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对天津的两次封锁

按：近代天津是各国列强的角力场，每个国家都为自己的利益在这里争斗，而最终丧失的却是中国人的利益。

日本人对天津的两次封锁

张翔

1937年日本占领天津后，尚未占领租界区，但与英美的西方国家的摩擦日益剧烈。为了镇压反日活动，并迫使西方屈服，日本人在1938年和1939年进行了两次租界封锁，虽然两侧封锁时间相近，但其目的和达到的效果完全不同。

第一次租界封锁

1937年7月后，日本人虽然占领天津，但各种抗议活动却连续不断。爆炸、暗杀、发传单、贴标语、出报纸等各种事件层出不穷。由于英法租界当局对抗日活动的庇护，日本当局无法捉拿抗日分子。日本当局向英法多次施压无果后，于1938年12月19日，日本借口“抗日分子和共产分子”之名，对英法租界实施了第一次封锁。日本人围绕英法租界设置路障，只留部分交通出口供出行，并设置严格的检查措施，对过往行人、车辆以及船只进行盘查。

日本人封锁租界是逼迫英法两国让步，交出抗日分子。但当时日本处于全面侵华时期，为了避免与英法当局发生摩擦，日本人不得不于1939年2月9日悄悄撤销。

第二次租界封锁

日军为了控制华北的经济，1938年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并发行了兑换券，被称为“联银券”。借“联银券”兑换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币。然而，当时在天津英法租界内，法币依然流通，各家外国银行也抵制“联银券”。

第二次租界封锁的导火索始于一次暗杀行动！具体时间线如下：

• 1939年4月9日晚，抗日杀奸团在英租界大光明影院暗杀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的经理程锡庚。
• 次日4月10日，伪天津市长温世珍，向英国驻天津领事馆发出抗议照会，并提出日方要进入英租界搜查凶手。
• 4月15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同意日伪当局要求，协助日本宪兵队在英租界华荫西里逮捕四名中国人，并一口咬定他们就是刺杀程锡庚的凶手。
• 5月6日，当时的日本天津防卫司令官、日本军27师团团长，中将本间雅晴向英租界提出严重警告，认为“英法租界是抗日分子和共产分子阴谋活动的策源地，为各种暴动行为的避难所。英租界庇护暗杀犯人，是对日本的间接敌对行为，是对东亚新秩序建设的挑战”。
• 5月31日，日驻天津总领事照会英方，限定6月7日中午之前，将刺杀程锡庚的四名华人嫌疑犯引渡给日方。
• 6月1日，天津日军司令部向英租界总领事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对引渡程案四华人事，在一周内予以满意答复。”在这情况下，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对这四人进行审讯，查明四人曾在广东参加过抗日活动，与程锡庚被杀案毫无瓜葛。
• 6月6日，英方回复日方，以嫌疑犯证词不足为由，拒绝引渡。
• 6月8日，日方第三次提出引渡要求，并限定48小时内给予答复。但英方仍不予办理。
• 6月14日早上6点开始，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开始对英法租界实施封锁，只留下七个主要出入口（1今解放桥，2今和平路与锦州道交口，3今解放路与开封道交口，4今锦州道海河边，5今河北路与锦州道交口，6马场道佟楼桥，7今香港路与马场道交口）。在出入口设置了路障和检查所，从上午8月到晚上20点予以通行，但需要严格检查。正式开始了第二次租界封锁。史称“天津租界事件”。

第二次租界封锁的谈判过程中，日本当局逐步调高价码，由最初的提出引渡抗日分子要求，逐渐改为“协助临时政府实施流通货币政策，在租界内禁止法币的流通和现印的运出”。到了后来更进一步要求“促使天津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将存储在租界内的银元，全部移交给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随着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节节败退，1940年5月英国当局向日方全面妥协，中国利益被出卖。1940年6月20日18时，历时一年零6天的第二次租界封锁结束。英国在天津驻军的最后一批人员于8月18日撤离天津。

（注：文中部分照片，来自京都大学所藏“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