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张岱文章《闵老子茶》读后
“卖弄隔年陈”
无独有偶，周亮工与张岱一样，也曾到闵汶水家品过茶，但看法却大相径庭。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及第的周亮工在《闽小纪》中回忆（此事应在明崇祯年间）：“歙人闵汶水居桃叶渡上，予往品茶其家，见其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盏酌客，颇极烹饮态……”，认为闵汶水泡茶动作夸张，故作姿态，以会饮自许，强作解事，容易被人看轻。用小酒盏（实为小茶杯）待客，颇不认可，而采取贬低和排斥的态度。
周亮工与闽茶很有渊源，清顺治四年(1647)，36岁时任福建按察使，后升任为福建左布政使，为清初任布政使职务的第一位汉人。“雨前虽好但嫌新，火气难除莫近唇。藏得深红三倍价，家家卖弄隔年陈。”这是周亮工描述武夷新款茶的诗句，对绿茶情有独钟的他对此新款茶不理解、不认同，“卖弄”一词便含有贬意。
周亮工像
周亮工对茶色喜碧绿而排斥紫赤，认为“僧拙于焙”，即漳州茶僧不会焙茶，命令用松萝法制之，用绿茶制法来规范乌龙茶，显然非明智之举。在引进松萝法制茶之前，武夷山的乌龙茶制法已颇为成熟，并很有规模。周亮工诗注言道，“近有以松萝法制之者，即试之，色香，亦具足，经旬月紫赤如故”“只堪供宫中洗濯用耳” ，证实以制绿茶的松萝法来“规范”新款茶以失败而告终。
平心而说，周亮工清廉勤政、博学多才、风骨凛然，清顺治年间在福建为官12载，颇有政绩。他虽然爱茶，但是自始至终，因存在偏见，没有能够理解并支持刚兴起的乌龙茶类及功夫茶泡法，对闽茶来说确为一大憾事。
“武夷如高士”
武夷山的这款乌龙茶味甘醇、气馥郁，具有香清甘活岩骨花香之特殊韵味，因而得到世人的好评。与周亮工同朝代的大臣，清康熙华文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就对武夷岩茶推崇备至，他在其家训《聪训斋语》中有言：“予少年嗜六安茶，中年饮武夷而甘，后乃知岕茶之妙。此三种可以终老，其他不必问矣。岕茶如名士，武夷如高士，六安如野士，皆可为岁寒之交。”高士，谓品行高尚，超凡脱俗；岁寒之交，即布衣之交、 忘年之交、 贫贱之交。视武夷茶似高士，遇好茶如遇知交，这是非常高的评价。
张英《聪训齐语》
康熙年间任崇安县令的陆廷灿（江苏嘉定人）编写《续茶经》，认为“武夷造茶，其岩茶以僧家所制最为得法。”“（武夷茶）其最佳名曰工夫茶，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乾隆年间任崇安县令的刘靖《片刻余闲集》中说：武夷茶“其生于山上岩间者，名岩茶；其种于山外地内者，名洲茶。岩茶中最高者曰老树小种，次则小种，次则小种工夫，次则工夫花香，次则花香……” “茶由名岩采摘焙制，远近买客于九曲内各寺庙购觅，市中无售者。山之第九曲尽处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之所。”
《续茶经》
施鸿保于清咸丰年间《闽杂记》写道：“漳泉各属，俗尚功夫茶。茶具精巧，壶有小如胡桃者，曰孟公壶，杯极小者名若深杯。茶以武夷小种为尚，有一两值番钱数圆者。”
《闽杂记》
祖籍漳州的台湾史学家连横在《雅堂先生文集》中说：“台人品茶，与中土异，而与漳泉潮相同，盖台多三州人，故嗜好相似。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深，三者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
以上诸位方家对武夷岩茶及功夫茶的记述及评论，贴切中肯，为明清茶文化留下弥足珍贵的史料。
功夫在民间
明清时期，茶产业、茶科技、茶文化空前迅速发展，中国茶大批外销，深刻影响着世界。苏南、闽南均为文化鼎盛、经济繁荣地区，茶文化呈现独有的特色，并相互影响，相互成就，谱写出绚丽篇章。
从文人雅士到普罗大众，从零星个体到延习成风，功夫茶逐步成长成型。苏南有紫砂壶，有记述生动的《闵老子茶》，闽南则有世代传承的闽南功夫茶习俗。明末清初，宜兴的紫砂壶成批被带入漳浦，后来这些小紫砂壶，与漳州茶僧、茶商、茶技师从武夷山运回的乌龙茶一见钟情，加上小茶杯，三者相得益彰，漳浦人为之如醉如痴。
清康熙《漳州府志》（漳浦乡贤、进士蔡世远编纂）记载：民风饮茶，必嗜武夷岩茶，必以大彬之罐（后来以孟臣壶为代表），必以若深之杯。这种以小壶小杯冲泡品饮乌龙茶的方式，民间世代传承的茶俗，即被称为功夫茶。功夫茶迅速在闽南、粤东、台湾形成风气，并流传于南洋、世界。
闽南功夫茶传承人、漳科茶文化副教授程艳斐在功夫茶研究论文中写道：闽南功夫茶源于明清时代，雅俗共赏，既有卢维祯、蓝国威等具身份地位的人，使用时大彬、陈鸣远的名壶，更有民间百姓使用仿宜兴的潮汕孟臣壶（土罐）泡茶。让人们热衷的是功夫茶所带来的生活乐趣本身，那是将寻常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生活智慧。许多闽南人的生活，从早晨一壶茶开始，在夜晚一壶茶里结束。世代延续的功夫茶饮活动，维系着家庭的日常伦理，也润滑着社会关系。在喝茶的氛围里，很多事情变得轻松、简约、和谐，形成了一种将传统文化融入血脉中的生活方式。
程艳斐老师泡功夫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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