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前，神话学者袁珂在编写《中国古代神话》时提到：“世界上的几个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希腊、埃及，古代都有着丰富的神话，希腊和印度的神话更相当完整地被保存下来，只有中国的神话……只剩下一些零星的片段，东一处西一处地分散在古人的著作里，毫无系统条理，不能和希腊各民族的神话媲美，是非常抱憾的。”袁珂抱憾的是中国（主要是汉族）神话的零散。而也有学者认为，即使是这些零散的神话，也因为典籍成书和编撰时代的关系而未必全然可信。就此而言，中国神话与具有系统谱系和史诗化叙述形态的古希腊神话相比的确相去甚远。但这种关于中外神话的比较有其局限性，因为中外神话的传承与其文化基因有密切关联。
重构远古神话文化生命
“神话”这一概念源自古希腊语mythos，原本泛指各种通过口头传播的话语内容。而后来所说的“神话”，即关于神祇、信仰、英雄和祖先事迹的系统叙述，则是特定族群的集体记忆在传承演变中逐渐生成的。早期“神话”的内容通过后世的英雄史诗、宗教叙事、民间传说、童话故事等衍生叙述形式，整合形成了连续、系统的文化记忆，这就是人们熟知的那些丰富完整的神话系统。
中国古代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大传统，重伦理理性而轻“怪力乱神”，因而早期神话在后世主流文化典籍中基本都被忽略或曲解。但这既不能证明中国早期没有神话，也不意味着早期神话在这个族群后来的记忆中完全消失。自春秋战国的诸子杂说到《山海经》《风俗通》及后世种种志怪志异故事，在这些杂散的叙述背后，神话一直如草蛇灰线般隐隐存在，并与主流文化并行交织，不断演绎出复杂神秘的文化记忆。
自18世纪以来，西方的神话研究中许多影响至今的重要神话系统，也是曾经散落在民俗事象和杂散歌谣叙述中的言语碎片。从德国学者赫尔德研究的凯尔特神话莪相史诗，到后来神话—语言学派整理研究的北欧或“雅利安”神话，都是在近代知识体系中被重构出来的早期神话记忆。而这些近代以来通过研究所重构的神话记忆，在当代的神话文艺创作和传播中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文化影响力和美学价值。显然，神话不仅仅是远古的遗存，其对于当代乃至未来的人类都具有重要价值。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那些进入当代生活的神话记忆还算是历史遗产吗？20世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他所说的“当代史”是指可以被当代人所理解、感受的“活的”历史。在他看来，古迹史料和文献编年本身都是死的，只有当这些东西联系起来可以唤起记忆，把记忆碎片建构成可理解、可感受的生活过程时，“真历史”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对当代人有意义的历史是对以往人类记忆的组织、建构和“活化”的产物。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提出，过去是一种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社会建构。离开了当下的理解、感受和关注，历史遗产都是无意义的残片。远古的神话只有在一代代人的重新理解、感受和重构中才能保持其文化生命力的延续。
促进传统文化活态传承
随着18—19世纪民俗学、神话学研究的兴起，西方学者对神话的理解超出了古希腊神话式系统的神祇谱系和情节复杂的故事内容，开始从言语、词素、音素等语言现象中寻找神话的要素。但这样一来，因为语言要素的组合具有无数可能，所以使得神话意义极容易成为任意拼组的游戏。鉴于此，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中提出，神话具有一种和一般语言不同的“大构成单位”，即在不同语言交流中会反复出现的固定关系。他用“板岩”（slate）即岩石的一种晶体构造来比喻神话在整个文化传统中反复出现的内在结构意义。按照他对神话的这种分析，神话是特定文化内在固定结构的话语呈现，也可以说是显示文化传统内在构造的基因。
从“板岩”或基因的层面着眼，可对不同文化中神话表达和传承的复杂内涵有更深入的理解。基因不是生命体，却是生命诞生的根据。作为文化基因的神话也是如此：远古神祇的魔力已消失，但构造魔力的基因却可能留存下来，孕育新的生命体。例如鲁迅借用神话资料写成的《故事新编》，用他自己的话说，“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似乎不能算是一般意义上的神话了。但在“信口开河”的表层叙述下却蕴含着古老的神话意义结构。如在小说《补天》中，鲁迅对创世神女娲进行了亦庄亦谐的浪漫化描写，同时也以此来隐喻时事。但在这亦庄亦谐形象的深层，恰恰是中国传统创世神话中女娲特有的神格与人格二重性：一方面在造人、补天行为中显现出神性，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则作为人类先祖的姻媒与统治者，从而体现出人性，即人的血缘/社会关系。女娲身份的二重性在神话史料中反复呈现，构成了中国传统世界观深层关于神/人或天/人关系的无意识基因。
从文化基因的意义上研究创世神话，有助于我们厘清传说之“虚”与史料之“实”、肉体之“死”与记忆之“活”的关系，从而真正把握历史的精神内涵，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
推动世界文化交流沟通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文明冲突”的观点，被认为是西方中心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他认为，在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断层线”（fault lines）。但导致文化乃至文明之间冲突的深层结构却被忽视了。
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曾提到，文化形态深层可能存在复杂的结构和张力。他借用一个矿物学术语称其为“假晶现象”——表面上单一的晶体可能内部包含着挤压混生的不同晶体组织，一种文化内部同样也可能存在多种文化因素相互挤压、并置、冲突，而又不会融合的复杂结构。“假晶说”否定了19世纪以来流行的关于不同文化在相互冲突、影响中必然走向融合的观点，也与亨廷顿的断层线理论截然不同。“假晶说”是对貌似一体化的文化形态内部结构复杂性的一种认识，注意到多种文化基因并置混生的复杂结构及其对文化乃至文明发展的影响。
基于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意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总体性比较的基础上，强调不同文化各自的中心性或轴心性，关注中西文化的异同比较、历史先后及相互影响问题。但这种研究有时会忽略不同文化传统的内在复杂关系。比如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传说中的“龙”与西方文化中的“dragon”具有完全不同的神话背景、意象特征和道德意义，不应用“dragon”翻译“龙”。这种思维忽略了神话所包含的文化基因的复杂性和混生性。如牛津大学教授朱丽娅·史密斯在《从混沌到启蒙——欧洲龙的自然史》中仔细分析了西方文化中dragon意象的复杂来源和演变，从中可以看出其与中国的龙在意象、形态、意义诸要素中存在多重相似性。这揭示出这个神话意象内涵的复杂文化基因，意味着这个神话意象可能在人类早期对多个文明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今世界文化面临日益严重的交流危机，而致力于探讨文化基因混生，并尝试对其进行重新解读的神话研究，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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