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张岱文章《闵老子茶》读后
“卖弄隔年陈”
无独有偶,周亮工与张岱一样,也曾到闵汶水家品过茶,但看法却大相径庭。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及第的周亮工在《闽小纪》中回忆(此事应在明崇祯年间):“歙人闵汶水居桃叶渡上,予往品茶其家,见其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盏酌客,颇极烹饮态……”,认为闵汶水泡茶动作夸张,故作姿态,以会饮自许,强作解事,容易被人看轻。用小酒盏(实为小茶杯)待客,颇不认可,而采取贬低和排斥的态度。
周亮工与闽茶很有渊源,清顺治四年(1647),36岁时任福建按察使,后升任为福建左布政使,为清初任布政使职务的第一位汉人。“雨前虽好但嫌新,火气难除莫近唇。藏得深红三倍价,家家卖弄隔年陈。”这是周亮工描述武夷新款茶的诗句,对绿茶情有独钟的他对此新款茶不理解、不认同,“卖弄”一词便含有贬意。
周亮工像
周亮工对茶色喜碧绿而排斥紫赤,认为“僧拙于焙”,即漳州茶僧不会焙茶,命令用松萝法制之,用绿茶制法来规范乌龙茶,显然非明智之举。在引进松萝法制茶之前,武夷山的乌龙茶制法已颇为成熟,并很有规模。周亮工诗注言道,“近有以松萝法制之者,即试之,色香,亦具足,经旬月紫赤如故”“只堪供宫中洗濯用耳” ,证实以制绿茶的松萝法来“规范”新款茶以失败而告终。
平心而说,周亮工清廉勤政、博学多才、风骨凛然,清顺治年间在福建为官12载,颇有政绩。他虽然爱茶,但是自始至终,因存在偏见,没有能够理解并支持刚兴起的乌龙茶类及功夫茶泡法,对闽茶来说确为一大憾事。
“武夷如高士”
武夷山的这款乌龙茶味甘醇、气馥郁,具有香清甘活岩骨花香之特殊韵味,因而得到世人的好评。与周亮工同朝代的大臣,清康熙华文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就对武夷岩茶推崇备至,他在其家训《聪训斋语》中有言:“予少年嗜六安茶,中年饮武夷而甘,后乃知岕茶之妙。此三种可以终老,其他不必问矣。岕茶如名士,武夷如高士,六安如野士,皆可为岁寒之交。”高士,谓品行高尚,超凡脱俗;岁寒之交,即布衣之交、 忘年之交、 贫贱之交。视武夷茶似高士,遇好茶如遇知交,这是非常高的评价。
张英《聪训齐语》
康熙年间任崇安县令的陆廷灿(江苏嘉定人)编写《续茶经》,认为“武夷造茶,其岩茶以僧家所制最为得法。”“(武夷茶)其最佳名曰工夫茶,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乾隆年间任崇安县令的刘靖《片刻余闲集》中说:武夷茶“其生于山上岩间者,名岩茶;其种于山外地内者,名洲茶。岩茶中最高者曰老树小种,次则小种,次则小种工夫,次则工夫花香,次则花香……” “茶由名岩采摘焙制,远近买客于九曲内各寺庙购觅,市中无售者。山之第九曲尽处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之所。”
《续茶经》
施鸿保于清咸丰年间《闽杂记》写道:“漳泉各属,俗尚功夫茶。茶具精巧,壶有小如胡桃者,曰孟公壶,杯极小者名若深杯。茶以武夷小种为尚,有一两值番钱数圆者。”
《闽杂记》
祖籍漳州的台湾史学家连横在《雅堂先生文集》中说:“台人品茶,与中土异,而与漳泉潮相同,盖台多三州人,故嗜好相似。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深,三者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
以上诸位方家对武夷岩茶及功夫茶的记述及评论,贴切中肯,为明清茶文化留下弥足珍贵的史料。
功夫在民间
明清时期,茶产业、茶科技、茶文化空前迅速发展,中国茶大批外销,深刻影响着世界。苏南、闽南均为文化鼎盛、经济繁荣地区,茶文化呈现独有的特色,并相互影响,相互成就,谱写出绚丽篇章。
从文人雅士到普罗大众,从零星个体到延习成风,功夫茶逐步成长成型。苏南有紫砂壶,有记述生动的《闵老子茶》,闽南则有世代传承的闽南功夫茶习俗。明末清初,宜兴的紫砂壶成批被带入漳浦,后来这些小紫砂壶,与漳州茶僧、茶商、茶技师从武夷山运回的乌龙茶一见钟情,加上小茶杯,三者相得益彰,漳浦人为之如醉如痴。
清康熙《漳州府志》(漳浦乡贤、进士蔡世远编纂)记载:民风饮茶,必嗜武夷岩茶,必以大彬之罐(后来以孟臣壶为代表),必以若深之杯。这种以小壶小杯冲泡品饮乌龙茶的方式,民间世代传承的茶俗,即被称为功夫茶。功夫茶迅速在闽南、粤东、台湾形成风气,并流传于南洋、世界。
闽南功夫茶传承人、漳科茶文化副教授程艳斐在功夫茶研究论文中写道:闽南功夫茶源于明清时代,雅俗共赏,既有卢维祯、蓝国威等具身份地位的人,使用时大彬、陈鸣远的名壶,更有民间百姓使用仿宜兴的潮汕孟臣壶(土罐)泡茶。让人们热衷的是功夫茶所带来的生活乐趣本身,那是将寻常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生活智慧。许多闽南人的生活,从早晨一壶茶开始,在夜晚一壶茶里结束。世代延续的功夫茶饮活动,维系着家庭的日常伦理,也润滑着社会关系。在喝茶的氛围里,很多事情变得轻松、简约、和谐,形成了一种将传统文化融入血脉中的生活方式。
程艳斐老师泡功夫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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