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昌 |共识与分歧：民国时期“中药科学化”的由来与多元实践
【作者】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中药科学化”是民国时期中、西医药界在“中医科学化”的过程中，面对中医理论难以科学化的困境和有些中药确有实际疗效的境况下，逐渐形成并为各方较易接受的一种思想与实践。但在如何“中药科学化”上，中、西医药界由于各自立场、地位以及科学认知的“非均质化”特征，主张纷呈，出现“以‘科学’阐释或附会中药药理”“中药西制与科学国药”“真正的科学化”等多种实践路径。这种多元实践反映了中西两种知识体系、中外两种资本的复杂互动与纠缠，体现了现代化形塑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中药科学化”是近代在外来科学知识的冲击下，在“中医科学化”的基础上逐渐演化而来。由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等中医理论的科学化存在困难，而中医所使用的部分药物、验方又确有实际疗效与科学化的价值，致使中西医药界对“中医科学化”争议较大，而对“中药科学化”较易取得共识。但中、西医药界又由于在科学认知以及立场、职业地位等方面的区别，对如何“中药科学化”存在争议，纷纷提出不同的“中药科学化”主张及其实践路径。
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中医药“科学化”的考察存在关注“中医科学化”较多而关注“中药科学化”不够的状况。这不利于深入理解“中医科学化”与“中药科学化”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也不利于准确地理解与总结中医药科学化的探索路径与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解析民国时期“中药科学化”的种种言论与实践，在归纳与比较多种“中药科学化”实践路径基础上，探讨何谓真正的“中药科学化”以及如何“中药科学化”，从而探寻“中药科学化”的正确路径。这不仅有助于更加准确地理解当今“中药科学化”的实践与成果，更好地回答诸如青蒿素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的社会争论，从而实现对传统医药宝库的利用基础上的医药创新。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在明朝末年已由耶稣会士等传入中国。但“科学”一词在汉语中出现却是更为晚近的事情。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科学在我国呈现出三种形态：一是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相关的实证科学，二是教育领域当中的分科教学，三是学术领域当中的分科治学。1914年由任鸿隽等人创办的中国科学社，通过出版物、图书馆、成立科学研究所、展览等方式，广泛宣传科学。次年任鸿隽在《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中指出，“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要之科学之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20世纪初，科学在中国不仅指系统的知识体系，甚至上升为“真理”，1903年出现“科学真理”的用法。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后，科学乃至成为一种广受社会推崇的意识形态。正如1923年胡适所说，当时科学在中国“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守旧和维新之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以致于变法维新以后没有一个自命为新的人物敢公然毁谤“科学”。在这种背景下，科学不仅是社会追求的目标，而且逐渐成为用来改造社会的工具，由此出现动词化的“科学化”一词。1921年夏丐尊与李继桢在翻译高 素之所著《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第六章时，使用了“哲学底科学化”。此后“科学化”一词用法渐多，如“农业科学化”“教育之科学化”等。至20年代末，“科学化的口号，也成比例的兴狂起来，物质界、精神界，自然的、人为的，几乎无一不须要科学化了。就是社会人生方面，科学方法底连用，也需要得厉害。”面对此景，陆家睿发出“什么叫做科学化”“为什么要科学化”“怎样去科学化”三问，直指“科学化”的内涵、原因与途径，并认为当时“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还很少”，但是“科学的领域已可说扩充到全思想界”。在这种形势下，“既然没有方法来阻逆它，使它不要到思想界来，那么我们祗能利用它，来适应现在新的趋势”，并提出运用“整理”“统计”“导出原则”和“证明与推求”等科学方法进行科学化。由于科学与西药同从西方传播而来，中国人易于将西药与科学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以科学在近代中国所享的尊荣，无论是西药工商业界还是西药学界也乐于将西药与科学联系在一起。对西药工商业界而言，可以借助于中国人对科学的推崇，扩大西药销售，以赚取丰厚利润；对于西药学界而言，可借以成为新知识的代表，提高自己社会地位。为实现上述目的，西药工商业界利用商业广告等形式，大规模宣传“科学”西药的疗效与优势；西药学界则在学术期刊上极力地宣传西药的科学特性及优点。两者之间互相借重，遥相呼应。在“科学”的旗帜下，关于西药科学性的宣传呈现出商业化、社会化与知识化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科学”成为西药头上的“光环”。西药借助科学这一“光环”带来的晕轮效应，进一步扩大传播与销售范围。在这种情势下，中医药“科学化”的呼声渐起。1928年出现“医学科学化”的口号。 至1931年，“中医科学化”已普遍于国内，成一时髦名词。但“中医科学化”从口号走向实践，必须回答陆家睿上述三问。范守渊认为“科学化”的首要问题在于“能不能去科学化”，即是否存在“科学化一下的价值”，而且认为所谓的“科学化”包括“旧医的科学化”和“国产药物的科学化”。就前者而言，“这落伍旧医的全部理论”都是“怪诞荒唐，虚玄谬误，几乎没有一处不是违反科学，没有一处不是在那里说谎，在那里欺人的。你如果要应用科学的理论去解释它，几乎没有一处能讲解得通。这种不合科学的旧医理论，要是偏要拿科学去‘化’它，那结果只有连旧医的骨骼都要化成灰粉呢”，进而讽刺道“要这反科学的落伍旧医科学化起来，真如要一只猴子改变成功人形有同样的困难”。但对于“国产药物的科学化”，他则“毫无问题的表示赞同，深表同情”，而且认为当时的新医药界正在努力提倡、鼓吹，已经正在从事国产药物科学化的整理研究工作。实际上，在“中药科学化”一词尚未正式出现以前，中、西医界早已不同程度地展开对中药的科学研究。18世纪末，传入日本的中药已经成为荷兰植物分类学家的研究对象，以致于一些中药的植物学名称至今仍遗存着荷兰学者的姓名。鸦片战争前后，来华各国传教士及相关学者在医疗实践中对中药效用有了实地认识，遂展开相关研究，甚至携带回国交由相关专家专门研究。早在1910年丁福保撰《中西医方会通》时，就“深信外国医方可以参用，而补我之缺也”。留日学者陈继武搜集“日本医家所信用”之验方，于1916年撰成《中西验方新编》，以实现“确有效力者，不但足以备病家之检阅，即学医者亦可以此通中西之邮”。 两书都力图从方药层面会通中西医。民国初年陈邦贤在为丁福保《汉药实验谈》一书所作序言中认为，阴阳五行生克等说始于唐宋，“为科学未明时一种迷信学说”；在科学昌明之后，中药相对于西药好似“弓矢而战枪炮” “以钻木而较电灯”，中药“战败于廿世纪之大舞台”，“其不为淘汰也几希矣”，从而提出“我以保守的主义，战彼前取之主义；我以空想之学理，战彼实验的学理；我以宗教的药物，战彼科学的药物”，进而“一变宗教的汉药，为科学的汉药；废空想的学理，从实验的学理；舍保守的主张，为进取的主张”。1920年余云岫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一文，批判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都是说谎，是绝对不合事实的，没有凭据的”，不过认为“中国的药品确是有用的”，但又同时指出中医用药“全靠经验”，“若讲到人肺人肝克金克木上去，就入了魔障了，就被他瞒过了”。因此需要“一一照他们西洋药物学研究的法儿”，循着科学的系统，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药物的作用，“然后研究出来的成绩，方才靠得住，才可做几篇外国字的文章，去外国医学杂志上报告报告，外国人就会试用我们的药了。”科学研究国产药物的“第一步”是应当对古方进行选择，这样不仅可以“大省功夫”，而且“大省脑力”，更为重要的是还“可大省费用”。他继而以附子等药材作为“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的示例。余云岫虽并未像范守渊那样明确区分“旧医的科学化”和“国产药物的科学化”，但两者核心意思一致。在此背景之下，中、西医药界出于不同目的和基于不同认知，都出现了“中药科学化”的主张。西医西药界更多从现代化的角度，以中医理论不科学和中药尚有一定效验为由，主张中药亟宜与中医相脱离，将中药科学化。中医中药界则主要是从中医中药自保角度，主张坚持在传统中医药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兼采西方科学知识基础实行“中药西制”，或用所谓西方“科学知识”阐释中医药理论。双方虽有共同指向，但角度不同，导致“中药科学化”的实践路径也不尽相同。西医西药界的“科学化”在中药的品种源流、药材鉴定、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等方面展开深入探索，为中药学的现代化发展奠定科学基础；中医中药界的“科学化”多以用化学、生理学等知识以及归纳、演绎等科学方法阐释中药的配方和中医理论为目标，以继续深入研究传统本草学，并取得一些成绩，但不乏牵强附会之处。在工商业界，也存在类似区别。中药制药业开始在传统验方基础上探索采用西式制药方式生产制作中药，如粹华制药厂、佛慈制药厂等进行的“中药西制”生产。同仁堂等传统中医药经营者也开始利用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对传统验方进行改造和西式加工。近代西药制造业的一些制药厂，则开始尝试中药“提精”实践。所谓的药物“精制”或“提精”“提炼”，即是通过化学的方法，提取药物的有效成分，是在近代化学学科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对药物深入研究的结果。随着这些“精制”观念的传入与实践，近代开始出现“提精药”（或曰“提炼药”）等称谓，而将传统中药称为“原质药”“原药”，如张抚之“政府不予中医与西医平等待遇，曷亦细勘原质药与提精药有无平等之立足”，陶乐勤“原药与提精药对于人生之关系”等文章。大体言之，在知识转型与“现代国家形塑”的大背景下，在科学与西药的冲击面前，中国传统药物走向“科学化”已难以回避，甚至不得不以科学医学话语来阐释自己存在的正当性。但是，中、西医药界基于不同目的、立场和对科学的差异化理解，分别提出各自的“中药科学化”路径。大体言之，可分为以“科学”阐释或附会中药药理、“中药西制”与“科学中药”“真正的科学化”等三种不同路径。民国时期，中医药界对科学的认识不一，因此对“科学化”路径的认识也存在一些差异。叶心农坚持中医药本身就是“科学”的，不存在存废与科学化的问题，指出“天下有一定之物质，无一定之名称，有一定之义理，无一定之学说，随人随世而假说也。万教不同说，而其崇善则一。中西别于文，而其指物无异。”并认为科学“有假定而无止境，有实质而非空说之学”，是“供常人应用之学”，没有什么可“矜奇”的，批判所谓的科学为“古之所无”“西之独有”的论调实为“不通之论”，认为中医学理方式试验“虽与今科学未能尽同，然法简理?，为今之所不及，奈何斥其非科学乎？”他还认为蛋白质、炭水化物（糖与淀粉）、脂肪、磺盐类（包括水在内）等四类身体组织成分好比“五行之原素”，并诘问道，西方人可以谈化学，谈生理，可以说氢氧，可以写HO，为什么中国人不可说风燥、写木金？有些中医则主张利用科学语言对传统中药理论进行包装、阐发，采用自然科学中一两种理论附会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等学说。如袁复初在解释“风生木”时，说“日光之紫外线直射东方，谓之东方生风；紫外线似能增强地球之电场，曰风生木；电力能使氢气变氢离子而成酸根，曰木生酸；人食含酸根之物质放出阳电而使人身发生电流，曰酸生肝；电力流行脑脊神经系中，曰肝生筋。”支持中医药的杜亚泉在反驳余云岫时，认为中药与西药并“无轩轾之分”，药理学“十分中也有三四分是中西相同的”，由此认为“古人的经验总有几分靠得住”，“暗合的竟是不少”，但也承认中药药理没有西洋药理学确实，进而主张用“科学”的原理阐释中药药理，认为药性能“活泼神经，使局部血行畅利的”，就叫做“温”；能“沉静神经，使局部血行和缓的”，就叫做“凉”；能“刺戟神经，使局部微血管扩大，血液增多”，就叫做“热”；能“刺戟神经，使局部微血管收缩，分泌增多”，就叫做“寒”；能“刺戟肺部或末梢神经，使微血管起充血现象”，就叫做“升”或“表”；能“刺戟肠神经，使蠕动急速，粘膜充血现象”，叫做“降”或“攻”；能“刺戟心脏，使血液循环加速，或刺戟肾脏，使微血管扩大，泌尿增多”，叫做“利”或“渗”；能“刺戟皮肤或粘膜，使微血管收束，制止分泌”，叫做“遈”或“敛”；能“壮健神经，滋养血液”，叫做“补养”；能“调节神经，清洁血液”，叫做“清理”。这种用西方科学阐释温凉寒热、升降浮沉的观点不免牵强附会，但在当时相当普遍，且影响很广。此类解释大都偷换科学概念，并且带有打着“科学”旗号证明自身正当性的实用理性。这些人大多既不深通近代自然科学，又抛弃中医理论之精华。但从这些言论也可观察出科学化对传统中医药界影响之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医界在西药冲击下进行“科学化”努力的印记，同时也可感受到中医药界对传统的坚守。不过，中医药界也有受科学化影响较深者，对中药科学化持较为进步观点的也不乏其人。近代中医药学家叶橘泉指出，研究药物的方法与主张“人各不同”，其中“有主张裒集古来本草共冶一炉者”，“有主张推翻旧说采取外国人化验成分之说者”，“亦有主张新旧对照者”。他凭借自己多年的药物研究经验，总结出“三种方法”和“二个步骤”。这三种方法分别为：统计的方法、留意民间的疗法、依据近世药理学的考证法。依上述三种方法研究药物，尚须分两个步骤：一是核准其生药学的种类，二是归纳药物作用的通性。这基本接近于余云岫的国药科学化的观点，属于中医药界内部较为进步者。这可能与叶橘泉曾精心研读日本汉方医药中译本《化学实验新本草》等著作，对日本汉药科学化有相当了解有关。随着中医界对药物科学化认识愈深，民国时期持类似看法的愈多。刘文英在《药物学备考图说》自序中称“用科学格致理化研究改善药物，力求精进，与世界大同”。早在1909年4月中医改进研究会拟定《研究暂行规则》时，就规定药学研究应以神农本草经为基本书，分药物、药理、实验三个领域。就药物研究而言，包括考察产地、采取法及采取期之说明、习性及图形之解释、苗圃培育及标本之制作、发明新药物等五个方面。至于药理研究方面，则包括“一推究旧功用、旧学理；二发明新功用、新学理；三沟通折衷各学理；四用化学改良配制；五用化学化验成分；六推究会内外治疗上有效无效各药物，前项之有效含有药力能愈病或使增剧二种；七将来教授讲义之编辑。”然后结合上述所列之学理及功用，以“化学分析及植物解剖、动物试验法试验之”。关于方剂学，则主要基于《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方》等文献，开展学理和实验两项研究。在学理层面，包括推究旧学理、发明新学理、沟通折衷各学理、用化学改良配制、将来教授讲义之编辑五个方面。在此基础上，然后用实验证明之。对于中医药界提出的各种“中药科学化”主张，西医药界经常持怀疑、嘲讽的态度。范守渊认为“国产药物的科学化”关键在于“如何去科学化和什么人去科学化”。要切实去做国产药物科学化工作，除非受过现代科学的洗礼、对科学医药有深切研究的专门人才所不能办，只能由理解科学、研究药理的专家去整理、去担任，决不能委之于一班开口阴阳五行、闭口肝火湿热，从未受过科学洗礼，不懂科学为何物的落伍旧医去担任、去从事，因为两者“矛盾得太不成话”。范守渊说，“这样一件繁重的工作，这样一个神圣的问题”绝非“一些‘之乎者也’或‘的了吗呢’的口头文字所能了事”，如果仅仅是空喊“科学化的时髦口号，谁不会呢？”他进而指出，“向无科学观念的封建旧医”本身就是科学教化的对象，不可能成为中药科学化的主体。他还指出更深层的社会心理因素，认为中医药界或许本来就未打算真正从事科学化，“只不过感于科学化的名词，在目下正是动听时髦，就拿它来做掩护落伍旧医的恍子”，也只不过投机地“冲冲时髦罢了”。并嘲笑中医药界如果“准备着亲自去作这科学化的实际工作”，那就像“请瞎子去领路径”。范守渊在另一篇文章中对中医药界主张的“科学化”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批判与分析。他首先批判了中西医汇通和试图用科学知识附会中医药理论的现象，针对“有的说西医的什么，就是中医的什么；有的说西医所说的，中医早已说过了”，“中医之五行，即西说的五原”，“西医之所谓脑膜炎，实即中医之疫痉”等牵强附会言论，范守渊认为这些言论牵强附会，似通非通，淆惑听众，遗笑万方！实际上这“无所谓中西，只有新旧”，新旧之间是不能汇通的，这是“浅显易见的事”，他还反问道，传统中医关于左肝右肺、心居正中、寸关尺的脉搏等等知识能否和现代医学的解剖学汇通？“阴阳五行”等旧医生理学能否与现代科学医的生理学去汇通？进而可以推广至其他一切病理、治疗、预防等部门。“新是新，旧是旧，真是真，伪是伪，科学是科学，玄学是玄学，怎能谈得汇通上来呢？”如果要是说这种新和旧、真和伪、科学和玄学，都可以互相汇通，这要么是因为“一知半解没有真知灼见的认识清楚”，要么是“有意附会存心投机的欺人说谎”。针对部分人主张“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也有中医的好处；西医固应提倡，中医亦不可以顿废”的调和观点，范守渊认为发这种议论的人没有把事物的是非分拆清楚，也没有把问题认识明确。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对科学信仰的不坚定，“这种似信科学而不肯坚决去信仰，既谈真理而又不愿把真理认识得透彻的模棱见解，实在是医学发展的障碍物；这种人的头脑，至少还遗留着封建思想的味儿，而无世界的眼光。老实说：要中华民族的得救，国民文化的进步，科学新医的发展，这种故步自封的封建头脑，是千万要不得的呀！”受西药“精制”观念的冲击与影响，中医药界也开始反思并较为客观地评价中西药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看到西药剂型应用上的方便。晚清民初中医药界部分人士或出于求存，或出于“复古求新”，力图通过“中药西制”的实业挽救中医药地位，展开“科学国药”的实践，力图将“实业救国”的理想应用于中医药，用现代化制药技术生产按中医理论配制的方剂，意欲通过中药生产的机械化、工业化，使中药剂型更具现代化特征，以吸引大众。但这些药品，有时虽名为西药，但实为传统中药在剂型上的改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曾任御医的刘秉彝创办中西药房（后改名中西制药厂），开始用西药制作方法研制中成药和生产中西药制剂，是天津最早的制药工厂之一。1911年黄楚九在上海汉口路创办第一家民族资本药厂龙虎公司生产仁丹，1912年10月徐锡骥等人合伙开设大生制药公司生产千金汤、杏仁精等。至20年代，粹华制药厂、国华制药厂、佛慈制药厂等近代著名的“中药西制”企业相继出现。上海粹华制药厂由李平书联合上海总商会副会长秦润卿等人发起创办，1921年12月上旬正式开业。制药 工厂聘请理化学专家、药剂师等，设存贮各种药材的原料储藏室、贵料贮藏室、原料整理室、切药室、炮制室、药剂管理室、配合室、分析室；“所用化学器械及各种大小机器，均系购自外洋最新式者”，主要机器设备有蒸馏机十八付、撷精机廿个、烘药膏机一座、自动机器研药粉机一座、手工研粉器三个、作药丸机二付、蒸汽炼药炉一座、笞药粉机一座、炼药鼎大小十余个、磔药机一座，均为中国自制，需用“五匹马”电力。 该厂依循古方剂书要求生产丸、散、膏、丹等传统中药，无论单方还是数十味之大方，均可按照医方要求进行配制，号称首创“以中国药材用化学方法提炼药水”，是中药机制的先驱。其中，“以新发明之中国药水为大宗，约占全额十分之六；各种经验灵药，约占十分之三；古方丸散参燕等，占十分之一。”包识生在《〈科学国药〉第二集发刊序》中曾总结粹华药厂概况如下：“近世西法东来，国医药界，乃如梦方觉，每思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医国药。民国八年，……招股创办粹华制药厂，提取药物有效精华，或精、或水、或粉、或膏，照方配药，不但病家称便，而愈病之成绩，亦比煎药速而准。”早在1887年，粹华制药厂创始人李平书游历新加坡时，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左子兴曾对他说：“中国药物原料丰富于外洋，功用亦多神验，惟煎药有不适于用者三：一不适于行旅，二不适于医院，三不适于贫民。若炼为药水或磨为药粉，以代饮片，则不适免矣。”李平书对此深有同感，并打算将来有机会时一定用此法对中药剂型加以改良。粹华制药厂后来实际所为恰如左子兴所言，这可从粹华制药厂的招股简章中得到印证。简章第二条称公司营业范围，“专以中药用机器提炼精华，制成各种药水、药精、药粉、药膏、药丸等，并买卖关于药类之附属品”，这样对医家“可仍照习惯而旧方在”，对病人“可不劳煎煮而服药功力既宏，收效尤速，便利等于西剂”，这样“社会自必乐从”。简章还指出，鉴于中药固步自封，不知改良，致令四千余年所恃以治疗疾病之药物“ 乎有天演淘汰之势”，如果“不急起直追，顺潮流之进化，图药物之刷新”，则“其影响于吾中医药界之生计问题者事犹小，而坐视国粹天产之日就沦胥，其事为至可慨也”。况且“知吾国天产药物性质优良，果能参照西法炼制，必能驾乎舶来品之上，其利甚溥”。时人评之曰：粹华制药厂“置备机器，仿照西法，以各种中药制成极纯良之药精、药水等品，以供医生方剂之用，病家持方配服，简便清洁，一如西药，为中药开一新纪元。”后由于种种原因，该厂停办。郑平叔不甘失败，又出资成立国华药厂，“亦因时事不利而停顿”。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形势相对稳定，国货运动渐入高潮，佛慈药厂应运而生。佛慈药厂是在著名佛教界人士太虚法师支持下成立，由其门人玉慧观居士主持其事。1929年玉慧观痛惜“吾国科学落后，国药遭天演之淘汰”，立志改良国药之品质，举起了“科学提炼”“改良国药”的旗帜。以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为载体，以科学方法为国药改良手段，将“我佛慈悲，药物可普救众生”的愿望与西式制药科学结合在一起，与友人陈玉璋、李醒华等，在上海创办佛慈药厂。该厂生产的开胃宁、保婴丹、当归素、海藻晶、肾气丸、桔梗素等几乎都是从中药提制。佛慈制药厂在西药“提精”观念的影响下，创办刊物《科学国药》，一方面批判传统炮制方法的弊端，一方面宣传西药的优点，以解释国人“日趋西药，渐远中药”的原因。认为国产药物保守古始的状态，“无非草根木皮之饮片，绝无现代科学的工业色彩，外形既不雅洁，内容亦多粗糙，炮制之术多不合于药理，服用方法又非常不便。”这与西药的雪霰精粉、银精玉液等药物所体现的“定量之确实、制造之精美”相比，“诚有霄壤之别”。作者认为其原因在于吾国科学落后，药物制造简陋，“未能如西药之用化学方法先分析其成分，然后再以机械提炼其精华而制成，致各种药物大都含有杂质，有时或至发生副作用，而影响于服用者之病体”。作者进而批判了传统炮制技术，认为致使药物有效成分丧失，“试看今日市上制售之饮片，概不根据《本草纲目》之修治方法，只守苏州、宁波两帮药工老先生遗下来之真传口诀，竭尽非科学之炮制，只以制片极薄、颜色光亮为一能事，故凡使树皮草根，泡之又泡，浸之又浸，漂之又漂。”作者接着以半夏炮制为例解释了上述炮制之法的弊端，称“约经四十九天之泡浸漂洗，至吮嚼无味后，方始制片，漂白如纸，雪白漂亮，俗所谓‘亮光片’者是也。然若检查其内容，则其有效成分，悉归乌有。”也就是说，中药实业界虽然也声称“提精”，采用西式方法制药，但是其路径与接受西学训练的归国留学生或国内西医药院校药科毕业生实际上有着根本的区别。1931年5月顾子静称，“西药之制，有制为水者，有如肉桂制成桂皮水，用杏仁制成杏仁水是也；有制为酒者，如用橙皮制成橙皮酒、用生姜制成生姜酒是也；有制为糖浆者，如有橙皮制成橙皮糖浆是也；有制为散者，如用大黄制成大黄末、用肉桂末豆蔻末生姜末制成芳香散是也；有制为膏者，如用甘草制成甘草膏是也。吾国之药，一经科学方法炼制，则可久藏以供应用，而免临时煎煮之烦。”从而主张对中药进行“提精”尝试，为此提出开办制药专科学校，培养制药技师，仿照西药制法，“将国药提取其精，制成水剂、酒剂、散剂、丸剂，以备病家之用，亦可免煎煮之烦，而功效自然迅速”。由此来看，中药界的“精制”主要是指在中药汤剂基础上，运用浓缩方法提高有效成分富集度，采用西式机械制成西式剂型，与西方药学所主张的测定药物的有效成分、化学结构和药理作用机制存在根本区别。这种情况下的“中药西制”更类似于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粹华制药厂招股简章认为吾国医药之颓势遭泰东西新学家之诽议，“非吾医界治法不知改良，实由于药物制炼太封故步”，但简章认为西药能博社会之欢迎者“在以少胜多、取用之便利，而西医足以制胜者，亦罔不由此，初非有回天再造之能也。”因此，认为“今欲振兴医药，发扬国粹，非从改良药物入手，其道末由用是。”这显然没有触及西药能博社会之欢迎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西药的优势除取用便利之外，更在于基于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确切疗效。谢筠寿在《佛慈药厂的出品是真正科学化吗》一文中将药物的发展划分为“原料药时期”“原料药加以手工的时期”“原料药加以科学方法的时期”三个发展阶段，认为“现在的医药中人”虽然都想“踏进到第三个时期去”，但当时中国旧药业“用不著说还是第二个时期”，进而指出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吾国新药界的人才现时还不够用，另一方面在于没有巨额资本可以供新药业运用，从而导致虽有数家新医药厂，但制品大半还是仿制品。这“不能怪新药家的不努力，实在是财力两乏的关系”。谢筠寿指出旧药业中有新头脑的人虽然也十分地起劲努力，“想向科学化进行”，特别提及佛慈药厂当时在各大报纸上做的海藻晶、当归素等广告，宣称“用真孔蒸馏器依科学方法制造”，“都是现世纪科学化的新制品”，认为这恰合了当时“极想有一种国药来代替外国货”的社会心理，因此“佛慈大药厂的科学化制品”正是迎合了社会“所希望的”这种民族主义心理。但谢筠寿接着进一步问答道，究竟佛慈药厂如何研究、如何制炼、是否经过种种制药程序，由于缺少像西方那样的“详细的发表”，因此也不好批评，进而又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怀疑态度，称“吾知道‘科学化’的制药，并不是一蹴可到的事情，是需要有药学专门的知识，悠久的历史，和巨额的资本，还要和医学家相互并进，以达到目的。”然而，佛慈药厂的外观好似旧药业中人，历史也不悠久，资本也不明，“就是果然有巨大的资本，也不是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可以成就”，因此谢筠寿对佛慈制药厂的科学化“很怀疑”，“终究不敢用他的出品”。谢筠寿所言不虚，其怀疑实际上也是事实。近代中药实业界进行“中药科学化”尝试，不仅西医药界人士看不上，而且中医药界也有人不以为然，例如上海佛慈药厂在福州由光华药行承办的代理处即遭到九如堂、拔兴堂等中药店以“未经政府化验核准”“药料性质”未明、“是否适合卫生”等各种理由反对。针对“中药西制”处于两不讨好的前途堪忧境地，谢筠寿直接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轻视科学化”。他还回顾及数年前的粹华制药厂，该厂当时也想把旧药科学化，制造了种种酒精浸剂和膏剂，表面上似乎科学化了，但最后结果成了不新不旧的样子，导致“新医固然不敢请教，旧医也不乐用，终究归于失败的迳途”。最后导致“投资的资本家和想科学化的旧药家，必定痛恨着说社会没有同情”，而那些“有旧头脑的旧药家”则讥笑说还是老法子好。对于佛慈大药厂，谢筠寿认为可能也是要踏粹华制药厂的覆辙，不敢断定是否是真正科学化。谢筠寿称他曾在另一篇题为《对于吾国药界一点小贡献》的社评中指出，如果旧药业中人希望“负起改革国药的使命”，则必须“派有用之青年子弟，赴海外专习药学”。这些人归国后可以运用他们的“旧有的资本和潜在的势力”，来把国药“真正的科学化，将来的大利，真是无可限量，万不要投机式的用科学化三个字来作幌子，想谋目前的微利。”如果中药实业界坚持以目前的“中药西制”的路径走下去，他认为“不但不能达到目的，而且徒然牺牲，还要造成国药真正科学化前途的障碍。”谢筠寿所言“真正的科学化”即是指学习西方现代药学，完全按照西方科学方法进行的药物研究与制造。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学的发展，逐渐演化出生药学、药物化学、药理学、药剂学等现代药学学科。傅斯年在《再论所谓国医》一文中曾总结中药科学化的三个步骤：第一，要由胡先啸先生等一流的分类学家鉴定某个药草的种类；第二，要由赵石铭先生等一流生物化学家分解清楚某个药草的成分；第三，再由实验药物学家提取药草的特有成分（即“提净之精”），并进行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这与著名生药学家赵遹黄的主张极其相似，他认为“现代本草之学”须分三大纲：第一纲为生药学研究，鉴定本草的类别；第二纲为药物化学研究，鉴定本草的有效成分；第三纲为药理学研究，阐明本草药理学之功用。只有综合生药学、药化学、药理学三者，才能实现“国药完全达于科学化之目的”。还指出当今研究我国药物，不应当专向古书中讨求，但古代本草著作也“并非悉成废物”，仍可作为实验研究的初步材料，因此整理本草仍为“必要之事”。后来，屠呦呦受中医古代典籍启发而发现青蒿素实际上即是这一路径的具体实践。在生药学研究领域，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医药学报》已开设“生药学”专栏，分别介绍金鸡纳皮、善奈加根、远志、大黄等药物的生药学知识，是目前所见“生药学”一词在中国的较早使用。从此我国药学工作者开始运用现代生药学知识系统整理我国传统本草学，并编译一批近代生药学著作，1934年4月出版的由赵遹黄与徐伯軻合编的《现代本草：生药学》上篇乃是较为著名的一部生药学专著。余云岫称该书“乃药学革命之张本”，是他所提倡的“医学革命”的“奥援”。不过从该书书名兼采“本草”与“生药学”来看，仍可看出当时过渡的痕迹。待1937年叶三多补著的《生药学》下篇出版时，已去掉“现代本草”字样，重点介绍国外文献中收载或西医使用的生药，并引介生药鉴定的近代理论与方法。此外，民国时期的生药学著作还有赵遹黄的《中国新本草图志》与《祁州药志》，吴征镒等人的《滇南本草图谱》，杨华亭的《药物图考》等。在药物化学成分研究领域，1909年王焕文在日本《药学杂志》发表《关于茯苓的成分》一文，是目前所见我国学者较早的中药化学研究。辛亥革命前后，赵遹黄曾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中华药学会学术会议上宣读《川厚朴挥发油的结晶成分研究》等论文，此外还散见几篇关于使君子、红升丹等中药的研究。至20年代，1925年黄鸣龙发表《榉木·成分之研究》。1926年赵承嘏与伊博恩合作发表《麻黄碱与伪麻黄碱的分离与比较研究》，后又独立发表《麻黄碱及其盐类的制备与性质》，介绍了麻黄碱及假麻黄碱的盐类的制备方法与性质。此后相关研究渐多，赵承嘏、朱任宏、薛愚、梅斌夫、张耀德、全慈光、纪育沣、汤腾汉、许植方、曾广方、庄长恭、於达望等在这方面做出较大贡献。三四十年代，我国药学家先后从中草药如莽草、延胡索、贝母、钩吻、细辛、曼陀罗、防己、雷公藤、三七、蚯蚓、常山、使君子、鸦胆子中提取出生物碱、皂苷、油类等化学成分。中药药理学与传统的中药药性理论有一定相关性，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便记述部分动物实验与毒理实验的内容，可视为早期的简单药理实验，但其概念和内涵与现代药理具有本质区别。一般认为，我国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药学家施米特（Carl Frederic Schmidt）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药理系。伊博恩（Bernard E.Read）、陈克恢、赵承嘏等人曾先后在此对当归、麻黄、大风子、延胡素等中药材的药理展开研究。其中，仅陈克恢一人在药理学领域就涉及麻黄、贝母、鸦胆子、钩吻、汉防己、百部、乌头、蟾酥、广地龙、延胡素、当归、兰草、大风子等60多种药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1924年始陈克恢单独或以第一作者发表10余篇关于麻黄素的论文，从生药、药化、药理、临床等方面研究麻黄素和伪麻黄素，掀起了国际拟交感神经药物研究的高潮，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陈克恢也因此被誉为“现代中药药理学创始人”。除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药理系外，民国时期还有许多重要的药物科研机构，如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中央卫生实验院药理研究室、中国特效药研究所。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以最新科学的方法，将中国药材有效质素，发挥利用”。大学里面药学院系有华西大学药学系、齐鲁大学药学系、北京大学药学系、军医学校药科、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等。湖南湘雅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等均开设药理学课程，著名药理学家朱恒壁、周金黄、张昌绍等曾先后在这些学校授课。三四十年代，虽然战乱频仍，缺乏科研条件，但我国科学家仍测定了少数药物的药理活性，如延胡索的中枢作用和毒性、防己的降血压作用、使君子的驱虫作用、常山的抗疟作用、鸦胆子的抗阿米巴作用等。这些工作显示，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研究中药的药理作用是我国药学研究早期的重点，为以后的中药药理学奠定了基础。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得到研究的中药有百余种，其中研究较为系统深入并取得一定成绩的有麻黄、当归、延胡索、防己、贝母、三七、芫花、蟾酥、使君子、常山、鸦胆子、羊角拗、黄花夹竹桃等10余种。就民国时期的药学研究历程而言，可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为“无机药物研究时期”，如我国分析化学家王琎分析古代曾入药的合金制钱，臧惠泉分析国产35种矿物药并结合矿物学知识加以鉴定。第二时期为“分析一般食物并测定其营养价值时期”，如萨本铁、陶慰孙、陈朝玉、王季羅、郑集、王兆澄曾做生活素与蛋白质等研究，沈昭文关于氨基酸额生物化学研究等。第三时期开始中药的研究（1920-1925年），於达望研究杀虫药使君子，赵承嘏、陈克恢、朱恒璧、冯子栋、林巧稚、朴秉柱、汤腾汉、庄长恭、纪育沣、朱任宏、许植方等或在化学方面着重提炼有效成分，或做生理及药理试验。第四时期（1925-1935年）为植物生药中有效成分的分离、提取、鉴定、药理试验的时期，如赵承嘏、朱任宏、梅斌夫、汪良寄、杨毅、曾广方、陈克恢、汤腾汉及许植方等人。第五时期（1935-1949年）为从事结构鉴定与化学合成研究的时期，如梁奇奎由鸦胆子分出配糖体，傅丰永由常山分出生物碱，黄鸣龙由延胡索分出生物碱六种。这一时期的研究较为深入，开我国化学家研究生物碱构造的先例，从此我国化学家对于天然植物药有效成分研究渐入正轨；此外，动物药亦有人注意，如汪良寄研究九香虫油成分，汤腾汉研究熊掌，王季羅、谢汝立研究燕窝，张凤流、林国镐研究海参，罗瑞麟研究斑蝥等等。总体而言，民国时期运用现代药学知识对传统中药的研究主要包括生药学、 药物化学与药理学三个领域，但在药物化学合成、药剂、药物临床等方面，受近代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研究水平较为有限。在科学甚至成为“真理”的背景下，民国时期中、西医药界都出现试图将传统医药“科学化”的主张与实践。但由于不得不正视中医理论难以科学化的困境和部分中药实际的疗效，“中药科学化”遂逐渐成为民国时期中、西医药界都更易于接受、更为可行的主张，成为近代“中医科学化”思想与实践的主题，且影响深远。但中、西医药界基于各自立场、地位以及对“科学化”的不同认知，在“如何科学化”问题上又立场各异、主张纷呈，提出多种“中药科学化”实践路径。这既包括从民国至当今社会在中医药界屡不鲜见的以所谓“科学”附会中药药理的现象，恰如文中袁复初解释“风生木”，这不仅不利于中药科学化，甚至混淆视听，阻碍中药科学化的发展。还包括以“科学国药”之名而采用“中药西制”方法以实现对传统药物剂型的改良，这虽称不上“真正的科学化”，但对于传统药物剂型的改造却有所裨益，且较早将科学化与工业化结合在一起，对于促进中医药现代化不无帮助。况且当时中医药界已有人认识到西方现代药学的局限，客观地指出麻黄和以现代药学方法从中提取的“Ephedrine”药品相较而言，若是麻黄的作用和西药“Ephedrine”的作用、质地是真实相等的，那么与其用麻黄，不如用“Ephedrine”较好，因为麻黄中间含有杂物，乃是无用之物，所以不用为妙。但若是在实际上使用麻黄的结果却比用西药“Ephedrine”还好，那么在麻黄之中，除了“Ephedrine”之外，“必然还有帮助它的物质”，“或是还含着XYZ成分也有治疗疾病的功效”。这些成分只是由于科学的局限性尚无法了解，但“却有重要的功用”。实际上，就临床实践中绝大多数确有疗效的复方中药而言，目前科学的发展水平仍难以确定复方内部真正的有效成分及其复杂的作用机制，改进复方剂型仍是一种现实选择。至于民国时期以实现“药学革命”为目标的所谓“真正的中药科学化”，中医药界参与的极为有限，仍多仰赖赵承嘏、陈克恢等在国内外受过系统现代药学训练的科学家，运用现代化学、生物学、药理学等科学手段，对传统中药进行分离、提取、鉴定、合成其有效成分，并明确其作用机制。这始终是近代以来医药科技进步的重要内容。这三种路径的划分对于描述民国时期“中药科学化”的多元图景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一方面有助于避免对“中药科学化”的僵化印象，而认识到“中药科学化”在观念上与实践路径上的“非均质化”特征。另一方面，通过对比各种主张与实践，有助于认识何谓“真正的中药科学化”，何谓借“科学化”之名而行非“科学化”之实，以促进对当今的“中药科学化”的正确理解，并做出正确的路径选择，从而实现对传统医药宝库的挖掘及在此基础上的医药创新。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由于观点的模糊性与现实的复杂性，这种描述性划分并不能穷尽民国时期“中药科学化”路径选择上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此外，“中药科学化”是在中医、西医两种知识体系、民族资本和跨国资本两种资本形态的复杂互动中出现的。中药科学化主张与实践路径的“非均质化”特征和不同实践者的知识背景、复杂的现实国情具有高度相关性。实践者往往将其纳入其所熟悉的知识架构，甚至不能免于迎合或屈服于现实状况。这体现了传统药物科学化改造过程中存在的“路径依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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