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9日至23日举行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份题为《在殖民地青年中工作的提纲》泛泛地提到了半殖民地:“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后席卷东方的革命浪潮影响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青年中出现了尚在萌芽状态的青年运动”,但并没有指出哪些国家或地区是半殖民地。而在隔年1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萨发洛夫所作的演进中,也只是提及了半殖民地这一概念。一直到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相关文件中才真正明确地提到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与波斯同列。有学者据此指出,正是因为共产国际这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所以此后以半殖民地来定性中国社会的说法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著作中才开始“广泛使用”,而之前党的“二大”只是泛泛地使用了“半殖民地”一词,但并没有特指中国。这些判断有的似是而非,有的不甚准确。党的“二大”泛泛提到的不是半殖民地一词,而是“半殖民”这一概念,当然这可以被视为漏字而得出合理解释。但是,党的“二大”并非只是泛泛提到这一概念,而是明确地用于指涉中国,在《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中有如下文字:“经济落后如中国,一面成为国际资产(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扶植的武人势力的宰割物和糜烂区域,因此民主革命未成功,议会政治还未确立”。而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又在“半殖民地”的意义上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这些表述比共产国际官方把中国和波斯同时列为半殖民地国家的提法早了近五个月。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不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所以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回国传达了会议相关精神之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才能改变之前的看法,从而就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相关问题作出新的思考和表述。如果就中国革命的任务来说,这种看法有些道理的话,那么所谓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是因为领会到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才改变了对中国国情的判断的看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次大会并没有就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一国情作出新的判断,丝毫没有提及后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党的文件中一再提及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这样的判断同样适用于共产国际官方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如何作出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种判断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这么做之前,除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外,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并没有出现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的说法。无论是党的“二大”的文件中还是早期领导人著述中,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判断都要早得多。所以,认为共产国际相关会议精神传到中国共产党党内之后,其领导人据此改变了对中国国情的陈旧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共产国际相关会议的提法启发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使得他们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上从空白走向了新知,这种看法也是不准确的。有的著述指出,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启发是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其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原因之一。但是,细查就会发现,这次大会的相关文件中只是泛泛地提及了“半殖民地”这个概念,没有用这个概念来指涉中国。至于“半封建”这个概念更是提都未提,更别说指涉任何具体国家。那么,也就根本不存在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判断中国或者任何国家社会性质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之前的共产国际相关会议的决议和宣言中,只是偶尔提及“半殖民地”这一概念,未曾提及“半封建”这一概念,更不用说以其中一个概念或两个概念合起来定性某个国家社会性质的表述了。所以,很可能的情况是,中国共产党承袭于列宁作出的这种判断影响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以及联共(布)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定义,而不是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半殖民地定性更多地是他们根据自己的观察对中国的国情和国际地位作出的独立判断。
关于党的“二大”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还存在一种广泛流传的不很准确的说法,那就是认为这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已经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细查之下就会发现,这种表述中的每一个判断都没有清晰和完整地出现在党的“二大”的《宣言》和其他文件中。党的“二大”的相关文件确实提到了中国的半殖民地位,但没有提到中国是半封建社会,更不曾以“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术语来概括中国的社会性质。然而,这并不妨碍以下观点的确证,即党的“二大”是独立作出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的判断的。在党的“二大”上,陈独秀、张国焘和蔡和森被推举为《宣言》和其他决议案的起草人。陈独秀不仅是《宣言》的起草人,也是一些如《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等文件的起草人。所以,无论是陈独秀还是蔡和森在此后刊发文章中提及中国是半殖民地的看法就不是偶然出现的。可以说,这种认识是在陈独秀主导之下由蔡和森等人一起辅助达成的。在党的“二大”和陈独秀以及蔡和森如此表述之后,中国共产党文件和领导人的表述中,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逐渐占据了主流表述。在这其中,坚持最好的就是陈独秀,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他就是这种判断最主要的推手。距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一个月之后,陈独秀在《向导》的“发刊词”中写道,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除了《造国论》一文中以激愤的语气提及中国的殖民地地位之外,陈独秀在此后的著述中都是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分开并列呈现,而提到中国的时候基本上以半殖民地视之,时间跨度从1922年4月直到1927年卸任中国共产党领导职务时。甚至在1929年10月10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中,他还有这样的论断:“这是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及政治势力,普遍了深入了中国国民生活一切体系中,它们又和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结合在一起,非经过长期的大流血的艰苦斗争,中国的民众是莫想得到解放的”。
党的“二大”相关文件主要起草人是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是协助者。蔡和森在“二大”结束不久之后发表的著述中即以半殖民地来定性中国,以此呼应“二大”的宣示。这也就是前文提及的蔡和森在1922年9月刊发的《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的表述。在此之后,蔡和森在多数情况下会以半殖民地来定性中国,但也会使用殖民地这一概念指称中国,只是次数要少一些。在这一点上,他和陈独秀的做法存在一定差异。而张国焘的情况介于陈独秀和蔡和森之间。也就是说,他在党的“二大”之后的著述中并没有完全放弃以殖民地来指称中国,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以半殖民地来定义中国的。和蔡和森一样,党的“二大”结束之后,张国焘即在1922年10月18日出版的《向导》第1卷第6期上刊文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到了1934年11月15日,在红四方面军党政工作大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张国焘不仅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还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基本上都是农业国,和作为工业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存在根本差异。这种认识在党的“二大”之后张国焘的著述中经常出现。只有在偶然情况下,张国焘才会以殖民地和中国相勾连。
张国焘的例子是一个很好的范本,这一范本清晰地显示出这样一种趋势,那就是在党的“二大”之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只是偶尔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概念来定义中国,更多时候是使用“殖民地”这一宽泛概念来定义包括中国在内的被帝国主义势力侵占或侵略的落后国家。和前面已经提及的瞿秋白一样,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和张太雷都是这样做的。陈独秀在1916年1月15日刊出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将中国的青岛和南非洲和太平洋的一些地方都视为德国的殖民地。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把波斯、土耳其、印度、埃及、中国、朝鲜不加区别地视为“被压迫之民族、保护国、殖民地”。张国焘本人在代表中国共产党给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中也没有提到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只是说:“世界帝国主义既决定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它们便把连绵的战争强加于中国”。而张太雷在1921年6月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中国是殖民地,只是地位比其他殖民地更坏,因为不像后者只受某一宗主国剥削,中国是受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的剥削。
而在党的“二大”之后,尽管存在个体差异,但是总的趋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概念来定性中国的国际地位,以殖民地来对应中国的看法虽然仍会存在,但已不再居于主流。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与殖民地不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因而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对象、任务都有其特殊之处。然而,有的论著就此得出的以下结论依旧是不准的:国共合作开启之后,“'半殖民地’一词也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使用,从而逐渐成为术语而固定下来”。因为在此之后很长时间,仍有不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使用殖民地一词来定位其时的中国。比如,李立三在1927年6月12日刊发的《太平洋劳动会议的意义》一文中把中国、印度和爪哇不分区别地视为“东方各殖民地”。当然,与张国焘相一致,他在此后越来越多地把中国视为半殖民地了。瞿秋白在党的“二大”明确指出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之后却并不怎么坚持这一看法。在1923年3月写就的《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他说中国的殖民地命运已经注定。在之后的著述中,中国是殖民地的表述一再出现,甚至到了1924年和1925年也还是有这样的情况。1924年5月4日刊发的《自民族主义至国际主义》一文中,他指中国“早已变成外国的殖民地”。于1925年6月15日发表的《全中国都要受外人屠杀了!》一文中,他再次指出:“中国几十年来受到列强的侵略,已经到了殖民地的地位”。瞿秋白不仅在不同文章中的表述不一致,就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也出现过殖民地、半殖民地混用的情况。但总的来说,1924年之后,瞿秋白越来越多地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概念定位近代中国社会,越到后期就越是如此。
张太雷的情况与瞿秋白类似,党的“二大”之后,他会偶尔使用“殖民地”一词来形容中国,也会遵循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分列的原则。与之相对应,署名“田诚”者倒是很好地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他在1922年底刊发文章中再次提及半殖民地并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并列讨论,他说现在共产国际已经号召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同志们从事国家主义之革命运动以反对共产主义。
党的“三大”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的定性上延续了“二大”的看法。“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也在几乎和半殖民地等同的含义上指出,中国处于“国际殖民地”之地位。“三大”另一份名为《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的文件更是直接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必须指出,党的“二大”、“三大”甚至“四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仍有提及中国是殖民地的例子。在1927年年初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这一文件中提到,中国的国民革命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但同样必须明确的是,与领导人个人表达不同,“二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涉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提法时要严谨得多,也更加一以贯之。几乎所有的文件都会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分列,提到中国则基本上都是以半殖民地来定性。这种坚持甚至反过来影响到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的定性。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革命之最大特性,就是半殖民地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