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的画卦读易网课计划读剥卦（本来昨晚要读的，奈何要哄娃睡觉。这个网课还可报入，链接请见文末），想到《诗经》中的《摽有梅》即剥卦之象，可相互发明，故贴出拙著《诗之为诗》中解《摽有梅》的文章，供大家参考。文中隐而未彰的一点是，剥卦上九“硕果不食”的意义在于，梅子落地之后可以重新发芽，这便是一阳来复的复卦之义。所以，无论《诗经·摽有梅》还是《易经》的剥、复，都是“成性存存”的生命工夫。网友说，《诗之为诗》象线装书一样温柔，可以自由摊开
柯小刚（无竟寓）
二南多采撷，而二十五篇中，这是唯一一篇非主动采摘，而是等待所采之物自然落下的诗篇。然而，这恰恰又是一篇最急于采摘或者说是急于被采摘的诗篇。完全被动的看梅子落下和非常主动的急于求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由之可见，在表面的急迫之下，其实有一种从容不迫的静观梅落，虽“顷筐塈之”“迨其谓之”而犹然守身如玉，并没有结束她的等待。所以，与其说《摽有梅》是一篇急迫之诗，还不如说是一篇等待之诗。《摽有梅》的诗人一边静观梅子熟透后的自然坠落，仿佛从容不迫；一边希望“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乃至“迨其今兮”“迨其谓之”，仿佛一刻都等不及了。貌似相互矛盾的两方面并存于一篇之中。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是急的，念兹在兹，无一刻之停留，但为什么求我者甚众而至于“其实七兮”“其实三兮”“顷筐塈之”却并不出嫁？可见《摽有梅》之急，礼之急也，道之急也，非情欲之急也。道之急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易》乾九三），“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皆道之急也。礼之急者，则有《礼运》载言偃问孔子：“如之何礼之急也？”《摽有梅》之急，非《礼运》不能发其微言大义也。《礼运》之意，“天下为公”时行道，“天下为家”时行礼。礼之所以急，根本原因并不是要通过礼来固化等级特权，而是因为礼之运关乎道之行。其中关节，我曾在《年龄的临界》文中分析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王道乃兴。王道之义，不在私天下，而在于：如果不得不立足于家天下前提之上的话，如何在欲私天下之家中楔入一个大道的遗存，以便把这个欲私天下之家撑开为天下为公之家。这便是为什么在大道既隐的家天下格局中，‘莫急乎礼’。”[ 参拙著《道学导论（外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59。]其实，与文明史相似，每个个人的成长历程也都经历了《礼运》所述的变化。人生于世，无知无识，长于父母之怀时，相当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时虽不懂礼而天真无邪。此后，随着知识和情欲的增长，道德和礼义的学习也在完善。在这个过程中，人逐渐脱离天真未凿的个人史前史，进入礼的世界，开始有了“人生履历”。谈婚论嫁、成立家庭之于个人历史，正好相当于“天下为家”之于三代历史的起点。在这个关口，最要紧的是夫妇之礼和男女之情的关系，即家何以成立的基础问题；正如在“天下为家”中，最要紧的是社稷和宗庙的关系，或天下王道与国家理由之间的关系，即国何以成立的基础问题。[ 关于此点的更多分析，可参拙文《儒法关系的共和意义：阅读<资治通鉴>的开篇》，见收拙著《道学导论（外篇）》页106：“五行循环制约体系的结构保证了中华人民帝国两千余年的开明强盛。但是这个结构蕴含着根本的自相矛盾：即，民情天意的大公恰恰是委托给一个独一的封建家族之私来实行的。这个基本矛盾在立后、立嗣问题、内外臣问题（宦官问题）、外戚问题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这些问题究竟只是皇帝家事，还是天下公事，往往处在混乱之中。固然，天子无私事，但这个‘无’如何落实是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无论左社右庙还是右社左庙，人民之社与皇家之庙相提并论，皇帝同时是天之子与先王之子，直接表现了人民帝国的基本内在矛盾。社与庙是立国之本，但这是两个本，两个基础。基础的分裂导致国家的分裂：一个人民帝国实际上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社的国（家），一个是庙的（国）家，一个是人民的国（家），一个是君主的（国）家。所谓明君，就是能够把这两个国-家合成一个国家的君主，这时就出现治世；所谓昏君，就是制造和加剧了这两个国-家之分裂的君主，这时就出现乱世。”] 个人史和文明史，有着《诗》一般的比兴关系。《诗经》为什么总是通过个人和家庭叙事来蕴含天下之义的远思？《礼运》或许可以从礼教的角度出发，为诗教提供启发。礼有“礼运”，诗亦有“诗运”。礼运乎大道之隐，诗运乎梅子之摽，皆无非《易》道“剥极而复”之思也。故礼之急，《摽有梅》之急，非剥之急也，乃欲有所复之急也。剥卦“君子重消息盈虚，天行也”（《彖传》），是被动的看天，有类《摽有梅》之静观梅子剥落；而《摽有梅》主动的求嫁则是剥中蕴含的复之初九。所以，无论汉代四家诗说以《摽有梅》为男女及时，还是明清诸家以为文王求贤，[ 此说较有代表性的分析参见《诗经原始》页109。] 皆无非剥极而复之急时也，“诗运”之急道也。《摽有梅》之急，急乎此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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