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郊乡村旅游该走向何方
北京城三面环山，山区面积占62%。京郊山清水秀，乡村民风纯朴。
每到节假日，北京连同周边的天津、河北等地许多市民,会像开闸的渠水涌向北京郊区。
2008年，北京13个区县50多个乡镇的344个村近2万农户开展乡村旅游接待，一年接待游客270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19亿元。
于是坊间流传这样一句话：京郊农民多富翁，富翁多在民俗村。
但经过20年的发展，从数量扩张、粗放经营,到如今进入规范发展、品质提升的关键时期,京郊乡村旅游如何升级？农民利益怎么保障？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则关乎这项利农利民的产业能否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从人均消费1元做起
京郊乡村旅游始于何时？各个区县各有说法。
延庆龙庆峡举办第一届冰灯节时,景区的餐饮住宿接待能力跟不上，紧挨着景区的古城村一些农户，应当地政府的要求腾出一部分民房接待游客。这一年是1987年。
1988年,大兴举办第一届西瓜节，村民中就开始出现了家庭食宿接待。这也被认为是北京乡村旅游和观光农业的开端。
怀柔区官地村妇女单淑芝是京郊较早从事民俗旅游的。1993年，她依托刚刚开放的神堂峪景区办起了家庭接待。2003年北京市为市级民俗户挂牌，怀柔区民俗户第00001号颁给了单淑芝。
1998年7月，昌平区麻峪房子民俗度假村也举行了开村仪式。
“开始条件挺简陋，喝玉米糊，睡木板床，吃饭、住宿都是一块钱。”平谷雕窝村最早开始搞民俗接待的何金义回忆说。
尽管消费不高，但很快，一些先富起来的民俗户和民俗村成了京郊农村的致富榜样。
单淑芝开业半年后，进账2000元；麻峪房子民俗村开村仅三个月，收入突破万元的就有三四户,收入最少的也在2000元以上，全村户均达到5000元至8000元。
世世代代阻碍山区农民致富的“穷山恶水”，一下子成了能够带来财富的“青山绿水”。
麻峪房子村的奇迹，在京郊各区县一再上演。而且越是穷村，似乎越受眷顾。
延庆县岔道村，名声在外的穷村，靠发展民俗旅游跃入京郊百富村。
平谷区数一数二的穷村玻璃台村,2006年贷款1200万元，盖起了两层楼的新民居，大力发展民俗接待。到今年3月份，不到三年时间，贷款还剩260万元。
发展乡村旅游给农民、给农村还带来了什么？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采访时记者发现，很多民俗村，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基本都能达标。
在榜样的带动下，京郊民俗户、民俗村纷纷上马，乡村旅游的规模继续扩大。
乡村游不能丢了农民味儿
截至2004年底，统计在册的市级民俗村已经发展到133个。
数量急剧扩张的同时，问题也随之出现。2000年前后，乡村旅游早期阶段积累的问题集中暴露出来。
有院子有铺炕就能办民俗接待，门槛太低。接待设施简陋，没有服务标准，经营随意性大。
“一块抹布擦完桌子擦盘子；吃剩下的饭菜舍不得倒，下顿接着上；餐桌上的餐巾纸和茅厕里的卫生纸是一样的。”个别民俗户的服务招致游客投诉，曾经的农民特色，都成了落后的代名词。
一些头脑灵活的民俗户,在迎合城里人的需要上动起了脑筋。结果土不土洋不洋，又陷入另一个误区：传统的木制门窗换成了铝合金；漫地青砖都改为地板砖；纸糊的顶棚吊上石膏板；红砖外墙贴满锃亮的瓷砖。到了晚上，DVD机加激光灯组成的简陋迪厅更成了民俗村的一景。
一个大学生村官告诉记者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次我们请城里的设计公司为村里做了一幅壁画，觉得挺前卫的，便请一个外国朋友来参观。谁知他看过却愣住了，半天才说，像这种涂鸦作品,在我们国家只有脏乱差的地方才有。”
民俗户越来越多，服务内容却千篇一律。端上桌的都是摊鸡蛋、贴饼子、小鸡炖蘑菇。因为缺乏特色, 一些匆忙开业的民俗村只好“关门”。2003年，延庆县推出的10个民俗村，如今仍在经营的屈指可数。
乡村旅游发展之处，“农民当老板”的口号异常响亮。可是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很多经营者丢了“农民”，只当“老板”了。
“以前他们家只有一个小院儿，来了都是主人上菜，一聊聊半天，挺有人情味儿。现在他们家的规模扩大了，主人见不着了,雇的那些外地服务员，当地的事儿一问三不知，人情味淡了。”游客抱怨。
乡村旅游过度开发，喧闹的商业氛围吞噬了宁静的乡野气息。
“一进村农家院一个挨一个，太吵了。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都不容易。有的农家院吃饭就像赶集似的,一拨儿接一拨儿！”一向喜欢到乡村旅游的王先生，如今已经不愿去那些成熟“过度”的民俗村了。
1998年，北京市第一次召开观光农业工作会议，将乡村旅游纳入观光农业范畴。
观光农业意味着农业将不仅仅具有生产功能，还要具有服务功能。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乡村旅游的发展引起政府的重视。
2003年,北京市颁布民俗户、民俗村的市级标准，各区县陆续成立民俗科等管理部门，乡村旅游进入了政府规范阶段。
条条大路通京郊
2006年，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用于郊区的比例，达到52%，头一次超过城区。一系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使乡村旅游的硬件条件大为改观。
要想富，先修路。近4年，市政府用于公路提级的总投资达107亿元，综合改造里程7700公里，占全市总里程的一半。改造后，从北京市区到各郊区县中心行车不超过1小时。条条大路通京郊！
2008年6月21日，京平高速路正式开通运营，至此，北京所有郊区县都有了高速公路。“过去办桃花节，一说到交通就底气不足。现在我们不怕了，有了京平高速，从北京城区40分钟就能到平谷。”平谷的同志颇多感慨。这一年，全市乡村还实现了村村通公交。
为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差的问题，北京市新农村“五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工期由原计划的四年缩短到两年。到明年年底，全市3300个行政村的街坊路将得到硬化、绿化；安全饮水、生活污水将得到妥善处理；改厕、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也将完成。一批生态建设工程，同样令京郊旅游环境得到改善。
以“防沙、保水、增绿、保障”为重点，北京市实施了一批生态建设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小流域综合治理、山区关停废弃矿山生态治理、地表水源区生态综合治理等工程，完成水土流失治理4583平方公里，营造林443亩。建成郊野公园15处。目前，全市的林木绿化率已达到51.6%，山区林木绿化率达70.49%。
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大大丰富了乡村旅游的产品结构。如今，京郊已建成设施农业4万亩，特色种植园、农业观光园1332个。火龙果、枇杷、荔枝、番石榴、木瓜……从前只有到南方甚至去台湾岛旅游才能采摘的水果, 如今在京郊也能采摘了。市农委的同志告诉记者，从今年开始，每个郊区县都将发展一个“南果北种”观光园。大投入,大发展；大力度,大变化。
“现在去郊区，路上的景色越来越好，能停车下来玩的地方越来越多了，有的地方不是景区胜似景区。”喜欢乡村旅游的游客都有这种感受。
京郊的变化, 更令平谷区玻璃台这样的民俗村喜上眉梢：2006年，玻璃台新村建成，开始发展民俗接待。“以前不是不办，是没法儿办。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谁来啊！”如今,京平高速路开通,村里别墅式的新民居建成,一年四季太阳能供应热水、客房都是二层标准间。便捷的交通，拉近了北京城区与山区秀美风光的距离。没出一年, 玻璃台跃入京郊民俗旅游名村行列。
然而,硬件设施升级，只是奠定了乡村旅游发展的物质基础。要想持续健康地发展,仍有亟待破解的课题。
产业升级路在何方？
面对搭好的大舞台，乡村旅游如何完成产业自身的升级换代？
规划优先还是落实重要？推动民俗户升级换代还是引进外来资本打造高端产品？靠增加经营面积扩大规模还是整合现有资源做精做强？民俗户、主管部门、专家都在思考。
●规划与落实之争
为了解决民俗旅游千篇一律、缺乏特色的问题，旅游部门会同各主管部门，对京郊的旅游资源进行了全方位规划。
截至2008年，在旅游部门的主导下，共完成13个区县“一区（县）一色”旅游功能特色定位, 完成26个乡村旅游沟（带）、30个乡村民俗旅游村、5个乡村旅游示范沟域、3个乡村旅游新业态混合聚集区、8种乡村旅游新型业态的规划。
面对旅游部门一本本厚厚的规划汇编，一些地方负责人却面露难色。
“从2007年开始做了这么多规划，哪怕做一个两个出来，也让我们看看什么样，可是没有，一个都没有。”一位地方负责人甚至认为，“与其给一个村做一个规划花10万元，还不如给村里用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更实在。”
对“一村一品”的规划也有争议。
“给一个村做的规划实施起来少则三五百万，多则上亿元，一个村哪来这么多钱去实施？不能实施，规划等于是一纸空文。”
“一村一品”规划主要针对那些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民俗村，但这些民俗村往往已经具备并保持着一定的特色。
“特色是有的，关键是怎么保持和发扬。”雕窝村的何金义不担心没有特色，他担心的是雕窝的烤羊手艺能不能传承下去。
而一些准备发展民俗旅游的村庄，却没被纳入“一村一品”规划。
“我们村现在以种果树为主，还想发展发展。您看我们这儿的自然条件多好，三面环山，山脚都是果树，发展旅游肯定行。”平谷大华山镇民族村东辛撞村村支书对记者说。可是究竟怎么发展？村里没主意。他们希望得到指导。
●高端与民俗户之争
在各种有关升级的讨论中，民俗户、民俗村的分散经营被一些人认为阻碍了乡村旅游的升级提质。
“民俗村作为乡村旅游产品的重要微观基础，长久以来处于单独生产和经营的状态，大量的经验和事实表明，这种局面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某管理部门的一份汇报材料这样认为。
有人主张：“通过鼓励引进外来投资、村民集资等多种方式，以承包、租赁等形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旅游经营项目的开发与建设。”他们将乡村旅游的升级换代寄希望于引进投资，进行规模经营。
这样做,结果会是怎样？
在京郊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引进外来投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世界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种“飞地”效应。即外来经营者凭借资金实力和经营理念，最终成为乡村旅游经营的大户，他们的到来无疑会使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规模扩大，效益增加。但当地经营者因受知识结构、经营管理能力、资金等限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会受到挤压。而外来的经营者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却把旅游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留给了当地。
一位多年从事乡村旅游管理的地方官员坚持自己的观点：“发展乡村旅游的最终目的是建设新农村,让农民增收致富。如果未来的发展反而导致牺牲农民利益，这就背离了政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初衷。”
这样的观点可以找到现实依据和佐证：
世界经济合作组织曾经强调，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中心和独特的卖点。保持乡村性的关键是：小规模经营、本地人所有、社区参与、文化与环境可持续。
在乡村旅游发展较早的欧洲，意大利就规定： 乡村旅游是在农业基础上开发其旅游功能，旅游业的收入不得超过农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否则将提高税收比例。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延庆县柳沟民俗村人满为患。柳沟周边既没有旅游景点，也没有特色山水，更没有内容丰富的娱乐、休闲设施，可是就凭着一桌火盆锅豆腐宴，慕名而来的游客还是挤满了闫和花家的5号院。
“一般一天都有百八十人，多的时候能到一千人左右。”闫和花开心地说。
不单柳沟,很多民俗村的成功经验可以证明：有特色的民俗村、民俗户，仍然有它发展的市场空间，而且非常广阔。
●土地之困
乡村旅游升级，土地成了最稀缺的资源。“要是能给我批块地，盖个四合院，吃住都解决了，还能增加一些娱乐项目。现在地方太小，发展受限制。”
眼看着游客来了，吃完饭却住不下, 闫和花心里着急。在京郊民俗户当中，生意做大后几乎都希望扩大规模。与此同时，整个乡村旅游产业，也将发展的机会瞄向土地。
“观光农业园区由于没有建设用地指标，停车场、接待服务、住宿、餐饮、娱乐等用房的建设受到很大制约。”市观光休闲农业行业协会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说。同样，民俗村建停车场、接待站等公共服务设施也需要建设用地指标，但是审批困难。
土地问题，在当前的实践中，有哪些解决途径？
2006年底，怀柔区官地村成立了旅游合作社，全村40多户民俗户，按照自愿的原则，有26户加入了合作社。合作社统一进货、统一价格、统一接待标准，成立后不但节约了采购成本，提高了食品的新鲜度和质量，也打消了民俗户盲目扩大规模的念头,遏制住分散经营时相互杀价的恶性竞争。
平谷区通过新民居建设，释放部分建设用地，将其用于旅游服务公共设施建设。“原来的老宅基地，一户至少占地七八分；现在盖成两层的新民居，居住条件改善了，但每户的占地只有三分左右。节约的土地全用来发展旅游。”太平庄村主任说。
慕田峪村“小园”的经营者是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人, 名叫萨洋。他见富裕起来的农民都搬到城里去住了，留在村里的房子可以带来商机，于是便向当地的农户租赁下闲置的房屋，办起了洋人的中国式乡村旅游, 收入可观。
延庆县八达岭镇岔道村，则通过整村租赁的形式进行规模化经营。岔道村原是戍守长城的明清将士居住的兵营，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演变为民居，改革开放后成为农民发展民俗旅游的农家院。八达岭长城景区将岔道村整村租赁后，投巨资恢复其原始风貌，用来从事旅游接待。
“试想，如果农村都建得像一个个小城市一样，建筑拥挤，商业设施遍地，那样的农村，你还愿意去吗？”
采访时,一些专家认为，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发展乡村旅游不能一味追求土地的扩张。相反,如何保持乡村性和自然环境的原生态，才是应当更多考虑的事情。
乡村旅游要可持续发展
当业内人士将焦点放在升级换代上时，亟待解决的乡村旅游问题还有很多。
●统一管理何时实现？
采访乡村旅游问题，记者最大的困惑是找不到一个掌握全面情况的主管部门。
“这就挺尴尬了。比如说民俗村建一个停车场，要是旅游部门负责的话，就会建一个生态停车场，让停车场里也能长草。可这项工作实际上是由其他部门在负责，道路硬化就是铺上水泥, 你有什么办法？”主管旅游的地方领导想以这样的例子说明问题。
其实还有尴尬。比如民俗户卫生不过关，旅游局检查后却没有执法权，等于走个过场, 缺乏查处力度。
据记者了解, 以目前的现状，对民俗村和民俗户负有管理职能的部门约有十几个，涉及旅游、农业、园林、国土、卫生、工商、税务、公安、民政、环保、妇联等，由于管理分散，政出多门，导致政府支持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资源难以有效整合，不能形成合力。“1983年前后，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时候，各级政府都成立了专门的乡镇企业局。可是民俗旅游发展了这么多年了，却没有一个相应统一的主管部门。”一些一线管理人员很无奈。
●环境成本谁买单？
据统计，今年“五一”期间，乡村旅游自驾游的比例增大，房山区达到85%以上、怀柔区达到80%以上。人们蜂拥出京,导致节日期间，各高速公路出京方向严重堵塞。京承、八达岭、京石高速路收费站前排起了几公里长的汽车长龙，京石高速甚至由杜家坎收费站直堵四环。
在私家车大量涌入京郊的同时，噪音、尾气污染、交通拥堵、白色垃圾等环境问题也被带入农村。“有的自驾车游客喜欢在林地里支箱烧烤，这极容易引发火灾。”怀柔旅游局副局长于咏慧很是担忧。近几年，怀柔区组织当地村民组成巡逻队伍，监督自驾车游客私自在林区烧烤的行为。
烧烤更是很多民俗村、民俗户餐饮接待中常备的项目。当夜幕降临，乡村里冒起烧烤的浓烟时，谁会为被污染的空气买单？
很多依水而建的农家院，稍不注意也会污染水源。在京郊的一个虹鳟鱼养殖村，记者看到洗盘子的服务员把盘子里的剩菜剩饭直接倒入鱼池。养鱼池是截流山泉水形成的，水的流向直接奔向下游一个著名的湖泊。
长此以往，京郊还会有从前那纯净的乡村吗？
●子承父业可能吗？
本地人所有，是乡村旅游保持乡村性的重要原则之一。然而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失，“本地人”却稀缺起来。
“两个孩子都在城里上班，目前还没有人愿意回来接手干这个。以后？我还真没想那么远，先干着再说。”
像雕窝村民俗户何金义一样抱着走一步看一步心态的人其实很多。怀柔、昌平、房山、门头沟……近一个月来,记者奔走于乡间, 发现眼下民俗户的经营主体，很少有本地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
民俗旅游发展之初，其主力就不是年轻人，而是农村的就业困难群体：一些“4050”人员和农村家庭妇女。富起来后,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在城里买房子，把子女送到城里去，彻底摘掉农村人的帽子。可子女一旦进城，很少有人愿意再回农村。
保持乡村旅游的乡村性, 离不开后人的继承。或许这问题来得还不迫切,但如何才能后继有人？会后继有人吗？却是迟早要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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