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读和精读经典
第435篇文章
波德莱尔曾经在一首诗里写出了人类最可怕的折磨---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世界的空虚和无聊，按照波德莱尔以及蒙田的说法，国王也不能。因此我们只能去适应或者对抗它。泰戈尔就说我们闲暇的时候就让应该先下。可是这样的时代精神似乎已经很遥远了。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对抗它，对抗它的方法就是行动——按照存在主义的说法就是行动并创造意义。行动在这里当然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行动—-可是这一貌似合理的说法，遭到了彻底的怀疑和质问，尤其是最后的一批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因为行为从来都不能保证是理性的，并且是理性本身也是不确定的（到底什么才是理性的，这并非不言自明的事情）。福柯对古典疯狂史的追问说明了一件事情，疯狂其实与理性只是一种知识型生产的结果。
当然我们也害怕那种奇怪的冒险的欲望，会发展成一种可怕的症状—-即它变成了一种常态。这种常态意味着那里的人已经无法返回——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我们无法忍受那种疯狂。假如《寂寞芳心小姐》的人，还只是有点虚假，我们可以勉强忍受；但是到了麦卡锡笔下的永恒无止境的暴力，那就完全超出了我们的冒险的范畴了。然而我们的直觉总是可以敏锐地确认这样的边界吗？我们会像奥康纳笔下的那个老太太，永远不知道危险的边界在哪里吗？或者说在福克纳的《圣殿》之中谭波儿那样，总是在危险面前搔首弄姿而不知道灾难随时可能扑向她？或者我们会像雷蒙德·卡佛的故事的人物一样，总是行走在危险的边缘，随时都会掉进罪恶的深渊或者成为凶手。也就是说我们的冒险真的是一种可控的冲动和渴望吗？我们真的明白它的可怕吗？我们能顺利返回吗？
当然这篇文章并不是说人的冒险的疾病—-可以通过创作得以消减，因为它同时也意味着某种强化。我们可以看到也有更多的人走进了可怕的创作的空间之中一去不返。刚刚去世的胡迁在作品里所展现的可怕的越界，其实让我们怀疑也许那个台湾作家对他的提醒是对的。越界的写作也许真的强化了他的可怕的境遇的体验，直到最终压垮了他。海明威使用猎枪结束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再是一种冒险的渴望，而是一种对于彻底深入的不可返回：在至深至远至高处的绝对孤独，已经超出了心灵的承压能力。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种，这说明的心灵的越界并不是一件没有风险的事情。可见心灵的越界不仅仅可以消减，也可以强化我们对于那种冒险的体验。
“专横，易怒，急躁，在各方面都走极端，在与风化相关的想象力的错乱方面平生无人能比，我是达到狂热地步的无神论者，简言之，我就是这样，要么再给我来一下杀死我，要么就接受我这样的我，因为我是不会改变的。”——对于萨德这样的宣言，谁都无可奈何—-一方面他说出了我们都想说的话，一方面我们却不敢承认这样的话。在这里，波伏娃提出了一个问题：萨德既不是因为作家也不是因为性变态者而引起他们的关注，他们关注他是由于他所开创的在自我的这两个侧面之间的关联。——不过波伏娃的解释却似乎走向了歧路：在她看来，萨德是作为一个权利和自由的斗士出现的，因为他企图建立一个体系，并且利用这个体系来向世界索取权利—-作为一个性变态者的权利。我们可以用拉康的分析来解决这个问题：萨德并不是要索取这样的权利，他之所以建立这样的体系，是因为他喜欢这样的冒险—-一种双重的冒险，作为性变态者的冒险和体验毕竟是有限的，不管是他创造了多少人在场的淫秽场面，也不管这些淫秽和变态行为多么的令人震惊，甚至多么直接的击中了所有观看的人—-他真正的目的在于表演出这些给世界观看，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争取权利，而仅仅是享受这种冒险和对抗的快感。激励他的不是权利的欲望，而是自由的实现和冒险的快感。
不管是萨德还是巴塔耶都可以从尼采那里获得辩护的理由—-因为之前的理性的神圣性最初是从尼采那里被拆毁的，并且将权利返还给了人本身。可是他界定了他所说的酒神的状态，却没有限定到达的路径。也许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个路径，只是他并没有说出来吧！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狡黠的博尔赫斯所说的背后杀手或许还有一种意思：我们的内心深处都隐藏一个杀手，他随时都在企图刺杀我们自身—-这当然是一个隐喻：这个杀手就是我们无法消除的可怕的冒险的渴望或者说越界的欲望。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永远都是藏在我们背后的杀手。我们越自由，他就越凶险。这令人想起了安徒生那个著名的关于影子的故事：人的影子自称遇到了诗神，获得了力量，他要求软弱的人成为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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