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本文致力于重构一段关于拱廊的历史，并试图厘清拱廊在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中与城市建筑的公共性与现代性讨论的关系。自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的《拱廊计划》的英文版正式面世之后，西方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19世纪的繁盛的建造文明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虽然在1980年代的对于本雅明之《拱廊计划》的再发现激发了当代建筑学对于拱廊及对现代主义的再思考的热情，但是从建筑师的视角回顾此一思想源流的文本依然稀缺。笔者并不希望过度评价本雅明在当代建筑学与文化研究联姻中的作用，而是希望通过《拱廊计划》与其他一些建筑学学科内文本的交叉阅读，还原拱廊及其变体在现代主义建筑史中被模糊的面目与地位。拱廊应该首先还原为一种具有自身历史的、与零售模式的发展相关的公共空间类型，它与主流现代主义建筑史的关系是并行的。近十年内所谓“商业综合体”、“豪布斯卡”、“体验式商业街区”等建筑类型的巨量涌现尤其为这种交叉阅读提供了一个契机。笔者试图回答以下几项问题：究竟拱廊的空间与城市学特征是什么？作为社会机制的拱廊商业模式与作为建筑类型的拱廊结构的关系是什么？拱廊所要服务的对象——人群（crowds），在现代主义建筑发展史中的地位如何？1960年代以后的当代商业建筑实践同19世纪的拱廊的关系又是什么？ 1800-1850年的拱廊与其消亡在本雅明的晚期笔记汇编——《拱廊计划》中，拱廊是作为诸多19世纪新涌现的建筑与空间类型之一种被描述的。除了拱廊，百货公司、林荫大道、玻璃展览大厅、全景舞台（panorama）等建筑或空间类型均被细致的审视。但是拱廊汇聚了这些空间类型的各自特征，是19世纪建筑学成就的集大成者。拱廊本身是室内化的城市后街，是百货公司的前身，是玻璃展览大厅应用于零售商业模式的典范，拱廊的连续环绕的店铺更能引起全景舞台的想象。拱廊在第一帝国与波旁王朝复辟时出现，最初并不是一个“合法”的社会机构或空间类型。拱廊是一些小店主以投机的方式集资建造的建筑物，其目的是为了让面对面的两排临时性的店铺（boutique）呈现出只有官式建筑（宫殿，图书馆等等）才能拥有的华贵立面，比如柱廊、壁柱与线脚。最初它们仅占据一层，二三层为楼上的公寓，公寓之上再覆盖铸铁玻璃顶棚。随后某些拱廊商业部分延伸到了二楼夹层，每个店铺单元都会有独立的小楼梯通到二楼夹层。[1]拱廊服务的对象是日渐勃兴的资产阶级消费群体。拱廊使得临时店铺变成了时尚精品店（magasins de nouveautes），店主可以培养稳定的客源与现金流，并长时间的、有组织的持有货物而不必担心滞销。
[1] Geist, Johann Friedrich. Arcades: The History ofa Building Type[M]. Cambridge, MA:MIT Press, 1983.
图2｜各种拱廊的纵剖与横剖类型表 图片来自Geist, Johann Friedrich. Arcades: The History of a Building Typ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3.
[2] Sennett, Richard. The Fall of Public Man [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74. 注1｜本雅明在笔记中强调了“人群”（crowds）与“大众”（masses）的区别。人群主要意指大量密集的人，而“民众”包含了广泛的阶层，尤其是劳动阶层。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们习用的一个概念。本雅明认为拱廊服务的还仅仅是密集与大量的“人群”，而“大众”更是后来资本与商业更集中后人群自我构建身份的结果。 注2｜这里的零售货品指dry goods，即除食品以外的衣物、银器与餐厨具等贵重物品。
[3] Simmel,Georg.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edited by Donald N. Levine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图4｜美国的克里夫兰大拱廊｜建于1890年｜19世纪末的购物中心
拱廊的变体与现代性 拱廊作为一种空间形式却依然活跃在20世纪的建筑史中。在柯布西耶根据自己的“住宅单位”所发展的阿尔及尔规划中，从输水道变形而来的蛇形巨构城市横亘于整条海岸线上。整个带形城市有十三层，上面六层下面六层，当中是一条供机动车行驶的基础设施板。每层都是双层空间，公寓单元如自由生长的细胞般嵌入这些双层空间中，居民更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改造。这个巨构输水道的形象也来自于Algiers的殖民地新城女皇大道（Boulevard de l'Impératrice）的基座所形成的连续拱廊。它们形成了一种连绵不绝而又自我复制的空间隔断，为进一步的功能置入创造了无限可能。但是，柯布西耶对世俗的零售交易空间的忽视几乎就是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致命伤。柯布西耶把商业变成了仅仅服务于一个封闭小社区的居民的服务设施。在《雅典宪章》的城市四大功能中，最接近商业行为的娱乐休闲被定义为公共开放空间上的非交易性的活动，这种理念同启蒙时代的对公共广场的完美想象如出一辙。原本应该占据城市生活的一个关键部分被丢弃了。（图5）建筑师对纯净的，绝对的公共广场的偏好来自于旧制度晚期的启蒙时代，“大众”（masses）对室内化的、奇观般的商业空间的喜好则与19世纪的巴黎无异。拱廊以及后来的城市世俗空间本身的矛盾性并不会在历史的进程中消解。同主流的建筑学历史叙事不同的是，这些世俗的空间不知何来也不知何往，他们有着自身的历史进程。本雅明将拱廊的发生发展衰退视为一种超现实主义“梦境”。如果仔细审视这段历史本身，那么可以看到这段“梦境”——一种无法再清晰复述的历史进程，与我们所熟知的精英现代建筑史是并行的，但并不被后者包容。而这段精英现代建筑史就是本雅明所颠覆的进步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progress， Tiedemann, p.941）。本雅明更笃信效率与信息的进步并不相当于人文的进步。在人文领域，20世纪相对于19世纪甚至可能是退化的。20世纪所依赖的几乎所有的技术革新与都市空间的革新都在19世纪都出现了，但是对于效率与理性的信仰让那些不见容于效率与标准的空间形式都迅速消亡了。进步历史观从认知挪移到生产领域的结果就是将多样的文明都推向一个共同的终点。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杰姆斯·斯各特（James C. Scott）在《国家的视角》中对柯布西耶做了如下的评价：柯布西耶的城市被设计为一座生产的车间。在这种语境下，人类的需求都被科学的规定了。他从未考虑为谁设计，或者他们是否有自己的诉求，或者空间使用者的需求是不是多样的。他对效率极度关注。他将零售交易与食品生产功能视为城市噪音，并认为这些都可以由集中化的旅馆服务所提供。虽然楼面空间可能是为社会活动提供的，他却从未谈及公民的实际的社会与文化需求（Scott, p.115）。[1] 如柯布西耶想象中的“白板”（tabula rasa）巴黎，奥斯曼的第三帝国巴黎，苏联城市规划，乃至当代的新加坡城市规划，都可以看做一个“国家的视角”下的整体都市。 拱廊的第一个“变体”百货公司是在第三帝国巴黎时代兴起的，经营百货公司的可能就是早期拱廊的小业主，在资本实力雄厚之后，他们非常自然的抛弃那些带顶棚的城市后街，转向更大规模的货物流动与商品展示方式。百货公司采用卖家定价，一般不能讨价还价。连续的店面不存在了，买家进入的是一个庞大的货品展示廊的内部，商品分门别类。买家可以自由的比对、观察货品，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本雅明认为，这时买家们才会将自己视为一个“大众”团体中的一份子。他们享受统一的售价，遍览多层楼面的货架，在同一种身份中获取安全感（Benjamin，p.60）。一个大众群体身份的建立不是在城市广场，却是在大型百货公司里。百货公司是整个奥斯曼巴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消费这种多面相的行为理性化的载体。（图6）
[1] Scott, James C.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p.115.
图6｜巴黎Le Bon Marché百货公司｜19世纪中叶
从19世纪中到20世纪中期，世界商业建筑变迁的前沿阵地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又从美国东海岸转移到了西海岸。美国建筑史学家理查德·朗斯特雷斯（Richard Longstreth）曾经对美国的郊区购物中心（regional mall）代替传统都市中心的历史（1920-1960）进行详细的论述。[2] 20世纪中期的传统百货公司开始了新一轮的转型。这个时期的百货公司的连锁经营日益发达。随着城市蔓延，百货公司不停在城市郊区开设分部，几个百货公司分部（所谓anchors）的集中就形成了郊区购物中心的雏形。郊区购物中心往往是由几个大店构成主力店与行人街的终端，一些小店铺沿步行街布置。这些购物城构成了不断形成的美国郊区的新市镇中心，如果对比百货公司代替拱廊的那段历史，那么这两段历史都是在现当代建筑史主流叙事边缘的插曲。美国最早的两个郊区购物中心——洛杉矶西木村（Westwood Village）与堪萨斯城乡村俱乐部广场（Country Club Plaza，都建于1930年代）悄无声息的改变着资本主义空间的面貌时，美国几乎对欧洲的现代主义一无所知。西木村与乡村俱乐部采用的是地中海式小镇的建筑类型，这在极端现代主义看来无疑是一种倒退。但是如果深入考察这些购物城的平面布局与经营方式，却可以发现资本的运作、租赁与业权转移中的控制、业态的布置等等都比未经规划的市镇中心具有更多的理性与标准。由于均好性与利润率的趋同，商业的高度密集成为理性选择，商业体量从单一建筑延伸到了多街区乃至超街区（superblock）规模。这种理性的内核披挂起一个更温情并“合法”的殖民地西班牙风格外衣。就像19世纪的拱廊披挂起象征华贵的连续柱廊的外衣。进一步，这种空间类型的起源更接近洛杉矶的农夫市场（Los Angeles Farmers Market at Fairfax）以及美国各地所建的同类临时市场。由此，现代性是多面相甚至多线程的，卡罗尔·威利斯（Carol Willis）的金融逻辑下的纽约与芝加哥的高层景观、玛格丽特·克劳福德（Margaret Crawford）所研究的的19世纪美国企业城，都是特殊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下的产物。[3][4] 它们的出现无法用线性的进步观来解释。文化、习惯、建筑规范、技术、经济乃至宗教都影响着它们的各方面的面貌。这些因素的拆解是认知层面的，在现实层面它们依然形成一个社会整体，如同一个梦境般难以解码。 19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的制造业外移，高速公路与城市快速干道替代了轨道交通，并将城市切分成互相独立的区块。整个西方经济进入服务经济与消费主义时代。拱廊的变体几乎就是极端现代主义所忽视的那些世俗的空间类型，除了百货商店与大型购物中心外，到20世纪还出现了步行街（pedestrian mall），区域购物中心（regional mall），人行区域（pedestrian precinct）等。这些概念都有各自的定义与历史（包括运行方式与空间上的），不能仅仅从字面理解。它们的意义都在于将传统的街道，市镇中心与广场室内化或商场化。某些市镇中心的业主会集结成公司化的开发与管理主体以统筹整个市镇中心的经营，业主之间的竞争关系变成了共谋的关系。比如洛杉矶的圣塔莫妮卡第三街、卡尔弗城（Culver City）等。传统的百货公司依然存在，只是它们改头换面，以更亲近体验与展示的形象出现。在商场化的过程中，一些原本与消费无关的社会机构也参与进来，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延斯（Janss）所开发的西木村密切相关，斯坦福大学曾经参与斯坦福购物中心的开发。
[2] Longstreth,Richard. City Center to Regional Mall: Architecture, the Automobile, and Retailing in Los Angeles, 1920-1950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8. [3] Willis, Carol, Form Follows Finance: Skyscrapers and Skylines in New York and Chicago[M].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5.[4] Crawford,Margaret. Building the. Workingman's Paradise: The Design of American Company. Towns [M]. London:Verso, 1995.
[5] Augé, Marc.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M].Translated by John Howe.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5.注3｜不仅仅连通办公楼与商业的步行桥与地下通道就是这样一种仅为通过而设置的空间，火车站、飞机场、港口码头充满了各种无法名状的通过性空间，奥吉将这类空间称为单向空间。这类空间变成一种具有强迫性的单一目的场所。注4｜本雅明在笔记中记叙到：“让我们描述一下街廊，这是一个和谐的宫殿所具备的最诱人且珍贵的特色……法郎吉不需要任何外部的街道去接通它的各个部分。这座中央华厦的各个部分都可以经由一个宽阔的、贯通整座建筑的二层通廊连通。在任何一个终端这些二层通廊都有由柱子支持的步行桥连通，也通过地下通道和相邻的建筑接通。所以，任何部分都由室内的优雅舒适的通道连通，即使在冬日也有供暖与通风。这个通廊主要在二层，它没法放在地面层，因为地面层是供马车进出的……”从这段描述来看，拱廊的空间组织形式是法郎吉这种乌托邦巨构的雏形。
图8｜西木村｜Westwood Village｜美国的第二个郊区式购物中心
图9｜多伦多的Eaton Centre购物中心图片来自Geist, JohannFriedrich. Arcades: The History of a Building Type[M]. Cambridge, MA: MITPress, 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