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玉新
2001年12月8日，天津人民体育馆，马三立向喜欢他的相声艺术观众们做从艺八十周年暨告别舞台演出。马三立说了八十年相声。其中，前二十年是“摞地儿”卖艺；新中国成立后自由了十年，正当壮年时却被打成右派，自此岁月蹉跎整整二十年；待到七十年代末复出时，他已是花甲之年。
马三立晚年拍过一次拍摄商业广告，摄影家严蓉晖（@岩熔黑）在微博回忆：“老人家超级敬业和平易近人，夏天的天津非常炎热，他没有丝毫抱怨和大腕的架子，一副反叛的装束完全颠覆了他老人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晚年的马三立，除了说相声之外，在很多时候还是位社会活动家：参加各种各样的慰问演出，给孩子们讲故事，到敬老院说相声，支持子女办养老院，甚至和大爷大妈一起治安巡逻，帮助交通警察维持秩序。每当这位瘦瘦高高、面目和善的老人一出现，就会出现观者如堵、掌声潮起的场面。在掌声中，在人群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不是大师，不是艺术家，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艺人，是个热爱相声、喜欢钻研相声的老艺人。”
马三立1914年生于北京，三岁时随父母迁到天津，住在南市福安街同善里的大杂院，父亲马德禄和万人迷搭档在燕乐戏院说相声。十二岁时，马三立跟父亲学艺。半日上学，半日去撂地。1927年春天，他考进汇文中学，但没上几个月，万人迷去世，马德禄只能另起炉灶到南市东兴市场撂地，马家买不起校服、交不起学费，马三立只好退学，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为师，正式成为“穷作艺的”。半个多世纪以后，马三立对一位拜访他的年轻人提起当年事，感慨万千：“我不是不爱上学，至今我爱看书……过去每个年级的书，多少年的，多少科目，都保存得整整齐齐，像新的一样……我当时就是认为自己的命不好，一个大子儿说一段的命！”
马三立最早在鸟市撂地儿，后来又到地道外小书场说相声。天津的钱不好挣，马三立和高少亭搭伙，去杨柳青、沧州、德州撂地儿、赶庙会，又到济南的青莲阁茶社演出。1939年，25岁的马三立回到天津，和耿宝林搭伙。此时马三立的相声渐渐自成一派，开始有意识地追求平中见奇、含蓄逼真，与火炽、爆脆的同行形成了很强的反差，北京、天津两地的相声园子和电台都约他前往演出。
“京韵女鼓王”林红玉由北京来天津，在宝和轩茶社演出，邀马三立演“倒二”，一天酬金三块。宝和轩在北门脸儿，东北角天晴茶楼也想约三立，坐电车一两站地赶场，完全赶趟儿。马三立欣然应允，能与独步曲坛的女鼓王同台，受益更非区区几块钱所能估算。
不久后，袁文会以庆云戏院为场地成立“联义社”，马三立被连蒙带骗拐进剧团。为拢络艺人，袁文会让班社成员结拜兄弟，所以“联义社”又叫“兄弟剧团”。进了剧团，马三立几乎失去人身自由，只能一个戏一个戏地排，受累受气不挣钱。他想离开剧团，可又不敢。忍到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9月，袁文会刚刚不再掌管剧团，马三立立即脱离兄弟剧团到鸟市撂地去了。
1947年初，鼓王白云鹏约角，请马三立参加天祥商场四楼大观园的演出，排在“倒二”。到这年夏天，马三立的老相识王十二介绍他和侯一尘搭伙，在大观园和群英戏院赶场。
大观园剧场被全国说唱艺人视为大台口，马三立入大观园如鱼得水，他自身的技艺、火候儿和台下友好期待的气氛都促使他不再那么循规蹈矩，捧他的观众几乎每场必到。观众给喜爱的演员送桌围子，一块方绸，绣上图案和题词，用两根细带缚在台桌腿上，面朝观众。马三立收了一大摞，有一幅分外有趣，正面绣着一马一猴，马瘦猴肥，恰是马三立与搭档侯一尘的形象化身。
解放了。1950年，应新声戏院之邀，马三立和张庆森到南市新化浴池三楼的新声戏院演出。马三立过去在宝和轩、小梨园和大观园等处结识的老观众闻讯蜂拥而至，每天多则几十人，少时也有十几位，场场必到，如同故友重逢。他对观众情真意切的欢迎极为感激，每次上场都频频作揖施礼，表示谢意，大约就从那时开始，这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他上场必先履行的仪式。
1954年，何迟创作，马三立、赵佩茹表演的相声《买猴儿》在天津工人剧场正式推上舞台。马大哈一炮打响，好像全国亿万人口中突然增添了一位新成员，他就生活在人们中间，就是人们对在工作、学习以及生活中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同事、同学、伙伴。
1956年1月12日，天津干部俱乐部南楼舞厅聚集了包括马三立在内的全市各界代表50余人。市长黄火青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先走进来，然后……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主席走到代表们跟前，被接见的代表主动报名，毛泽东一一握手。到马三立了，他挺直身子自报家门：“我是相声演员马三立！”毛泽东立住脚步，脸上现出微笑，点点头说：“噢，买猴子，买猴子……”他含笑打量马三立，又摇摇头：“嗯，你太瘦了，把身体搞好一点嘛，呃……”
马三立过了七八年舒心的日子。但是，随着1958年反右运动，马三立又陷入了长时间的迷惘。关于他为何被打成右派，占主流的说法是他改编并表演了《买猴儿》。但1979年平反时才发现，在他的档案里，没有任何“右派”认定材料，完全是因为指标由起初的四个增加到十一个，太多了，只好把他报上去凑数。这个“凑数”的右派，彻底改变了马三立的人生。
1959年2月，马三立背着铺盖卷到天津东郊幺六桥乡新立村下放。那是文艺界的一个点，同去的既有“老右”，也有下放干部。下放的城里人组织了一个文艺演出队，在东郊区一带工厂慰问，偶而也到市区企业表演。马三立仍与赵佩茹搭档，两个人倒替着捧、逗，说完一段，总要一再返场加演。
这一年年底，马三立又被调往军粮城农场劳动。春耕，几乎所有男劳力都去给稻地挖沟，瘦弱的马三立干不了太累的活，便被分派给地头送水。累极的伙伴们寻开心，硬要马三立也拿起镐头、铁锨真刀真枪地比划两下。他欣然从命拿出不怕死的劲头大干，结果洋相百出，大家哄笑。老乡、老右们动不动就喊“老马，来一段！”每天早、中、晚，马三立起码演三段。如果晚上开大会，队长白天在广播喇叭里预告说“……晚上开大会，会前由马三立说相声！”那么出勤率就会大大提高。
1961年3月24日，马三立摘掉右派帽子后，在劝业场楼上天乐曲艺厅进行首场演出，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几分钟，久久平息不下来。马三立激动地向台下频频作揖，摆手，人们终于静下来了。他喉间哽塞，脸上的表情却是平和的：“老没见我了吧，（场内一阵应和的笑语声）我——病啦！……”话音刚落，掌声又响起来，比前一次更热烈，更持久。马三立潸然落泪。那段时间，曲艺团从天乐移至滨江道上的新中央，以及民主、长城等处演出时，有马三立在，上座率和票价都随之上涨，直至翻了一番达到八毛钱。
1963年夏天，天津暴雨连绵河水猛涨，数十万防汛大军昼夜守护在堤岸。文艺界组织慰问演出队，马三立、赵佩茹和几位歌舞演员从万家码头出发，沿着大堤一个组、一个队地慰问。每天演七、八场，演出为期六天，经常顾不上吃饭、喝水，最后到达独流减河，夜里又演了两场，才搭运送防汛器材的货车回到市区。
在城里呆了没几年。1970年，战备疏散城市人口，马三立一家又被安排去了南郊北闸口村落户，一下子又是七年时间。后来落实政策，一起下放的六家回来了五家，只剩下马三立一家。团里不让回来，无奈之下，马三立干脆自得其乐，家里养了四十只鸡，两只鹅，一条狗，院子里所有边边沿沿都种上向日葵、茄子、黄瓜、豆角，满院都是，鸡蛋多得连洗澡盆都盛不了。落实政策时，马三立都不想回来了。
从1958年秋天当上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艺团，十九年间马三立只说了三年相声，相对应的是长达十一年的四次下放劳动，以及被关进“牛棚”做了五年的团煤球、打扫卫生等杂役。但除了在田间麦场为老乡说相声，马三立也从没忘记过背词，几乎每天早晨都要练上一番，功夫并没有荒废。
1979年，马三立终于再度登上了黄河戏院的舞台。当报幕员报出马三立的名字时，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马三立强捺住激动的心情走上舞台，频频向大家鞠躬，二十年后他再度重说给他带来荣誉，又为他招致祸端的《买猴》，“我，二十来年没说这个节目了，台词太生，恐怕说不好，请大家理解我的心情……请观众同志们原谅，谢谢！……”他又朝台下深施一礼，观众重新鼓起掌来。结束了。谢幕时观众起立鼓掌，久不退场，马三立站在台上再三鞠躬，“哗哗地流着眼泪”。
1988年3月的一天晚上，市文联为庆祝《艺术家》杂志创刊，邀集京、津相声名家在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演出。就在这天晚上，马三立首次推出了精心整理加工过的相声小段《家传秘方》。他身穿浅灰色的毛料中山装，戴着金框眼镜，嘴角挂着为人们所熟识的温和而狡黠的微笑娓娓道来。当他念出最后两个字，挠——挠，台下有几秒钟没有反应，但没等他脸上故做惊讶的表情消失，观众席就炸了窝，大厅里笑声、掌声响成一团，持续了好几分钟静不下来……散场后，在寒风中守候多时的观众们一拥而上，围住马三立乘坐的汽车朝车窗里大喊：“挠挠——绝了！”2003年2月11日6点45分，马三立老人去世，永远告别了他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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