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大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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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篇 永失河北 (758年-763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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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的好,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钱,唐帝国在这个时期也遇到了这个麻烦。《谈人口》篇已分析,唐帝国的大多户口是如何被各藩镇抢掠的,大唐帝国靠收保护费就能潇洒过日子的美好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外敌环视,安史未平,这可恶的史思明更是在相州取胜后,直逼洛阳,在需要大家出力保家卫国的时刻,各藩镇却是个个哭穷,个个向朝廷伸手要钱,不给钱就不干活——虽然明明个个肥的流油。皇帝此刻恨得牙再痒,也得忍着,现在必须得搞钱,该怎么搞呢?
一定时期内,在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的前提下,钱代表的资源那就是一定的,你多了他就少了,当皇帝找钱时,被找钱的又会怎么应对呢?
正文
乾元二年(759年)九月,燕帝国整顿完成之后,沿当年的安禄山路线再次南下,攻克开封、郑州和洛阳,这样帝国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漕运,再次彻底断绝,帝国的生命线再次陷入困境,对此,帝国该如何应对呢?
帝国经济再次遇到困难,所有的目光,自然就聚焦到了帝国经济领域的最高领导——第五琦身上。想当年安史之乱初起,帝国四分五裂,捉襟见肘,第五琦自告奋勇,担起重担,将江淮租庸折算成轻货送到首都,解西北朝廷的燃眉之急。之后又通过食盐专卖改革,为帝国带来了大量的收入,也缓解了帝国行将崩溃的财政乱局,使得采取了一系列杀鸡取暖的财税政策的帝国,终于又重回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第五琦凭借着上述的盖世功劳,在759年三月二十九日,一举升任宰相,进入了常委班子,实现了三年里从处级干部到政事堂常委的奇迹般的屌丝逆袭,其崛起之速,更胜当年杨国忠。
第五琦升任常委的时候,正是帝国刚刚在相州会战惨败的时候,帝国的军队已经损失惨重,必须收缩,只不过史思明在整顿内部而已。所以,帝国当然能预计到接下来军事上的困境,现在提拔第五琦为常委,自然就是要他来解决这个困境的。而雄心勃勃的第五琦,面对危局,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釜底抽薪的大行动——货币改革,通过大规模发行铜钱货币,取代现在的实物货币,建立新的货币体系。
要欣赏这场精彩万分的经济大决战,我们有必要对货币常识,有一定的了解,最简单的,铜钱和绢帛既然都可以当货币用,那他们到底什么区别,为什么帝国一定要推行铜钱来取代绢帛呢?这里面,就牵涉到对一个基础知识的了解,那就是信用和信用货币。在经济背景篇,我们为大家简单介绍了国家信用,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深入了。我们都知道,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来自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社会分工的深入,可是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入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根本前提,那就是基于信用的扩张。凭什么我当农民,你当工人,凭什么我来产、你来卖,我怎么相信我被分工后,我做的劳动,可以交换到同样劳动价值的物品和服务?这些都需要通过一个强大的信用体系,来提供信用,只有建立在深度互信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分工合作,而类似于国家这样的暴力机关,之所以可以形成,也是基于维持普遍人群对信用的基本需求。
从物物交换、到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到纸币、到虚拟货币,就是信用体系一步步提升的演进历程。唐帝国这100多年来,始终无法维持信用货币的地位,从高宗到第五琦的币制改革都最终以失败告终,根本原因就在于这实际上是一场中央与地方信用的争夺战。
此前的六百年,是基于私人信用的六百年,土地兼并后形成的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催生了基于豪强贵族和庄园经济的私人信用。而之后数百年,则是属于中央信用的新时代,到了宋代,不仅铜产量大幅提高,甚至还大批的出现铁币乃至纸币,这种完全不值钱的物品能成为货币,唯一的依靠就是来自中央信用的背书!有了纸和铁都能当钱用的强大的中央信用,地方割据就成为了遥远的历史,因为对付任何想要割据的地方,中央只要很简单的一招就能制敌——切断他的中央信用!
一旦失去了中央信用的背书,地方就会大幅度失去与帝国其他地方交换的能力。而在一个生产力尤其是商品经济充分发达的时代,除了边远封闭的山区和边疆,在帝国普遍地区,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一方豪强,失去了交换能力,就意味着生活质量的大幅度降低。所以,除了中央秩序崩溃,中央信用短暂崩塌的极少数时间,地方割据几乎无法获得普遍支持,变得难之又难。
晚唐到五代的这二百年,恰恰就是私人信用崩溃,中央和新型的地方军政府争夺信用的时期,第五琦主持的的货币改革,恰恰就是这轮信用争夺的关键时刻。因此,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次真正决定唐帝国命运,真正决定今后众多军阀与帝国中央之间根本格局的世纪大决战。
第五琦的货币改革想法,大约在他草创新的食盐专卖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因为这次食盐专卖改革,有着许多无可奈何的妥协,一个最典型的政策就是,第五琦主持的食盐专卖,在从山东到江淮的广大地区,都采取了“以盐价市轻货”的政策。在《李泌的布局》篇(阅读),我们第一次为大家介绍第五琦的时候,就介绍过,第五琦在江南收税,也是换算成“轻货”运送到当时的首都凤翔。
轻货主要是指的丝织品,其中以上等的绢作为标杆,还包含不同质量的其余的绢、麻、布等等各类织品,按照固定的比例换算成绢计价。这些丝织品,本身作为衣服的原料,是一种使用量庞大的实物消费品,在中央信用不足时,又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唐帝国的货币在使用。割据的河北地区一直是绢帛的主产地之一,实物货币的被市场认可,就意味着燕帝国每年的产能,就可以畅通无阻的转换为货币,用于在全国各地进行等价交换,其物资供应就很难被切断,这对于唐帝国来说当然是很不利的。
食盐专卖,理论上是官销,中间没有经销商,因此食盐的销售都是一次几十的小额零售,使用绢很不方便,所以理论上收上来的都是钱才对。现在盐利,最终都要置换成实物货币,相当于帝国自己承认,帝国发行的钱不值钱,不好用,你看连我自己的不用。帝国之所以这么无奈,主要是由于几百年来,庄园制经济下,交换变少,商品流通被抑制,金属货币一直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因此帝国建立初期,对于金属货币铜钱,自然也视做可有可无,从而导致帝国货币的推行和使用,在各个环节都有大量的困难。
通过《谈钱》(阅读)、《太子被羞辱》(阅读)和《府兵制》(阅读)等数篇内容,我们不厌其烦的为大家介绍基础知识,就是由于没有这些基础知识,对于帝国后来的很多重大政策和政治军事走向,就会盲人摸像。现在我们回顾下,在帝国初期,帝国的主要支出——官员薪水、军队开支,以及土地政策、户籍政策、税收政策等等这些,一起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整套体系,都是基于贵族政治庄园经济下的巅峰,因此在这种模式下,商品的交换很少,帝国用得到钱的地方也很少。
但是到了后来,旧的生产关系崩溃,旧的政策体系自然也崩溃,帝国已经进入了职业军人时代,帝国的官僚系统也大大膨胀,因此帝国需要的钱开始大大增多,这个时候帝国铜钱不够的缺陷就被大大放大了。
人们可能会觉得,对于帝国来说,钱不够多那还能算个事啊,钱不都帝国发的嘛,钱不够我就多造点钱不就完了。可是,此时我们说的钱都是铜钱,可不是现在的纸票子,说印多少就印多少。帝国要发行1000的钱,就必须要6斤的铜,现在每年几十亿的缺口,你想要每年造1-2亿的钱,都需要上百万斤的铜,还需要其他的锡、铅、柴、炭、炉子等各种物资,这些都是要成本的啊。
早期的帝国,要造钱了很简单,国家组织一批人去铜矿采铜,然后就近再组织人力和工具造钱,在当时一石米几文钱、一匹绢也几文钱的低物价下,在当时可以大量通过免税、义务劳动和白条,低成本组织人力的大背景下,帝国要造点钱就造点,没感觉出什么难的。可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流通的加速,物价自然会温和上涨,到玄宗初年的时候,一石米已经要差不多100文钱左右了。而从玄宗时期开始,帝国军事的大幅度扩张,职业士兵的大量招募,帝国的政府外包工程剧烈增加,这一切都带动了民间商品交流的迅猛发展,物价的上涨就变得不可抑止。
天宝年间,一匹绢的价格到了550,栗米一石也涨到了400,显然,铜钱在一步步的贬值。铜钱贬值,造钱的原料不变,那就意味着造钱的成本大大提高了,再加上旧的各种白条、义务劳动的机制被破坏,人工成本越来越高,政府大包大揽的国营模式,人浮于事、腐败盛行,效率低下。这一切都导致一个可怕的后果,政府造钱的成本比钱本身还要贵,政府发行铜钱,变成了亏本买卖。
铜钱成本太高,政府自然要缩减成本,比如说采用铜锡合金的青铜钱,锡的价格便宜,铜锡合金用铜量就减少,锡的熔点低,铸钱的难度也大大降低。问题是,你拿这种钱来糊弄人,人也就会反过来糊弄你,青铜钱制造难度低,容易仿制,产锡的江南一带的人,大量的伪造锡钱,甚至干脆直接拿纯锡做钱,小户人家一炷香时间就能做好100个钱。假钱的泛滥,彻底的扰乱了市场,帝国对此屡禁不止,想尽办法也无可奈何,导致民间几乎不用铜钱做交易,绢帛价格进一步被抬高。
玄宗时期,地方军头权利大增,军阀难制的风险越来越高,帝国中央开始再次考虑扩张中央信用,抑制地方军阀,因此,在杨国忠成为首相后,主导了一次大规模的货币改革。帝国在全国仔细梳理,在十来个大小铜矿附近,一共建设了99个铸炉,每炉大约每年铸钱350万,每年共铸钱大约3.5亿,通过规模化效应和严格的管理,控制了原料成本在每1000钱750。这样,离首都比较近的一些地方,比如商洛,运输成本较低,铸钱再运到首都消费的总成本,只需要900,帝国铸足额好钱终于不至于亏本太多。
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铸钱主要并不是追求利润,而是追求中央信用,压制军阀的私人信用,地方信用,阻碍其自力更生的能力,明乎此,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所有军头一致如此痛恨杨国忠。杨国忠的货币改革后,帝国有了难以仿造的优质金属货币,遏制了假钱泛滥,铜钱不被认可的局面,在帝国超级外包工程的配合下,货币流通开始缓慢打开,然而,新货币才发了不到三年,安史之乱就爆发了,所有进程都彻底中断。
第五琦接手后,认为杨国忠的增强中央信用的思路自然是对的,但是在方法上还不够多快好省。首先,战争爆发,人工继续上涨,漕运被断,运输成本大大增加,总成本已经控制不住;第二,帝国国库空虚,哪怕铸钱的亏损不大,现在也完全承受不起;第三,战争状态下,有些铸钱场所已经停止,有些地方人力凋零,政府很难像以前一样严格集中规模化管理。
也就是说,旧办法根本解决不了当前需要,怎么办?第五琦认为,办法很简单,就是发行大额面值的货币嘛,原来只发一块钱的,我现在发十块的,五十块,不就把货币的发行量增上去了吗。实际上第五琦的货币改革想法,应该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在帝国进行了内部讨论,早在758年九月的时候,就开始了试点,先发行了10块的乾元重宝,应该来说还是收到了很不错的效果。相州会战,庞大的军队的后勤供应,为了支撑和掌控军头们作战,帝国花费了大量财力予以奖惩和协调后勤的转输,新铸的大额货币增加了帝国的购买力,无疑起了重大作用。
正由于货币改革的试点成功,所以第五琦才一举跃升为常委,他当上常委后的首要目标,就是将货币改革进一步全面推广。为此,第五琦为代表的中央,经过了大约半年的筹备,一鼓作气,于九月七日开始全面试点,增发五十元面值的新的乾元重宝,号称重轮乾元钱。
然而这一次改革的变化却让帝国中央,包括第五琦本人始料未及,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市场上突然发生剧烈反应,物价突然间猛涨,米价居然一度涨到了七万一石,涨了百倍!帝国造新钱,本来是想换更多的米,从而招募养活更多的士兵,现在倒好,帝国能买到的米越来越少,甚至不到十分之一了。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刚刚当上常委不到八个月的第五琦,很快就被贬职,从此告别了常委的舞台。
九月七日开始货币改革,十一月五日就已经全面崩溃,第五琦去职,光从这个时间线,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这轮崩溃是绝不正常的,其崩溃原因绝不是史书上所描述的那样,被民间自发行为击溃的。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的历史上,发行大面额货币导致货币贬值,都发生过,甚至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是很可能发生的大概率事件。但是这个过程一般都比较长,最少也要一二年的时间,而且主要原因往往都是政府在最初尝到甜头后,认为发行这种超额的货币,少发成本多赚钱,以为只要能发钱,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从而不自觉的过度超发。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超发,物价的上涨在初期都是可控,甚至没有感觉的,要到后面帝国自己忍不住不断偷尝禁果,才会引发质变。
所以,我们就不禁要问,这帝国的货币改革才一个多月,难道就有大规模的超发货币了吗?我们来算笔简单的帐,《收入来源》篇为大家介绍过,玄宗早期,帝国的货币收入只有户税大约一年200万贯,其余主要依靠实物地租或者实物货币,那么到了现在,实物地租已经基本收不上来的情况下,帝国每年实际需要的收入是多少呢?此时的数据已经找不到了,但是后面两税法改革以后,这个数字就比较清晰了,每年以货币形式上到中央库存或者和中央机构发生关系的,是一千五百万贯的样子,现在正在大规模战争,帝国中央所需不会比这少。所以,帝国需要的钱的比例就是要提高7.5倍。
我们再来看货币改革是怎么玩的,三种货币,一块,十块和五十块,对应的铜的比例分别是1 :1.6 :3.2,由于大额货币原材料成本的消耗会比小货币稍微少点,所以实际的耗铜比可以看作1 : 1.5 : 3。而一般这种大额货币的最终比例规划,都会是4:2:1的样子,也就是说10份铜,原来只能造10块,现在能造4个一块,2个十块和一个五十,加起来74元,新增的比例正好7.4 : 1,和前面我们算的需求,只差了0.1!由此可见,帝国的货币改革从用铜的比例到币值,都是经过团队非常仔细的精心计算的,绝不是我们想像的那种拍脑袋做出的决定。
而且,上面的计算是帝国货币改革的最终目的,实际上帝国此次增发货币,还远没到7.4倍这个数字。帝国只是新增了5炉用来铸钱,一炉一年3500贯,三月开始筹备的,当时最多造了七八个月,就当这5炉造的全都是大钱,帝国实际上最多只增发了五六十万贯,也就是五六个亿而已,还不够一年的盐税多出来的对钱的需求。而且要考虑到安史之乱三年多来,北方的商洛、飞狐、包括这次的绛州,这些可以造钱的地方大都停了或者铸的很少,所以实际上帝国新发的这些货币,从流通上来说,只是对这几年的战乱停滞的补发而已。可见帝国中央,显然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和推算的,计划是通过铜钱的一点一点的增发,逐渐将绢帛这样的实物货币挤出市场,最终实现钱的主导流通的。
那么既然帝国实际上远没有超发,那么为什么帝国会遭遇一次如此巨大的滑铁卢呢?史书上记载了,导致当时物价完全不合常理的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由于新货币面值大,有利可图,所以长安城里民间大量把铜融化了铸新钱,一下子市面上出现了很多的新钱,所以就把物价给冲垮了。
新钱注水,会导致民间大量铸造假钱,最终会冲垮市场,这当然是货币改革需要面对的头号风险,这样的事情也一定会发生。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纯粹自发,这种过程一定是相对缓慢的,绝不可能区区一二个月就如此来势汹汹!首先,新发的铜钱就有几个亿,民间存有的铜钱更是远在此之上,要把首都的物价这么快就打的涨十倍百倍,这得造多少钱?这得在一两个月里熔多少万斤铜啊?
第二,假钱可没那么容易造,钱并不只是铜,还有锡或者铅锌的合金铜,造钱还需要有所谓的锡母,就是打造好母钱的模子,再批量铸造,锡软,易于捏改,所以母钱都用锡造。而锡矿主要产于南方,所以之前的造假钱,也主要是江南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造假钱,在首都造假钱哪那么容易。帝国发行新钱,筹备很久,对于打击假钱肯定是有周密的准备,严格的监控的。开炉造钱,繁琐的技术,巨大的场所,巨大的声响和烟雾,大量的人工,严厉的官方打击,单靠民间自发,在首都附近神不知鬼不觉的,如此短的时间里就造出数以百亿计,以至于把物价冲击到几十倍,上百倍的假钱,这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真正把帝国中央,把第五琦团队在一两个月,就彻底击垮的,绝不是民间自发的行为,而是有组织的对抗。那么,是谁在与帝国作对,他们又是怎么样给予帝国以沉重的打击的呢请看中篇——决定性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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