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心是自学的根本,而今日我所有成就,皆由自学得来。古书《中庸》上有“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两句话,恰好借用来说我个人的自学经过。
——梁漱溟
在上面好像已叙述到我在中学时之自学,如自学英文、数学等课,但我所谓自学尚不在此。我曾说了:
由于向上心,我常有自课于自己的责任,不论什么事很少要人督迫。……真的自学,必从这里说起。自学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
所以上节所述只是当年中学里面一些应付课业的情形,还没有当真说到我的自学。
真的自学,是由于向上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人生问题;二、社会问题,亦可云中国问题。此两个问题互有关联之处,不能截然分开,但仍以分别言之为方便。
从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宗教、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被人看做是哲学家。
从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参加了中国革命,并至今投身社会运动。
今届五十之年,总论过去精力,无非用在这两问题上面;今后当亦不出乎此。而说到我对此两问题如何追求,则在中学时期均已开其端。以下略述当年一些事实。
我很早就有我的人生思想。约十四岁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个价值标准,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它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
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
若思之偶有扦格窒碍,必辗转求所以自圆其说者。一旦豁然复有所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顾盼自喜。此时于西洋之“乐利主义”、“最大多数幸福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等等,尚无所闻。却是不期而然,恰与西洋这些功利派思想相近。
这思想,显然是受先父的启发。先父虽读儒书,服膺孔孟,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却有极像墨家之处。他相信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误,因此,平素最看不起做诗词做文章的人,而标出“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的主张。
务实之“实”,自然不免要以“实用”、“实利”为其主要涵义。而专讲实用实利之结果,当然流归到墨家思想。不论大事小事,这种意思在他一言一动之间到处流露贯彻。其大大影响到我,是不待言的。
(少年梁漱溟与父亲合影)
不过我父只是有他的思想见解而止,他对于哲学并没有兴趣。我则自少年时便喜欢用深思。所以就由这里追究上去,究竟何谓“有好处”?那便是追究“利”和“害”到底何所指,必欲分析它,确定它。于是就引到苦乐问题上来,又追究到底何谓苦,何谓乐。
对于苦乐的研究,是使我探入中国儒家印度佛家的钥匙,颇为重要。后来所作《究元决疑论》 中,有论苦乐的一段尚可见一斑。而这一段话,却完全是十六七岁在中学时撰写的旧稿。在中学里,时时沉溺在思想中,亦时时记录其思想所得。这类积稿当时甚多,现在无存。
然在当时受中国问题的刺激,我对中国问题的热心似又远过于爱谈人生问题。这亦因当时在人生思想上,正以事功为尚之故。
当时——光绪末年宣统初年——正亦有当时的国难。当时的学生界,亦曾激于救国热潮而有自请练学生军的事,如“九一八”后各地学生之所为者。
我记得我和同班同学雷国能兄,皆以热心这运动被推为代表,请求学堂监督给我们特聘军事教官,并发给枪支,于正课外加练军操,此是一例;其他像这类的事,当然很多。
(梁漱溟1919年于北京中山公园与张申府(右一)、李大钊(左二)、雷国能(左一)合影。张、雷二君为顺天中学时之同学;梁与李大钊则早相识在入北大时。)
为了救国,自然注意政治而要求政治改造。像民主和法治等观念,以及英国式的议会制度、政党政治,早在三十五年前成为我的政治理想。
后来所作《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 ,其中诠释近代政治的话,还不出中学时那点心得。——的确,那时对于政治自以为是大有心得的。
……
选摘 | 《生命的奋进——大师的青少年时代》
作者 | 梁漱溟、熊十力等
出版 | 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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