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高粱》原型孙家口伏击战真相

孙家口伏击战原址的石桥

出处：《文史春秋》2012年第12期

作者：李文奇

1938年4月发生在山东高密的孙家口伏击战，因农民打死日军陆军中将中岗弥高而闻名于世。1985年，高密籍著名作家莫言以孙家口伏击战为原型写成小说《红高粱》，发表于1986年第3期《人民文学》，在我国文坛上引起轰动，被读者推选为年度“我最喜爱的作品”第一名；后改编成同名电影并于1988年获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和第三十八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更使孙家口伏击战名扬四海，蜚声国际。

战前的局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同月，国民政府发表“庐山谈话”，宣布“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国民政府高密县县长曹梦九随即组织成立了300多人的高密县抗日救国游击大队，自任大队长，委派东北讲武堂毕业的蔡晋康为副大队长。同时，他在县城南营房设立民团训练处，分期分批训练了区乡自卫干部和民丁1000多人，并加强了对全县十大区联庄会的领导。他通过民团训练、绅商界集会、民众大会以及戏院和学校宣传等措施，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号召大家组织起来，购买武器，准备抗战。

早在1934年初，山东省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全省举办联庄会，其大意是：以增进人民自卫能力，辅助军警维持治安为宗旨。凡20岁以上、40岁以下男子（残废除外），均有充当会员之义务。会员有警听调，无事各营本业。各级联庄会执行任务以不出境为原则，但边境各庄镇与邻县毗连之联庄会有协助之责。曹梦九为加强高密治安，在全县建立了完善的联庄会组织，“曹县长，惩匪凶，竖高竿，挂红灯，发现土匪就敲钟，联合起来保太平。”全县街头巷尾均能听到这样的歌谣。其中，第八区南郭庄（解放后划入诸城）联庄会在会长曹仲芳的带领下，在与忽匪忽官、身份多变，但匪性越来越猖狂的张步云的斗争中逐步壮大起来。相比于其他村级联庄会，南郭庄人数较多，装备较好，人员素质也较高，这也是其后来能够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经过曹梦九的努力，高密全县上下的抗战积极性均被迅速调动起来。

内部的纷争

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各股力量本应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但实际上内部却纷争不断。

曹梦九因与顶头上司、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国民党苏鲁战区挺进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厉文礼在扩兵问题上发生冲突，愤而辞职，于1937年10月将县长职务移交给县公安局长张汉，返回天津老家。

张汉虽然由于与厉文礼关系密切的缘故代理了县长，但难服众望，与时任高密县抗日救国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的蔡晋康矛盾重重。蔡晋康一气之下，把高密县抗日救国游击大队拉到诸城，接受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的改编，成为第四十四游击支队，任支队长。从此，蔡晋康及其部队多年不回高密。

此后，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因不战而逃，被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扣押枪决，韩手下的第二路游击司令张步云即率部由鲁北窜至诸城、高密一带，假借抗日之名，征粮逼捐，扩充队伍，并大肆挟嫌报复。他拒绝厉文礼的改编，还于1938年1月派队伍包围了南郭庄，打垮了联庄会，活埋了曾围剿过他的联庄会长曹仲芳，枪杀了曹氏族人10多人，抢走了粮食、衣物、农具、牛羊等大批财物，放火烧了南郭庄，并继续搜捕该庄联庄会骨干曹直正、曹克明等人的亲属，迫使曹直正的妻子不得不领着孩子四处流浪。

在武汉，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的曹直正已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少将联络参谋兼第十三游击支队（驻地在山东省博兴县）参谋长，他辗转经过敌战区赴山东，既为赴十三支队参谋长之任，也为点编别动总队下属部队兼回高密探亲。

张步云火烧南郭庄事件发生后不久，曹直正到诸城点验完别动总队第四十四支队蔡晋康部的战备情况后，回到了家乡。此时，曹克明已经成为南郭庄联庄会的实际负责人，出面收拾残局。该村父老对曹直正寄予了厚望，极力鼓动他率领曹克明的队伍攻打张步云，为亲人们报仇。此前，1938年1月13日，侵华日军十二军五十九师团伊黑部队600多人占领高密县城，邻近的胶县、平度县城也已沦陷。面对家乡的一片狼藉，在国仇家恨之间，为避免与张步云部发生更大的冲突，曹直正星夜集结曹克明的全部武装及部分家属、伤员，连夜越过胶济铁路，挺进到高密西北部的周戈庄一带，寻机抗日。

孙家口伏击战

在周戈庄，曹克明以南郭庄联庄会为基础，改编了昌邑县第十区（即现在的崔家集镇，今属平度）区长董希瞻、昌邑县东平乡乡长于旭斋等人领导的多支地方武装，队伍扩展到400多人，被厉文礼收编为山东省第八行政区第六游击总队（团级），曹克明任中校总队长兼莱阳县长，因战乱暂未赴莱阳上任，在高密、平度、即墨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游击队的官兵们耳闻目睹日本侵略军的罪行，个个怒不可遏，纷纷请战，要求与敌人拼个死活。面对大家高昂的抗日热情，曹克明决定给予侵略者以迎头痛击，杀杀敌人的威风。

但是，曹克明部官兵都是刚刚放下锄头的农民，不仅装备差，而且多数人连枪都还不会用，根本没有战斗力。曹克明本人时为一介书生，没有指挥战斗的经验。恰巧曹直正尚未离开，考虑到曹直正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曹克明就请曹直正指挥战斗。曹直正对曹克明的构想很感兴趣，但是，考虑到曹克明部的战斗力问题，他决定打一场伏击战，以地形优势来弥补战斗力的不足。曹直正与曹克明徒步对胶（县）平（度）公路逐段进行了勘察，决定在胶莱河古渡口——孙家口村（时属平度县七区，1957年2月划入高密县，现由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辖）打伏击。

孙家口北距平度县城35公里，南距胶县县城25公里，西南距高密县城30公里，位于三县交界处，如果战斗打响，3县的敌军都不易迅速增援。孙家口当时有80多户人家，过去农民以种植耐涝的高粱为主。这一带系胶莱河冲积平原，地势低洼易涝，胶莱河自东南向西北绕孙家口村而过，附近没有其它通路，只有村北一座近40米长、2.4米宽的石桥，桥面狭长，桥下有水，引桥两旁灌木丛生，两端堤高坡陡，形成了天然屏障。在入村口处，许多民房建在两侧高坝上，犹如楼台高阁，而街道却低洼难行。因此，从胶莱河北堰口南行至出孙家口村约六七百米的道路，因有许多坑洼和陡弯，只能单车低速缓行，很适于打伏击。

在选定伏击地点之后，曹直正和曹克明又认真观察日军的行动规律。日军为了沟通胶县与平度县的直接联系，以武力迫使沿路两侧村庄的群众每日出工、备料，为他们修复胶平公路。公路修好后，日军除责令沿路村庄的百姓为其看守维护外，还派全副武装的士兵乘车不断沿公路往返巡逻。种种情况表明，敌人的巡逻车总是有规律地往返于胶平公路上，第一天由胶县穿过孙家口驶向平度，次日再由平度返回胶县，以确认道路畅通。他们自恃有精良的武器，在这一带又没遇到过什么抵抗，时间一长，就失去了警觉，因此总是大摇大摆，无所顾忌。

侦察好了地形，摸清了敌情后，曹直正和曹克明又去联络高密东北乡的地主抗日武装冷官荣部和胶县地方群众自卫组织姜黎川部，要求他们密切协作，阻击南北方向的援敌，得到同意。援军问题解决之后，确定墨县长直镇伪军据点成为来自战场东面的最大威胁。曹直正利用事先联络好的伪军作内应，指挥游击队一举攻破伪军长直镇据点，缴获捷克式步枪40多支，既拔除了钉子，又锻炼了队伍，作了战前热身，为取得孙家口伏击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做好准备工作后，曹直正与曹克明又深入孙家口及其周围村庄，向群众说明要开展打击敌人行动。当地人民深受敌害，反抗情绪激昂，纷纷表示不惜牺牲个人利益，配合部队作战。有的青年听说要打敌人，还自愿要求参战。

1938年4月15日（农历三月十五日）上午，敌人的5辆巡逻车由胶县穿过孙家口去平度。曹直正与曹克明根据以往规律判断，敌人应在第2天上午再经这里返回胶县。

敌车过后，曹直正、曹克明立即着手部署兵力，疏散群众，并把群众献出的耕田用的铁耙3支为一组，耙齿向上，用铁丝拴牢，待天黑后放在村内和村南的路上，作为阻挡汽车逃跑的路障。为便于作战，曹直正将部队临时编成3个中队，命令董希瞻、许殿英率二、三中队担任主攻，于16日拂晓前沿公路从前双丘到孙家口村内一线布防，分头埋伏在胶莱河两岸的堤坝边上和孙家口村沿街两侧的民房中；第一中队官兵由于旭斋率领，换穿便服，扮作普通农民，在胶莱河以北的田地里耕作，以迷惑敌人；友军冷官荣部100多人进抵平度县万家庄，准备阻击来自平度方向的援敌，并追歼逃散之敌；友军姜黎川部400多人布防孙家口村南，准备阻击胶县方向来的援敌，并负责在战斗打响后，立即切断胶县通平度的电话线，防止日军联系，并追击残敌。

经过周密的部署，到4月16日拂晓，各项战前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

16日上午8时左右，日军的8辆汽车从平度返回胶县。第一辆车为尖兵车，车上架设着1挺重机枪，有日军官兵9人，其余7辆车则没有刻意做防备。在路上，他们还劫持了一辆从平度去青岛的客货车随行。

日军的汽车在平度县兰底村稍作休息后，继续南返，约10时驶过前双丘。日军看到田野里依旧有耕作的人，就没有起疑心。一会儿，车队爬上河堤，进入北引桥。这时，汽车开始减速，排成一线缓缓前进。

当第一辆汽车驶过石桥时，司机突然发现前面有铁耙路障，本能地紧急转弯，但为时已晚，轮胎被尖利的铁耙齿刺破，汽车一下撞进路边房后的道沟里，车上的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搞懵了！紧随其后的4辆汽车此时也已过桥，拥挤在村口处，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其余3辆车尚在公路上，还未过桥，也随之停下。于旭斋连忙命令游击队员把铁耙放在道路上，以挡住日军汽车的退路。远远落在后面的客货车一直磨磨蹭蹭，一发现情况，便在远处刹住了车。

正在敌人乱作一团的时刻，只听第二中队中队长董希瞻大喊一声“打！”埋伏在房顶前坡的游击队员们立即窜上房顶，迅速投下一排排手榴弹。随着猛烈的爆炸，车上的日军非死即伤。埋伏在村内和引桥两旁树丛里的游击队员也居高临下，投下手榴弹，并排枪齐射。顿时汽车被炸瘫痪，敌人被打得血肉横飞，惨叫不已。特别是第一辆车，车厢内的鬼子兵全部被炸死，重机枪失去了作用，为全歼敌人创造了条件。

由于游击队员射击技术较差、土造手榴弹的威力小，虽然占据了多面夹击和居高临下的优势，这突如其来的第一波攻击仍然没有全歼敌人。剩下的敌人跳下车来，凭车顽抗。一个日军军官挥舞着指挥刀，从前车处窜到后车处，“哇哇”怪叫，命令残敌以汽车和围堤作掩护，进行反扑。在烟雾弥漫中，一个敌人爬进路旁一家车子铺里，疯狂地向我游击队员进行射击。因为没有战斗经验、不注意隐蔽，有10多名队员不幸中弹牺牲。敌人的火力越来越凶猛，游击队员们一个个地倒下，而且残敌正向汽车底部等一些更加有利的射击位置移动着。分队长马福生急中生智，他一面命令队员加强火力掩护，一面带领另外10多名战士，每人抱着一捆点燃的高粱秸，奋不顾身地冲向汽车，把火种投到汽车底下。顿时，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熊熊的大火把敌人烧得从汽车底下钻了出来。游击队员立即冲上去短兵相接，双方展开了肉搏战，残敌多数被歼。

激战中，剩下的敌人看到大势已去，且战且退，四处逃窜。

有3个日寇冲出包围圈后，顺着河堤向东南鼠窜。当他们逃到马家花园村北时，被负责警戒的游击队员和临时聚拢来的群众阻住。敌人迅速钻进了坟地，凭借坟头顽抗，打伤了2名游击队员。毫无作战经验的游击队员既打不中目标，也无法靠上去消灭敌人。这时，一位曾在东北军当过团副、有一手好枪法的退伍军官马欣瑞赶来，他借用游击队员的枪，“砰砰”几枪，便击毙了两个日本兵。剩下的一个日本兵则受惊逃出坟地，继续鼠窜，平度县刁家丘村会武功的老人吴传宗带领他的儿子赶上去，用刀将其劈死。

还有3辆汽车被阻在孙家口村外，日军看到被伏击，立即跳下车，各找掩体，与游击队员们交火。战斗进行了6个小时，还有3个日本兵在顽抗。下午4时，于旭斋命令几名游击队员从正面向日军匍匐前进，以分散日军的注意力，自己则率领几名队员悄悄地绕到敌人后面去。日军见正面有游击队员逼近，急忙开枪。这时，已经转到敌人身后的于旭斋大吼一声，跳起来冲向敌人，用手枪将3名日军全部击毙。

战斗从上午10时持续到下午4时，共歼敌39人，其中有在平型关大战中逃生的敌坂垣师团中将指挥官中岗弥高。他是从坂垣师团部来胶东休养并视察军务的，其身份由中将军服、缴获的文件和将级军刀证实。这次战斗共缴获轻、重机枪各1挺，步枪41支，子弹数万发，军刀3把（其中将级军刀1把），军用地图1份、《阵中要务》1份、其它文件1卷宗，军用汽车1辆，烧毁敌汽车7辆，还俘虏伪军10多人。战利品曾送到当时迁驻在安徽阜阳的山东省政府展览，曹克明部受到了国民政府的记功嘉奖。

当时村内的日军车队中其实还有一个日本兵没被打死，他狡猾地隐藏在孙家口村孙美礼家的高粱秸草垛中。游击队第一次参加战斗，没有经验，打扫战场不够彻底，因此没有发现他。这个日本鬼子趁夜逃回胶县城，是这场伏击战中惟一一名逃掉的日本兵。

激战中，游击队员伤亡30多人，自愿参战的群众伤亡10多人。战斗结束后，曹克明部撤回根据地周戈庄休整，缴获的汽车被董希瞻开至其所在的游击第六总队第二大队，藏于地下。冷官荣部撤至王家丘安抚伤员，掩埋牺牲的战士，并埋掉了中岗弥高和部分日军的尸体。

孙家口伏击战的胜利，是国民政府地方游击队、地方群众自卫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以弱胜强的伏击战典型战例，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胶东敌后军民进行反侵略斗争的斗志和勇气，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此后不久，日军被迫从平度县城撤走，龟缩在胶县、高密等县城的巢穴里，不敢轻易出动，而当地的抗日游击力量却得到了迅猛发展。

日寇的疯狂报复

孙家口巡逻车队的被歼使日寇惊恐万状，连忙向青岛的日军请求支援。

4月17日一早，从青岛前来进行收尸和报复的大队日军包围了孙家口村，进村后逐户搜查，到处捉人。幸亏村民对此早有准备，外出躲藏的群众尚未回村，因此敌人在村里搜索了半天，只捉到了4位行动不便的老人，经过拷问，一无所获。气急败坏的敌人当场打死了3人，其中1人事后幸得生还，但仍受了重伤。日军还到孙家口村北的前双丘村搜索，同样一无所获。恼羞成怒的日军把孙家口村数百间茅屋放火烧毁，并扬言：“限前双丘村于3天之内，将之前的日军尸体送至胶县城交付皇军。否则，就将全村屠平！”随后，他们搬上搜罗到的日军尸体回营。

敌人走后，冷官荣率领孙家口、公婆庙等周围各村的群众把公路挖断，桥梁拆毁，以迟滞敌人的报复，便于临时组织群众迅速转移。而阴险狠毒的敌人为了麻痹群众，也暂未出城报复。3天的期限过后，敌人仍然没有动静。

4月25日黎明，约100多名日军分乘4辆卡车，从青岛直扑孙家口。行经公婆庙村时，敌军发现公路、桥梁都被破坏，无法通行。敌军官气得发疯，命令士兵迅速下车进攻公婆庙村。此时，被敌人折腾得精疲力尽的村民，大多数还没起床。一位早起拾粪的老人在村东围子墙外发现了一些黑影正向村里移动，撒腿便跑。敌人误认为是村里有游击队埋伏，未敢妄动，相距很远，便向村里开枪射击，并从东、南、北三面向村内包抄过来。群众们一听到枪响，立即扶老携幼逃难。仓促之间转移，人们慌乱无序，致使两条大街上的人流水泄不通。多数人向村西的田地里跑，家住村北的人则翻越围子墙向西北面的杨家丘方向跑。

敌人打了一阵枪后，未见还击，只听村里乱作一团，断定没有抵抗力量，于是冲进村里。这时天已大亮，穷凶极恶的敌人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20多人立刻倒在血泊之中。敌人封锁了村口，闯入群众家里搜查。在搜查中烧杀奸淫，无所不为。村东一位妇女未及逃出，被几个鬼子堵在家中污辱致死。村民王道利、王成恩和6位六七十岁的老大娘，临时聚到了一户人家家里。日本兵一发现他们，即堵门把房子浇上汽油，要把他们活活烧死，屋内的人往外跑，日军就开枪。外逃的3人均被打伤，其余的人都葬身火海。60多岁的村民王兆瑞听到枪响后，立即带着一家人逃走。当跑到高平庄时，才发现因为逃跑中太慌乱，家里还撇下了一个2岁和一个10岁的孙子。老人不忍心孩子被敌人杀害，不顾别人阻拦，绕道跑回家中，将两个孩子领出来。刚一出门，他就被两个敌人截住。敌人逼问他游击队躲到哪里去了，他说：“不知道！”一个敌人一耳光把他打倒，另一个穿皮靴的敌人狠狠一脚踢向老人的胸口，王兆瑞老人就这样惨死于敌人脚下。10岁的孙子见爷爷死去，一头扑向敌人搂住其大腿，哭喊着要爷爷，被敌人倒提着双腿扔出老远，差点儿被摔死。2岁的孙子趴在爷爷的身上，哭着要爷爷抱，他哪里知道爷爷已永远听不到他的喊声了……

敌人在村里糟蹋了一阵后，又向西面追赶逃出的群众。他们把20多人圈赶到一条沟里，架起了机枪扫射，顿时男女老幼一个个倒下，哭叫声连天，鲜血染红了水沟。扫射之后，日军惟恐还有人活着，又到跟前逐一用刺刀翻弄，把奄奄一息的人再刺上几刀。

村民张玉先和他爷爷、母亲、姐姐一家4口逃到田野时，他母亲被子弹打伤胳膊，他又与姐姐一起扶着母亲继续奔逃，被敌人围到村后的墓地里。与他们同时被围的，还有抱着2岁孩子的村民张军先及王道明等人。其中几个老实人看到敌人杀气腾腾的凶相，纷纷跪下磕头求饶。杀人成性的敌人举枪先将张军先及张玉先的姐姐、爷爷和母亲打死，尔后张玉先身中3弹，昏了过去。这时身强力壮的王道明一看求饶不成，撒腿就跑，被敌人开枪打倒，躺在地上装死。敌人走后，他挣扎着爬起来一看，周围地里全是横七竖八躺着的染满血污的尸体，只有那个2岁的孩子趴在父亲的尸体上哭累睡着了。

在村南，村民邹明才的爷爷、二伯父、三伯母和妹妹一家5口，躲在村外的一座小桥下。敌人发现后，向桥下扔了几颗手榴弹，5人被炸得血肉横飞，无一幸免。

在西门里，一群“豺狼”把四五十名群众围住，赶下了西围子沟。一个日军挥舞着指挥刀逼问：“是谁打死了皇军兄弟的？皇军的尸体埋在什么地方？不说就统统地枪毙！”人们面面相觑，无人开口。一个日本兵走到村民张西德面前，用刺刀威胁他，被会武功的他飞起一脚，把枪踢掉。敌人恼羞成怒，一齐拥上前去，把张西德五花大绑，凶残地用刺刀剥开他额头上的皮，耷拉下来盖住眼睛，并边问边刺，直到张西德气绝身亡。接着，敌人又把目标集中在教书先生张天阶身上。疲弱的张天阶一声不吭，敌人就把他打昏，活埋在围子沟里。敌人见一直问不出中岗弥高尸体的下落，就端起机枪，对准手无寸铁的善良农民扫射，致使24人丧命。西围子沟中当时未丧生的人也都身受重伤，多半于几天后相继死去。

日军从村里到村外，直杀得没人了才肯放手。但他们并不罢休，又把目标瞄向了捉到的几个妇女，剥光了她们的衣服，用刺刀逼着她们扭秧歌，进行凌辱，寻欢作乐，荒淫地庆祝他们报复的“胜利”。

中午，敌人借风势从村西南角开始放火，将全村的房屋都点上了火。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公婆庙村变成了一片火海。村民王乃聚70岁的老母亲，刚在家中侥幸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却又被无情的烈火烧死。村民倪成恩的老母亲双目失明，被火烧得摸索着从炕上爬到地上，又从地上爬到院子里，大声呼救不止，幸亏被人发现，才免遭厄难。躲藏在外的村民遥望村中烈焰冲天，心中痛如刀绞，但又不敢回来扑救；少数人急着回家救火，正中了敌人的毒计——敌人分别埋伏在村口和巷尾，用刺刀和机枪等着回村救火的群众，见人就杀。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敌人屠杀我公婆庙村民108人，另有28人因重伤不治身亡，杀伤、烧伤70多人，烧毁房屋800多间，牲畜、粮秣、农具等损失不计其数。劫后，人们形容公婆庙村的情景是：户户发丧，人人悲鸣；家家露天栖息，个个少衣缺食；妻离子散去讨饭，田野荒芜无人犁。当年亲历惨案的老中医王培烈说：“我永远忘不了1938年三月廿五日（公历4月25日）那一天，我是那场劫难的幸存者。当时我刚逃出村子，就被四五个鬼子跟上了，可能是他们看到我穿得不像个庄户人，想捉活的，就大声呼喊，叫我站住。我反而拼命地跑，他们穷追不舍，穿过几道台田沟，我把他们甩在后头。于是鬼子开了枪，子弹在头上、耳边‘嗖嗖’地乱飞。一颗子弹打在我未抬步的脚下，我腾空跳起，几颗子弹又从我尚未落地的脚下穿过。我吓懵了，一头扑到地下。敌人认为我中弹身亡，又去追赶他人。我又爬起来，一口气跑了七八里，才免遭厄运。敌人走了，我回村一看，房屋全烧光了，到处是亲人的哭叫声。一片焦土，一片凄凉，可谁想到这竟是一瞬间所发生的事情！”

敌人血洗公婆庙村后仍不甘心，当天下午又分兵两路，到周围村庄进行报复。西路的一小股敌人在杨家丘村烧毁房屋10间，在王家丘村烧毁民房91间，在谭家村杀死群众1人。北路的大股敌人，带着在公婆庙村捉到的7人，到孙家口村去寻找中岗弥高的尸体。因为敌人听汉奸报告说，尸体被扔到一个井里，就押着这7个人来到孙家口村后、河北岸的一口井边，逼着他们下井打捞。一直没有打捞到中岗弥高的尸体，鬼子就把这7个人浇上汽油点了“天灯”，活活地烧死。临行前，敌人又放火烧了前双丘村，使该村160多户的房子化为灰烬。

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中央日报》社曾经发表文章，严厉谴责日军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