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原作者柴德森，天津人，幼年丧母、随祖父母长大。家境贫寒。12岁时考入天津市商科职业学校以谋事糊口,课余去工厂做零活维持生活。1953年于天津市财经学校毕业后,到天津市计划委员会基本建设处工作到1968年。历任天津市计划委员会科员、组长、秘书，天津市文化局文艺创作评论室干部。天津市作家协会办公室负责人、副秘书长、书记处书记，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诗歌集《阳光铺满五七路》、《流泉与彩贝》、《在海底世界》、《艺术画廊》、《真情》，散文集《海月圆》、《鄂伦春风情》、《素笺情书》，报告文学集《大天缝人》(合作)等。
2009年在天津逝世，享年74岁。
封面配图与正文无关，特此说明！
正文
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从此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五七干校。天津市委市政府机关建立了“一〇四干校”，在职干部两千五百多人“连锅端”，拉练来到东郊区的赤土盐碱荒滩。笔者所在的天津市计划委员会约一百三十多人被编入九连一排，市人事局二十多人为二排。我在校时间长达四年半之久，有许多难忘的事情，尤以人性、良知、善恶方面令人铭刻在心，摘其部分记之。
这是盐碱荒滩上的一个小村落，市五七干校九连驻地（即天津市计划委员会所在连队）。
干校初创，学员分别住在农户，为了锻炼改造，当然也为了搞好干群关系，住在胡张庄的学员每天都要为各房东家里灌满水缸。村边只有一口井，一户里住四至五个学员，如果每户学员都分别挑水，人力和时间就浪费太大，用肩挑，路远、地上坎坷不平，挑水这任务就成了负担。集体出智慧，大家想出用水车拉水的办法，制定出各班值日挨家送水的制度。
这里是退海地的冲积平原区，平原下覆有数层海相沉积层，大部分地区在海拔三至四米，洼淀底部只有二米左右，坡度极为平缓，主要由平地、洼地、微高地、贝壳地、人工堤及芦苇丛生的坑塘洼淀所构成。这里土壤主要是潮湿土。晴天是硬邦邦的土块，硌得脚生疼，当暴雨如注时，很快就水过地皮湿，怕的是细雨绵绵，脚底下就成了烂泥塘。
春天正探头探脑窥视这片荒漠的盐碱滩。那蒙蒙雨雪从无际的天边飘飞而来，阴凉的寒风萧萧瑟瑟地吹到人们身上。
往日当雨雪来临或大雨滂沱时，胡张庄生产大队就套上牛车拉水，一头牛拉不动就套上两头牛。待五七干校学员来后，连党支部决定由学员拉水。生产大队劝阻过，但连领导表示：“牛车能代替我们拉水，可是代替不了我们改造世界观啊！”因此，不管雨下多大时间多长，路多么难走，干校的水车从来没有停止过。
此时，送水车正陷在泥坑里，车轱辘被泥糊得不能转动。这天由我所在的班值日送水。水车是“地排子”改成，上装一个大木槽，槽后挂着两只大水桶。驾辕的是大高个子柳钺，拉小套的有我和连长刘晓铎，车后边还有推车和拎水桶往缸里倒的人。每个人都穿着雨衣，下穿高腰雨靴。当强黏度的泥泞把车糊得转悠不动时，几个人就把车连抬带拽地前进。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用熟了的口号不怕重复。人人咬牙使劲满脸通红满头大汗，天上飞舞的雨雪散落在头上迅速溶化。车几乎是被抬到了房东大爷家门口。
“同志们辛苦了，我家的缸里还有一多半水，这雨雪天就别送啦！我们庄稼人都没有出过这么大苦力！”
“加强锻炼呗！”
“大爷，这天儿难得！”我的同事乐呵呵地说，几天没刮的胡茬沾满晶莹的雪花。驾辕的大柳累得呼呼地喘息。
“你们多像当年的八路军呀！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好干部！”大娘扶着门框说，“原来怕你们睡不了热炕，今天试试在灶上烧火煮饭吧！”显然是大娘被为人民服务精神所感动。
原来，这户里是几位女学员住房，进住时正是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日子，房东腾出西屋，但西屋没有糊窗户纸，也没有安玻璃。冰房冷屋，这头一夜苦了城市女娇娃。半夜起风，吹进的雪花洒满一炕一地，不得已两个人盖一床被，互相借体温取暖。第二天后勤班把拉练来时的标语牌并对在一起钉在窗户上，屋里虽然漆黑一团，但总算能安睡了。
大娘的情绪又感染了我，我记着“改造世界观”的重任，也时刻不忘“思想入党”，理解着“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和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意义。雪雨霏霏之中，艰难的步履居然使我诗兴大发，累得起不来炕时耳听荒滩上正呼呼刮起大风，望窗外大风吹过，浓云飞滚，已见露了缝儿的蓝天。我写下《水桶里溶着七彩虹》的诗句，抄在工作记录本上：
风在吼，雷在鸣，瓤泼大雨盖头顶，
为给农户送甜水，迎风冒雨拉车行。
湿透了衣衫风雨冷，热汗又在全身上涌，
泥路上拉车千斤重，背负山峰也觉得轻。
雨丝拧成千条绳，冲刷咱意志更坚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火热的心在默诵。
大娘举伞迎出门，泪水噙在眼眶中，
霎时间雨停云裂缝,水桶里溶着七彩虹！
赤土。早在清同治年间兵部尚书及顺天府尹，就有奏折请在此盐碱荒滩试垦稻田：“荒地六七十里旷无居民，地方废弃可惜，查处滨海海隅，若引水灌溉可开稻田千余顷。”市五七干校就要在此开荒种稻。我市所有干校以赤土干校劳动强度最大。这里不说脱坯盖房、打冻方、挑沟挖渠这些达到伤筋动骨程度的苦劳；留给人印象更深的是“一拉、二耙、三插秧”。其中耙地最为尖端。拉，即“拉荒洗碱”，是以拖拉机将割光的芦苇地犁翻，芦根苇茬皆埋于地下，然后放水洗碱减低水的含盐比重，耙和插秧的工序在后。阳春三月时分，犹是冰冷钻心风寒刺骨。九连一排的学员已齐聚地头。
插上小满秧，耙地是关键一仗。连党支部号召：要耙出世界观成果来，要耙出路线斗争觉悟来。灌了水的地头里埋藏着芦根苇茬，这里要夺取粮食大丰收！校部调来了手扶拖拉机，土质坚硬.机械难以开动，皮带轮搅起高高的水柱，泥浆飞溅。手扶拖拉机不动了，只好用绳子把它拽上来。不巧，找村子里借来的大黑骡子又扎伤了腿，怎么办？任务压在身，节气不等人！田里的水是冰冷的，搅动过的地，苇根和杂草翻腾到水面上来，被凉风吹到田埂边，堤埂上的人就得用钉耙搂用铁网捞。连领导为了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这耙地战斗一分一秒也不能停，领导在堤埂边上脱下了棉裤，下身只留一条小裤衩，上身只剩一件绒衣，他蹚着冷水向歪在田埂里的木耙走去……领导的示范就是无声的命令，这时一排堤边上的学员纷纷脱衣，陆续下水；连长扶耙众人在前拉绳前进……此时上有蒙蒙细雨，旁有刀割一般的冷风，脚下踩着芦根苇茬，人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唱着《我们走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却提心吊胆地着透心凉的冰水，怕的是把脚踩在地上被苇根扎伤。沉重的木耙往来于地头东西，滚滚的泥水掀起波涛冲击畦埂南北。把吃奶的力气全使出来，弓腰俯身嘴脸几乎贴着水面，两脚踩双腿蹒跚。在这几近残酷的劳动时，有人拉着耙还笑着说：“换了一身泥制服！”说着时人人已冻得浑身上下颤抖不止。想当年以人代替牲口拉耙，“改造世界观”为己任的原计划委员会一般干部，许多是后来我市各经济战线的骨干和领导干部，记得其中有王广殿（曾任计委副主任）、李建群（曾任计委副主任）、刘晓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王恩礼（曾任市食品办主任）、尹国良（计划信息中心主任）、柳铖（科技情报中心高级工程师）、焦士明（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沈以孚（市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以及当时被审查的处长李克（市建材局长）等等；往日知识分子加干部的被改造诸公，如今多数已届古稀，想都不会忘记人生路上的稻田耙迹！
团团水雾，雨丝如帘。一畦畦春水条条渠满。全连统一组织插秧劳动。要与时间抢粮，插上小满秧；正是春寒料峭时。
我蹲在地头，手捧拉荒的泥水咂嘴细细品味；水的含盐量约在千分之三左右。因为水的含盐量超过千分之五就被称作“腌咸菜”了，那里还能插秧种稻。这也是拉荒洗碱的原因。我这点尝水的小技能还是1964年跟随主管农业的副市长王占瀛同志下乡去落实“八省市抗旱会议”部署学来的，不想到干校却派上用场了。
这时，我们连队新来了12名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生，男女各半。这是按市里规定，大学生要到干校劳动一年，据其思想锻炼的成绩分配工作。他们刚一进校就赶上插秧战役。这些从“造反有理”出来的学生，既没有体会喷气式撅腚之苦，更不知插秧弯腰之痛。看着光身子在泥水里拉耙挺新鲜，瞧着泱泱黄水、翠绿秧苗很引起人的兴致，就跃跃欲试来插秧。不过这插秧确是一门技术，小伙子、姑娘们还是先在堤埝上挑芽子吧。
挑芽子也不是轻松活儿，光脚板走堤埝，筐似两翅上下颤；刚一上肩东倒西歪摇摇摆摆，稍不留神就要筐翻人落水。只有咬牙忍痛，使蛮力不如使巧劲。就是这些久趴办公桌的，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三门干部们，也是初学乍练，比“鹰嘴鸭爪”的大学生强不了多少。起芽子、运芽子、装筐、递芽子一连串的工序没有轻松活儿。
一场春雨绵绵，一幅插秧图挂在盐碱荒滩。哪知天并不遂人愿。天上的乌云在密集，今年的第一个雷击落在这低洼的地带。大雨倾盆而下，人没处躲没处藏。霹雳头上滚，震耳欲聋，闪电照大地，恐怖万状。
温度急遽下降，披上雨衣还是冻得浑身发抖。人们这时都偷眼看连长和指导员，盼着他们发布回营命令。指导员还似犹豫了一下，连长老司却仍低头插秋，这就叫“雷打不动”；突然他直起腰来大喊语录：“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听这口号谁还能有丝毫动摇?
那些大学生也纷纷下水插秧，跟老学员呼呵着展开竞赛。直到秧插完，雨也没有停止。收工了，这一支队伍像虾米在排队，人人都弯着腰直不起来；手里还打着小旗，冻得上牙打下牙，有气无力地在连长带领下唱起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到了炕头趴下就起不来了，累透了反而睡不着了，就想“排除万难”是不可能的，更体会着“劳其筋骨，空乏其身”的滋味！
干校学员不能长期住在村里。校部决定插秧和建设必要的水利工程后，就要选校址建房。在这到处湿洼地，芦苇塘密布的荒原上，要选一处合适的校址谈何容易。只有劣中选优，终于选出洼地中的一块高地，人们称之为“小高地”。
一场脱坯盖房的战斗打响。脱坯也有一道道工序：取土、轧草、和泥、运泥、压模、脱坯。脱坯是最累的三大农活之一（另两项是盖房、打冻方）。
和泥要抡钉齿耙，有六齿的，还有四齿的，猪八戒用的可能就是这种耙子。运泥用叉子，将叉着的泥飞抛到坯模里，而且每一叉必须与压模的人配合默契，泥要一叉够量，还要抛得方位准确；这要甩叉的人，力气必须“降”得住，还不能把压坯的人伤着。钉齿抡东抡西，泥叉飞来飞去，叉叉含着重重危险。
脱坯以坯场为中心，坯场又围绕坯模来运作。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摆在你面前的是木框坯模，这就是“规矩”。脱坯人蹲在坯模前，飞叉供泥，泥被抛进模内，脱坯的人马上就得双手转动使劲按坯，然后攥起拳头上下左右四角砸实，随后还要张开双手把坯面抹平；最后将木模起出，蹲着退后两步再将坯模摆在地上以便制作下一块坯。
我的两腿有关节炎蹲不下，只能跪在地上。跪着跪着膝盖就肿了起来。盐碱荒滩上的土质欠佳，虽经筛过才和泥，但不可避免地残留着细碎的蛤片小螺壳，两手按坯砸实、抹平后，手心手指全被一条条割破渗血。大多数人并非走资派，但不少人都或多或少地有某些“辫子”，如出身、社会关系、历史污点，于是带着一种压力要“好好劳动表现”。某君被牵连特嫌，不只被撤销干校结合的职务，转入“牛棚”待审查；还被“势利眼”瞪着，被派性“睥睨”着，他与许多人一样，没有因教育变为伤害或因无中生有而产生逆反心理就破罐破摔，还是“相信群众相信党”坚信终有见天日之时。生活中镇定自若，劳动时干劲十足，丝毫无颓唐之色，和泥、甩叉样样拿得起来。我的另一位好友刘明（后为市老干部局副局级巡视员），这个抗日时期的儿童团团长，虽然没有进“牛棚”审查，但有历史问题的小辫子背在身上，他就低头死干，看来并非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其实是要以劳动表现解脱政治困境。他脱坯时两手腕肿得发亮，我真担心不知何时会突然迸破！脱坯战役还在进行，家中有急事被批准回市。他的手腕还肿得老高，骑自行车握不稳把，加上心情沮丧、走神，在新货场大街附近，被停靠路边的卡车开门时撞倒，后面飞来的卡车闪躲不及，将其撞倒马路对面便道牙子，虽说拣了一条命，但大腿骨折，膀胱破裂，从此再也没有回干校。
残酷的劳动，伤身也伤心。有一天我的手被钉齿碰伤，去医务室包扎。李永阳大夫（市委医务室主任）跟其他病号说话，我一旁听到他说：“男学员多有阳痿，原因是因为劳动过度，再加长期分居……”
2005年4月19日《天津老年时报》有一照片新闻《老环保喜庆九十寿辰》，这是市环保局庆祝第一任市环保办公室主任宋祝勤九十华诞。文章说：二十余年来环保工作从无到有，如今天津环境美好，人与自然和谐，百姓安居乐业，环保工作功不可没。宋老九十大寿使我想起他在五七干校“改造”的一幕。
1969年春，耙地以后紧接着就是插秧，各连队集中会战。一天我扛着一把铁锨光脚在冰凉的进水支渠查看。此时细雨如注。我头上戴着破草帽低头透巡，忽然间见到两棵木桩插在进水沟边，桩面上布满球状榆木疙瘩，在水里浸得湿漉漉地发着黄褐色微光。我正想是哪位把它放在这里，这不挡水碍事么？刚要去搬弄，忽然见木桩自动起来，把田埂撞开个豁口，哗啦一声往畦里流的水更湍急了。我惊呆了，抹了抹被雨水模糊了的眼睛，抬起头这才看清，原来这是经委副主任宋祝勤的下肢，这是静脉曲张病变了的伤腿啊！冷水洗眼就能把问题看清楚，老宋年近六旬，两鬓已是斑白，他嘴角紧紧地抿着，眼光冷峻。我不能和正在挨批被审查的当权派交谈，往日我心里就很佩服这位在领导干部中少有能写经济理论文章的人。见他受这份罪很有同情感。我左顾右盼，见后面有人来了，灵机一动，故意大声说：“老宋，是你不穿鞋才把畦埂踩坏的，我找你们连长去说，要一双高腰胶靴穿上……”老宋目光凝重，我心有所安，彼此心照不宣，交流的是人性暖流！
以后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交往，只是多年后一天在成都道上偶遇，老宋同志深情地抚摩着我的头发说：“唉，小柴也有不少白发啦！”
风雨中度过九十个春秋，难得的长寿之星！看来精神因素很重要，坚强的生活信念和面对恶劣遭际的随遇而安，方能有此强劲的生命力，想来生活该是如此吧！
我与张春明同志相识是在食堂门外。
靠边站的人事局副局长，一米五的个头，挑着两只比他矮不了多少的圆大肚子泔水筲，他晃晃悠悠地走来，泔水洒得满地都是。人事局与计委编在一个连队，是二排。听说老张挨批的原因是，娶了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年轻后老伴，再就是他往日签文件时以“酌情处理”应付一切。
这时见到的老张是无助的眼光和茫然若失的神色。人间最可贵的是同情和理解，我在揣摸他准是怕因小汇报而遭到批判。他的“酌情处理”给了我灵感，装模做样找到食堂管理员建议：“接受群众批判改造世界观，也不能表现在把泔水挑得满满的，这样做效果适得其反，快给老张换一对小号泔水管，换不成就让老张每次挑三分之一!”
到了1970年插队落户，我叹命乖运蹇，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怕被批准插队落户。公布名单时竟有老张在册，他被批准到东郊区小东庄。可巧被安排送行的人中就有我。我发觉从动员插队到撤除城市住房，老张始终神情冷肃，既没有慷慨陈词表态，也没有一言一语抱怨，好像他早已揣度会有此安排，他从不违心也不违命，“能上能下，能为官也能为民”，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见他那位年轻貌美的夫人，竟毫无幽怨之色地乖乖随夫去当农民。这是老张在关键时刻的“酌情处理”！
后来老张被选调回城，就任市气象局长，又可巧与我住所临近。90年代初老张病重住进总医院抢救，我赶去探望，来到鼻插氧气管子身上挂着输液瓶的老张床前。他瞥见是我后喃喃语道：“老陆（张夫人），快给小柴介绍个对象，那位中学教师很不错……”老张已语音不清，由老陆做翻译。此时我的心里有一股酸热的浪潮冲击着，控制住感情强忍着没有让泪水流出来。
天津市五七干校于1970年7月批准了203个学员插队落户，都是带着家属一起到农村的。我的好友、经委干部贾铁夫（后任天津市干部管理学院院长）与其夫人黄锦云和孩子一家五口一起下乡（最小的儿子只有六个半月），落户到东郊区小东庄乡大正庄大队，房子旁留了一块房基地，说是等儿子大了娶媳妇时加盖一间房的；可见他插队落户的决心有多么大。日前他将珍藏的一封家信给我看，以丰富我的写作内容。摘其要者介绍，可看到当时干部“弃官为民”的思想和精神状态。
锦云同志:
此刻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向你报告，连里通知我被批准插队落户干革命。
具体分配到哪里尚未揭晓，干校确定10号携行李回市，要求下旬左右进村。按照下放插队政策“四带”，所以要家属一同下去。
这几天校部和连里热情洋溢地欢送我们，就像当年欢送战士参军上战场的场面，使我心潮澎湃，甚为感动。
党支部对自己多有鼓励，希望我发挥骨干作用，发挥主观能动性，说这是思想入党的表现，是一次考验。对此我觉得自已是渺小的，主要是接受再教育去，只要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我深深意识到这将不是一次普通的工作变动，可以看做是自己政治生命的转折点；是自己二十年来由三脱离状态走向与工农兵结合的转折点；是由一个干部到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转折点；是由大城市到农村广阔天地的转折点。在这一转折点前，我们全家面临着考验，就是怎样正确对待这次上层建筑大革命。这里我记起了毛主席的一段教导：“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人到了紧要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不少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毛主席的这段教导，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也可以说向我们提出了警戒。在当前的这样一个转折关头，这个问题是必须加以解决的。
下去以后，生活不会像城市里那样方便和舒适，岳父母和你是从农村到的城市，可能还容易适应；这就是说我更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但是反过来想六亿农民能过的生活，难道我们就不能过么？艰苦的环境对锻炼我们革命意志来说，就培养我们的孩子的劳动人民品质来说，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我们这些在温室里成长的共产党员，未见过多大风雨未经过多大世面，确实需要补上这一课。我设想若干年后，反过头来再对照一下我们的精神世界一定是会感到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如果经不住考验，消沉下去，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就可能落个“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可悲结果。我相信你，同时也有自信，在这场考验面前能够而且必须打一个大胜仗……
这几天我们干校派到县里的战备宣传队陆续返校了，根据他们传达，下面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对我们插队落户干革命是热烈欢迎的，为我们留下了房子，希望我们帮助他们抓好革命促好生产，与他们一起为迅速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而奋斗。据说县革委会对插队落户干部是极为重视的，是给予很大希望的，设想得很周到，安排得很细致，对发挥这批干部“三员”作用，十分重视。所以我想客观条件是很好的，只要我们一下去就要以共产党员的战斗姿态出现在新的战斗岗位上，就会很快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就会取得他们的信任，就会有心情的舒畅和劳动战斗的愉快。
设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当然还会遇到，但有了毛泽东思想，什么困难都可以解决，问题是决心下定了，有了正确的认识和充分的精神准备，一切就好办了。
老人和孩子的工作希望你做做，奶奶我们也带着下去，因为到农村比在城市好安排多了。爷爷已去世，否则他也会一起去的。
很快我们就要见面，干校也有人到山西去找你谈谈，是动员吧！回家后我们全家也可以办个学习班。
致革命敬礼
贾铁夫
7月3日
我为其赤诚改造的行动所感动，也对比自己内心深处极怕被批准插队落户的忧心忡忡而羞愧，我为好友写了送别诗《插队落户干革命》，诗中的句子有：
“插队落户干革命/志在全球一片红/挎起背包走征程/五七战士望北京/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延安传统我继承/创造一个红世界/继续革命步不停/五七道路光万道/面面红旗寄忠诚/风云变幻不迷航/三大革命往前冲/送别战友壮行曲/句句歌声颂革命/铁马金戈曾奋战/夕阳之下有英雄/碧血青史写新篇/广阔农村绣新容/红色江山赤胆在/寄予战友离别情”。
这年冬天，我还在干校改造。一天早上我看见老贾与夫人老黄拉着一辆地排子车来到干校小高地打草，他们说这是村里没柴火烧，就步行二十余里来到“母校”打柴，可想其生活的艰辛。
罗云同志是解放后天津市第一任妇联主任，“文革”前是天津市科委主任。往日我与罗云同志职务相差悬殊，又不在同一单位工作，故远而观之。只知她的化名张化一；这是有名的四位女领导干部的曾用名：一、二、三、四，其中一位还沿用化名——张化四。
干校动员插队落户前，罗云同志被结合到干校二连担任指导员。插队落户是真杀实砍地“触动灵魂”，一切美丽的空话皆系泡影，为官为民就在须臾之间。全连做动员会，我被本排（即原单位)有权者指定作表态发言，这是将被批准的信息。那天，我将讲话搞抄录于一纸，揣进露棉花的袖口里，讲话时虽不照稿宣读，但有稿心里有底。我也学会了心里想的与嘴里说的并不一致，一边讲“响应党的号召”一边有意摆出困难条件，突出强调家有四位平均80岁的老人（我的祖父母和爱人的父母），其中一位是风湿性心脏病不能躺下睡觉，一位脑退化糊里糊涂。
动员插队落户气氛紧张，人人忐忑不安。后方留守的“病号”来参加整党，这些铁定不会插队的人士积极地做动员工作。与我邻床的原计委老主任吕贵生同志被动员后，当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走心思”过度，一下子突患中风，被送进医院抢救。老人离去，空床上还有没叠好的蚊帐……
这天，要宣布第一批被批准插队落户的名单。连长老司事前通知我，要在会上表态坚决要求第二批插队。这时我得知第一批没有我，一块石头落地，一听还要表态，“心”又吊到嗓子眼。所幸始终没有第二批的消息。两年后快出干校时，有人告诉我说，当时连里研究第一批插队名单时本来是有我的名字，是罗云同志坚持说：“不能让小柴下去，要考虑影响，不要被人看到借机打击另一派！”罗云同志向校部报告时坚持了她的意见。
转年春天来临。忽然得知罗云被免去连指导员的职务，调任干校办事组副组长。这时因为她的丈夫杨英回锅重炒“反党联盟”问题，罗云同志身边马上冷落起来。
我当时并不知道罗云同志曾有在对我插队落户问题上的仗义执言和以理拒争之举；我是出于不平和同情，就约刘明同志一起送罗云去校部。我们从库房领出一辆地排车，装上罗云同志的被褥、书籍和日用杂物。刘明拉车，我和罗云同志分左右在后面推车。坎坷的路上，地排车摇摇晃晃。边走边说闲话，当然都是动感情的肺腑之言。罗云同志感慨地说：“老杨被揪出来重新审查批判，必然要牵扯妻子，把我调校部这已算是从宽处理啦！”她还叮嘱我说：“小柴呵，不要拗着劲啦，若有单位来要人，哪怕是当小学教员，也别挑剔是什么工作，快离开这里吧，派性太严重啦，不要拗着劲要掰扯清什么道理啦！”我听了老大姐的劝告心里热乎乎的。
杨拯民同志是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文革”前是天津市副市长，调天津前是陕西省委书记。
1970年干校派了一批人到党校学习，我恰好与杨拯民同志一个班，这个班里的大干部有市委统战部长李定、人事局长强子正、音乐学院院长吴兴、体委副主任杨腾、计委副主任周毅民等。
学习班要我们班出批判刘少奇《工业七十条》的文章；杨拯民同志当年亲自参加过那个会议，理所当然是起草人。我的老处长周毅民推荐我为起草人之一。杨拯民同志十分高兴，就到小卖部买了四个月饼和四个苹果。我们各分一半作为夜宵。稿子一夜就得完成，我们边议边写，杨拯民同志头脑清晰、极富逻辑。两人只用了半夜即完成了任务。学习班中的接触，感受到杨拯民同志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每晚他都来我的房间聊天，省长（人们都笑谑地称他省长）就坐在我的床上，热乎乎的屁股挤靠我的脚下侃侃而谈，对他自己的问题也不避讳。李定同志说：“老杨，你今天检查说小节不保很不对，你的小节其实是大节！”杨拯民同志解释说：“我在毛主席像面前发誓永不再犯错误啦！”我们谈到“西安事变”时，杨拯民同志严肃地又十分沉重地说：“蒋介石与我有杀父之仇，共产党于我有救命之恩！”言及此时对党充满感恩之情。听老杨说，原来西安事变时，他14岁，蒋介石曾下令要把张学良、杨虎城家的男孩子都杀掉以除后患；是周恩来同志将杨拯民同志接到延安，学习并参加革命。杨拯民同志年方20岁即担任了汉中军分区司令的重任。
我还听到他来干校前的一段轶事：1968年结合到革委会的王占瀛同志参加了那个中央文革的“二·二一”接见。回来他惊恐地说，会上江青指着王亢之同志的鼻子说：“你是特务！”听后王亢之同志情绪恶变，当夜回津就住到河东招待所。这里说的是同时住在招待所的杨拯民同志，他第二天起床就乘大光明摆渡过河，要到经委报到接受批判；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杨拯民同志在船上心中不祥的预感更强烈，船停靠后他没有上岸，又乘船回转，回到招待所就去敲王亢之同志的房门，门关得死死的，砸开门才发现屋里人已自杀多时了。事后经委就追问杨拯民同志：为什么你就能预感王亢之同志要出事？这事给我的感受是杨拯民同志很神！
在干校老杨与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修扬水站、脱坯盖房、打冻方、挑沟挖渠、耙地插秧都有他参加。
一天杨拯民同志来到我住的土坯房敲窗户，我推窗扒头问：“省长，有何指教？”
“我被派往6985涉县铁厂，你跟我走吧，人家市委四大秘书，聂璧初、高书田都去了，你这小秘书为何不能去？走吧，很有发展前途的。”
“我家有平均80岁的四位老人，拖不动啊！”我曾以四位老人的不利因素应对插队落户，这回不是搪塞而是说的实际困难。
杨拯民同志说：“你再考虑考虑，我先去报到。”
一年后也就是1971年秋，干校人员已稀少，连排合并但劳动量不减。这天我们十余人排一队手执镰刀去割稻。见对面有一队人迎面而来；两队擦肩而过，我发现最后一人竟是杨拯民同志，他又穿上破衣腰系麻绳，腰绳中间斜插一把镰刀。我悄悄问：“省长，怎么二进宫啦？”杨拯民同志苦笑着说：“晚上进水渠大堤上告诉你！”
1971年酷暑。这夜好闷热，大队人马放假回家，我和王超平(他是北京航空学院毕业来干校劳动一年等待分配的学生）留下值班。根据经验，气压低，螃蟹也受不住就乱爬。我们打算去捉蟹，待休假的大队人马回来可一人一蟹。捉蟹之前需要做准备：一盏马灯，两只铁桶，一根扁担，一支竹竿绑上直径一尺的网兜，每人一副帆布手套和一支手电筒。再有根据抗洪的经验还要戴上草帽，把破背心套在头上晃晃悠悠赶蚊子。还要带上雨衣备用，因为这闷热的天，大雨说来就来，躲都躲不及，这荒洼野地能有何处躲藏。
我俩抬着两只铁桶在排水渠上阔步前进，水桶碰撞有声，我们放开喉咙唱歌：“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不可阻挡/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
这不仅是因为此地空旷便于喉咙放开，也是周围没有人烟少了障碍和顾虑。两个朋友就又选愿意唱的唱，接着又唱苏联诗人伊萨科夫斯基的《红莓花儿开》：“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就因为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只有借歌词发泄发泄吧。唱多大声音也没有人听得见。
头上是露在云缝外的繁星，堤东边是黑乎乎的芦苇丛，水渠的最南边是安装铁篦子的闸门，这就是捉蟹的主战场。
我把小马灯挂在铁子的上端。王超平蹲在堤上等待，四周漆黑，只有小马灯如豆的微光。果然来了第一个勇敢者，一只大蟹从水底钻出，我们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盯住目标，好家伙！螃蟹一爬上岸就飞快地逃窜。王超平佝偻着身子，眼睛瞪得圆圆的，精神高度集中如临大敌。小伙子好身手，一个侧翻，戴着手套的左手就把螃蟹抓住了。“咚”的一声，螃蟹被丢进桶里，捉蟹者在芦苇摇晃的黑影里会心地笑了——不能出声地笑，手舞足蹈起来，不留心碰倒了小水壶，这一响动惊了爬上铁子的第二名勇敢者，机灵的螃蟹爪儿一松，就掉落水里，太可惜了！捉蟹者及时总结经验，等待螃蟹爬上来时，就将竹竿挑着的网兜悄悄放在它身下，以防其松爪，即使松爪，下面的网兜也可以将其装起来。我给王超平讲了当年没结婚时与妻子回家乡吃螃蟹的趣事。古人云：“不到庐山辜负目，不食螃蟹辜负腹。”王超平夸奖我是行家，我就又为他讲点小常识：“螃蟹的最突出特点是两只大钳，强有力的武器叫螯足，河蟹用鳌足扑食和御敌，金戈长矛，剑拔弩张，状如身穿铁甲的勇士，其余四对叫步足，侧扁细长，横向爬行，螃蟹向来名声不佳，专横跋扈!”
王超平跌打滚爬不让一只螃蟹漏网，我抄一次后路有一次战果。隔一会儿两人交换一次战斗岗位，以便分别过过瘾，越抓越多好不开心！露在外面的脸面还是被蚊虫叮咬个够，身上已经汗水淋漓；捉蟹者却不觉困乏，这是进干校以来从没有过的偷快劳动。
忽然间“柯西金”摇着尾巴跑来了。“柯西金”是食堂养的小狗，不知怎么的这家伙追踪跑来。它在我身前身后跳跃着，踢它也不走。王超平说：“让它呆着吧，反正它也不会去打小报告！”
我们可以敞开思想谈话，都心照不宣明白对话是有所指的。
“有句名言，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老弟到了工作岗位你就体会深啦……”
“你是走当官的路，我要走技术的路！”
“当官？我还是没有解决入党才能做官的思想，在干校分析出种种'官’的特点，有的是驯服工具向上爬的，有的要做和平保险的'官’，有的要当有权有势的'官’……”
“当'官’要是真的为人民服务，就什么事都好办了，那就当呗！’
太阳升起来了，芦苇叶上氤氲的是蒙蒙雾气，晶莹的露珠金子般闪光。
捉蟹者抬着两桶胜利品回归。这时校部扩音器响起《东方红》的歌声，随风飘忽地传来，随后的新闻联播，听来似乎是读一篇大批判文章……
资料来源：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零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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