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死亡事件,是哲学家本雅明之死。1940年9月26日,法国与西班牙边境小镇波特尔沃的一家旅馆里,一个中年男子吞服了大量的吗啡自杀。自杀的原因是,他离开法国去往西班牙的证件,被负责边境检查的德国秘密警察认定是有疑问的。这个因恐惧、绝望和彻底崩溃而自杀的男子,就是哲学家本雅明。若不能越境,作为犹太人,他将被遣送回出发地点——法西斯德国占领下的巴黎。之后,就将是类似奥斯维辛的各大集中营。
可惜的是,本雅明太过于悲观了。在他死后的第二天,负责边境检查的秘密警察前来通知这位死者,那些保证过境的证件经复核审查,被认定是有效的,他可以合法进入西班牙了。一旦能够合法进入西班牙,他就可以由此转赴美国。在美国,为协助逃离虎口的好友霍克海默,正隔着大洋彼岸翘首企盼、张开双臂等着他走向自由。可是本雅明却最终死在了虎口,在距离自由仅仅有一步之遥的地方。
二战中的纳粹集中营。
这个故事关键的点在于那批证件,本雅明心知肚明它们是伪造出来的。盖世太保初看时也有怀疑,但是经过仔细核对后,又认定是有效的。这就是牵扯到一个长期被历史遮蔽的故事,本雅明手持的这些证件是从何而来的呢?三十年后,一本叫做《隐身大师》的书为世界解开了谜团。作者萨拉·卡明斯基通过追忆自己父亲阿道夫·卡明斯基早年的经历,揭秘了他制作假证件的生涯,全面展示了一个从纳粹魔爪下偷盗死亡的战士的一生。
伪造证件向来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然而,在纳粹德国统治下,这件事获得了一种非凡的救赎意义。这些伪造的身份证明,可以让那些本来应该被送到集中营里等待枪决或者毒气室的犹太人、地下反抗人士获得重生和自由。恰如老卡明斯基自己所述的:“我多睡1个小时,就有30人丧命。”他也因此被视作从死神手中偷盗死亡的人,被后世作为义人而长久地铭记。
《隐身大师》(法)萨拉·卡明斯基著,廖晓玮译,未读|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11月
二战中,为数万人制作假证件逃生
二战全面爆发的时候,卡明斯基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战前,出于兴趣和天资聪慧,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很多化学知识,也在巴黎犹太人开办的各种化学制品工场里做过学徒短工。二战爆发后,在战争物资匮乏的时候,通过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家人和朋友制作生活日用品,比如用石蜡做蜡烛,用小苏打里的碳酸盐自制肥皂,过滤掉陈旧固化盐里的氧化铁重新结晶获取食用盐等。这些工作为物资匮乏的犹太社区居民提供了日用品,其负担远超于一个少年应该承担的。
在一遍遍经历了母亲、好友以及熟人被纳粹逮捕、清洗的噩梦之后,他毅然选择加入了反抗组织,从制作破坏性武器类的输电线腐蚀液、铁路腐蚀液、小型炸药开始,为反法西斯战斗贡献自己的力量。最终,反抗组织发掘了他的特殊才能,把他安排到假证件制作的地下反抗组织“第六部”,开始了全新的却同样惊心动魄的战斗生涯。
德国人一向以严谨著称,甚至严谨到拘谨的地步。这种严谨态度一样投射在他们各类证件制作上。在纳粹德国,要想证明一个人的真实身份,需要各种证件佐证,从身份证、工作证、户籍证到血统证,五花八门却自成体系。要想骗过检查人员的眼睛,伪造的证件必定技艺极度高超、达到真假难辨的程度。事实上,这还真是一份有明确分工、极度专业细致的工作,难度甚至超过制作伪钞。
在工作室工作的阿道夫。
卡明斯基在地下反抗组织的“第六部”,从学徒开始做起,跟从几位化学乳剂专家开始了伪证制作。他原本喜爱的摄影专业,在这些地方派上了大用场,很快就青出于蓝,并绝对以假乱真。单凭证件本身,纳粹从未发现过破绽。本雅明的越境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伪造的证件包括假护照、假身份证、假雅利安人血统证明、假国籍,甚至是假旅行证、火车票、军官证、结婚证等。
少量单张假证的制作难度,其实要比批量印刷的真证件更复杂。通常,卡明斯基会大量使用旧的合法证件,用特殊的化学制剂来溶解旧证件上的字迹,用特殊酸性物质
(一般是烟灰)
处理过的油墨把新的名字打上去,这样看起来墨迹陈旧,又不能轻易被擦拭。如果需要新造证件,需要特殊的机器把纸张做厚再做旧,掺入煤灰、铅笔灰,用自制的精密光学仪器投影手工复制图案和印章,保证线条的准确性。无论制作新旧证件,都使用到大量高腐蚀性的化学药品和印染制剂。工作的时候,要极度地专注与敏感,除了高超的技艺,甚至还需要敏感的天赋,准确捕捉到纳粹正式证件上不为人所注意的防伪细节。这些工作既耗精力,也耗体力,甚至长时间、大量接触化学药品对身体也会产生严重的伤害,更不用说一旦纳粹破获地下组织,他们必定会遭受生命危险。
制造假证件所用的工具。
就这样年复一年,卡明斯基为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共产党员、反抗组织成员制作了假证件。绝大部分人手持着他制作的证件,用伪装的身份,有惊无险地通过了盖世太保的盘查,奔向了自由和新生。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同志,地下组织专程为他们构建一套连络和交通方式:他只需要跟一个固定的女孩子接头,在巴黎繁华的地段接头,大家伪装成一起逛街的情侣,以减少怀疑。即便是这么小心翼翼,1943年夏天,因为上线被抓获,卡明斯基还是不幸被德军逮捕了,连同他全家都被投入到卡玛拉莱德集中营。他的一些共同制作假证件的战友,已经先行被德军枪决或折磨死,毫无疑问,他也要等待死亡的降临。幸好,那些利用他制作证件逃出去的一些朋友没有忘记救命恩人,他们出手通过阿根廷外交官向纳粹德国施压,设法营救出了他。或许因为年龄太小,纳粹出于与阿根廷经济、外交方面的考虑,放过了卡明斯基,他得以从死亡中逃脱一次。
不过,从集中营里死里逃生并没有使得卡明斯基放弃他的“造假”工作。甚至,他还扩大了自己的工作范围和风险程度,为盟军的情报人员制作假证件。这样做,远比为平民制作假证件风险更高,一旦被捕就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直接会以“间谍罪”被枪毙。万幸的是,他坚持到了盟军把巴黎解放的那一天。在整个二战过程中,他一共为几万的犹太人和反抗者制作了证件。如此之多的人因为他的工作获得了新生,但大多数人对他的存在一无所知。
1944年,阿道夫制作假证件的实验室。
二战后,伪证件制作工作并未停止
令人颇为感慨的是,二战结束后,卡明斯基的“伪证制作者”工作并没有停止下来。昔日的盟友,转眼间变成了敌人。他还要为法国犹太人绕开英国殖民者的封锁到达以色列制作证件。他把自己的这种延续性工作叫做“出埃及行动”。大量从集中营里逃出生天的犹太人为了心中的家园,又要继续奔赴以色列战斗。他们持有大量卡明斯基制作出的证件,为以色列建国做出了贡献。甚至,在为法国的犹太人做完了证件之后,卡明斯基还不得不为争取民族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人继续制作假证件,以对抗法国殖民当局。
年迈的阿道夫和他的化学药剂。
这真是一种历史的吊诡,刚刚获得解放的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成为新的压迫者。纯粹出于一种同情,卡明斯基为阿尔及利亚解放组织的人制作假证件。时间已经跨过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间制作证件的技术更为现代和先进。卡明斯基的伪造技术也随之发展,新的化合墨水技术、凸版印刷技术和激光技术都用到制作之中。这项工作一发不可收拾,卡明斯基继续为拉美各国民族解放组织、希腊的反独裁组织、非洲民族解放组织制作假证件,帮助了一大批素不相识的人,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我想,如果把他的一生巧妙地进行艺术加工、改编成电影,一定是一部震撼全世界观众的奥斯卡级佳作。
在回顾自己“作伪”的一生时,卡明斯基说:“我发现原来一大群人的决心和勇气是可以带来自由的。只要不损害人类的尊严和价值,地下抗争也是一种严肃、有效、值得考虑的方式。”因此,他认为自己是在用技术知识、独创性,以及不可动摇的信念来对抗现实。“如果我只是在一旁看着,什么都不做,必定会感到十分痛苦和煎熬。我的信仰让我有力量去改变现状,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不需要伪造者的世界而做出自己的贡献。”
阿道夫和他的摄影作品。
这是我在《隐身大师》一书中读到的最为震撼的一段自述。任何的知识和能力,都不如把别人从暴政、杀戮和死亡之中拯救出来的能力重要。这就是良知。卡明斯基的勇气和良知,足足拯救了数十万人。最近“新冠”病毒肆虐全球,自二战以后不足百年,全球又一次以异样的方式感受到当年“战时般”的紧张气息。我们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激发出良知的“义人”们,因为他们的忘我奉献和不懈努力,我们才能看到未来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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