上一个必经的阶段，如果你不读大学，你没有工作，你不但没法养活自己，甚至连基本的尊严都有可能丧失掉。但是一个社会里的精英毕竟是极少数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劳动者，或者被称为中下层人才，而他们恰恰才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最需要的人。
可见我们今天所见独木桥上的拥挤，不光是独木桥本身出了问题，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社会压力和社会问题都压在教育和高考制度上。教育一定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窗口，教育本身如果出了问题，那么整个社会也难辞其咎。我们当年考上了大学自然是很高兴的，但是别的人考不起大学，也不会有人去笑话他，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他仍然是有尊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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