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感性与超现实：黑格尔与布勒东

（图片来自于达利）

黑格尔的超感性与布勒东的超现实到底有没有某种关系存在？它们的“超”是何种意思？它们到底又以何种思想或者理论为基础，并且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文学和艺术？—-乔沅

超现实经常在日常生活中脱口而出，可是实际上说者并不真的对所谓的超现实有任何真正的概念，他之所以说超现实，正是因为展现在面前的现实已经超越了“现实的逻辑”，变成了一种难以理解的现象。而所谓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则将这种超现实现象变得更加令人混乱和难以理解。不过，这也许正是超现实主义的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的超现实主义，正是对于生活的非理性的确认，它以梦和无意识为基调，确认了我们生活的真正的隐秘的动机和决定性因素。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企图，那么这企图起初就是对于一种理性的反叛，对于疯狂的世界的反思和确认，并最终以非理性（疯狂的）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它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世界观和艺术观。它的思想内核来自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决定论。

而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如此定义了超感性之物：超感性之物作为表象的表象。超感性之物是感觉之物和知觉之物，却被是认为千真万确之物；但感觉之物和知觉之物的真理，却是表象。因此，超感性之物是作为表象的表象。不过这所谓的表象的表象，意味着什么呢？表象说明背后还有某物。但是表象的表象，又指什么？简而言之，它是一个空位。因为作为表象的表象，它只有排除了一切实际的可能，即它不是任何真正的唯一的实际之物，才能成为这个“某物”，于是它只能是一种空位。所以超感性之物只是某种幻觉？它为什么会必然出现，而我们需要它吗？

还是先从声名狼藉的达达主义或者超现实主义者说起。之所以说他们声名狼藉，正是因为他们一系列的“演出”，以及一系列让人惊悚的作品。查拉记录的1916年在伏尔泰酒馆上演的一幕，即使现在看来依然是令人惊讶的：

“面对密密麻麻的拥挤人群……我们要求享有以不同颜色小便的权利……嚷出诗歌——在大厅里喊叫、打斗，第一排同意第二排宣称自己无能。其余人大声喊叫：谁是最强的？大鼓被抬了进来，许尔森贝克与200人对峙。”

在一般人看来，这更像是某种疯狂的发泄，绝望的对抗。这看起来正是以一种疯狂的方式在表达对于疯狂世界（一个人与周围200人的对峙）的对抗。也因此，达达主义或者超现实主义者看起来更像是某种以精神和思想为主导的运动，而非一种真正的艺术理论。尽管布勒东为此写了《超现实主义》宣言，阐明了超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方式，但是这也丝毫不能改变它主要是作为一种姿态而非一种艺术理念，或者说它更注重姿态而非理念本身。因为要想定义这一超现实的路径，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最终只能以姿态来衡量。而这姿态势必是痛苦，疯狂和扭曲的，甚至是变异的，以及非同质的组合。

布勒东在《娜嘉》的开始提出了一个看起来非常现实的问题：“我是谁？”可是它并未真正回答“我是谁”，而更多地展示了“我不是谁。”因此，超现实主义本身就存在着某种矛盾：既然一切都是非理性的，那么除了非理性这一点，我们无法确认任何东西。兰波在《看得见的字母》里所谓的“一种长久的、系统的所有感官的失常”，其无非是想装作某种疯狂的先知，可是这一先知以何，并呈现何物呢？很多评论家说，超现实主义者其实依赖的并非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所展现的不过是一种结论，而他们真正依赖的是尼采。正是在尼采的“身体”和“超人”那里，超现实主义者获得永恒的自信：因为一种依赖于身体的沉醉所达到的酒神之超人是可能的。因为实际上尽管弗洛伊德确认了无意识和非理性。但是本质上弗洛伊德想要强调的更是一个更加基本的理想：分裂。弗洛伊德提出的无意识与意识之冲突和对抗，实际上正是暗示着人的分裂本质：意识与无意识之冲突，快乐本能与死亡本能之对抗。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缺乏这一对抗，人的本质就被彻底隐藏。而之所以要将无意识和非理性上升到基础和决定性的，正是因为除非它是基础和决定性，否则这一分裂将被彻底缝合，因为理性一定是决定性的，它必然可以缝合一切缺陷。可是作为本能，对抗的正是这一不断进击的理性之缝合。而这也正是超感性之物的秘密。

超感性之物，例如神圣之物，从来都不曾真正存在，它是空位。但是正如齐泽克所言：

“即使存在欺骗，我们也无法把欺骗从原质中扣除；欺骗构成了原质的核心。如果在现象的面纱（ phenomenal veil）后面一无所有，那么也正是通过这种“一无所有”的调停，主体以自己的误认行为（in the very act of his misrecognition）构成了自己。因此，这样的幻觉——幕后隐藏着什么东西——是反射性的幻觉：隐藏在表象之后的，正是产生这种幻觉的可能性（ possibility of this very illusion）。也就是说，隐藏在幕后的是下列事实：主体觉得幕后必定隐藏着某物。这幻觉虽然“虚假不实”，却被有效地置于幕后的空位（ empty place behind the curtain）之中。也就是说，这个幻觉开辟了位置，在那里，幻觉是可能的；这个幻觉开辟了空位，而这空位是由幻觉来填补的。在那里，重复外在的、实际的现实（ factual reality）的“幻觉现实”（ illusory reality），可以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为了使某物存在，必须存在这样的空隙：尽管它早已排空客观的原质（ objective Things），但作为自在的空无（ empty in itself），它还必须排空所有的精神关系（ spiritual relationships）和作为意识的意识所具有的特性（ distinctions of consciousness qua consciousness）。也就是说，为了使某物在这个甚至被称为圣中之圣（ holy of holies）的彻底空隙中存在，我们必须用意识本身制造出来的遐想、表象填充它。虽然受到了这么恶劣的对待，它必须心满意足，因为它不配得到更好的待遇，因为即使遐想也好于它的空无。’”

因此超感性之物，实际正是所谓的“幻觉现实”，它是一种建构，一种幻觉，一种空位，同时也是一种必须的，甚至是意识的和历史的阶梯。当然它也很有可能是最后救赎的希望。而这里的所谓超正是一种建构的，本质上是一种偶然的确认—-这一想法来自于拉康从人类学启发所得出的结论：所谓的神圣之物，不过是一种本质上普通之物的一种偶然的占据。它并不具有任何真正的超越性，它只是平凡之客体。它唯一的优势在于它符号网络中，它是一个幸运的优先占领者，并且在符号网络中，位置在逻辑领先于占据这一位置的客体。因此“把崇高性赋予客体的从而使客体成为崇高客体的，是客体所占据的结构性位置，是这样的事实—-它占据了原乐占据的神圣/禁忌的位置，而不是内在的素质”—-阿甘本在全部的批判哲学里，正是对这一结构性的假象予以了深入细致的辨识和批判。

因此，也许我们可以简单地来说，超现实主义之超在于态度，或者说在于姿态；而超感性之物之超在于符号网络之中的结构性位置。但是它们并非完全没有结合点，在牛津版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中提到，超现实主义者总是假定有一个内在的“他者”控制着一切，而这就是无意识。这一“内在的他者”在超现实主义那里是一切的控制者，但是在齐泽克那里超感性不过是一种幻觉，一种结构主义的空位，一种建构，但是这一“他者”也是存在的，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主体。也因此，也许其真正区别在于这一“他者”或者“某物”的判断，在超现实主义那里，这是真理，而在齐泽克和阿甘本、拉康那里超感性就是一种幻觉。在这个点上，正是突出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巨大差别，也因此决定了其他，比如世界观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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