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研究】王帅：冷战的终结与欧洲主导权之争-英、法、美、苏四大国围绕新欧洲秩序的战略互动

内容提要

两德统一、雅尔塔体系变革、东西方冷战终结之际,以两大联盟体系对立以及两德分裂为核心的欧洲旧秩序的瓦解,自然将应创制何种新秩序问题提上了台面。英、法、美、苏等欧洲主要力量围绕着新欧洲秩序展开了密集的战略互动与竞争。四大国构建新欧洲秩序的主要落脚点在于约束重新统一的德国并最大程度地争夺未来欧洲事务的主导权。苏联的"泛欧主义"构想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的抵制,它不可避免地早早退出了新秩序竞争的舞台。法、美"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之争更为激烈,其竞争的结果,一方面促动了法国加速推进以欧共体建设为表征的"欧洲主义"进程,另一方面也促使美国主导推动了冠之以说服苏联接受两德统一为名的、英法极不情愿的大西洋联盟从军事到政治的转型。 

东欧剧变与两德统一宣告了东西方两极冷战格局的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全面规制欧洲经济、政治与军事安排的雅尔塔体系面临着巨大的变革挑战。面对一个意识形态与军事对抗逐步弱化的欧洲，一个即将再度出现统一德意志民族的欧洲，一个东西方经济不断交互融合的欧洲，应建立起何种新地区秩序以对传统的经济、政治、军事权力予以再分配，是一个不仅关乎能否成功防范德国重新崛起为新的地区霸权，而且关乎四大国自身能否在未来的欧洲谋得一席之地的根本战略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较为关注冷战终结这段时期主要国家的相关政策。约翰·加迪斯、弗雷德里克·波佐、安德雷·戈拉切夫等历史学家分别考察了美、法、苏的政策及在其冷战终结中扮演的角色，另一些学者则以双边关系为棱镜侧重检视大国在该时期的目标与互动。这些论著为认清欧洲主要力量的大致诉求与政策交互奠定了基础，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初步讨论这一时期欧洲局势的著述。

上述研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研究的视角较为单一，要么以一国、至多以双边为基础，难以总体把握行为体之间的联动进程。二是研究的内容相对碎化，缺乏从战略高度考察各国的核心诉求。只有认清各国渴望在冷战后获得一个什么样的“胜果”或能够接受吞下一颗什么样的“苦果”，才能解释其在冷战终结进程中那些碎片化的、可能看似矛盾、实则连贯的政策;也只有通过对目标、结果的比照分析，才能对主要国家在冷战终结这一环节上的政策给出合理评价。三是立论依据不尽准确。囿于史料，多数研究立足于上世纪90年代当期的政府公报、新闻报道等素材，缺乏外交档案佐证，对国家目标与诉求的判断有失偏颇。

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多国档案为支撑、以多边外交为视角、从战略高度出发，系统阐释英、法、美、苏四大国对欧洲未来的整体战略诉求，并厘清不同战略立场间的互动及其后果，以此窥探格局转换与体系变迁时主要大国间的互动逻辑。

1四大国对新欧洲秩序的战略考量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以及西方联盟的领导，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起以北约为基石的联盟体系是其维持领导地位、应对USSR挑战的关键。随着USSR的逐步衰落，华沙条约趋于解体，西方联盟敌人的轮廓渐渐模糊。新问题随之产生，美国是否需要继续留在欧洲保护欧洲免受USSR的安全威胁，是否需要继续介入欧洲事务维护它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这些成为布什政府无法回避的根本性战略问题。

布什在北约布鲁塞尔峰会上的发言给出了答案，同时也勾勒出美国对于新欧洲秩序设想的大致轮廓。“美国将继续成为欧洲的一支力量，这意味着美国将保持介入欧洲的未来以及我们的共同防务”;“欧洲正在改变，我们也将作出改变。我们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能够构筑新欧洲以及新大西洋主义的基石”。可见，“从根本上说，美国决定在冷战结束后维持欧洲现状并且继续介入欧洲事务”。而且，美国也将跨大西洋关系及北约作为奠定新欧洲秩序的基石。1989年12月16日，布什、美国国务卿贝克与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对话加深了人们对美国新欧洲战略的理解。贝克对密特朗表示:“在新时代我们需要更新机制。当我们持续削弱美国在欧存在时，北约、欧共体、欧安会需要被重新评估。根本在于，美国的军事存在减少时我们应增强我们跨大西洋的政治纽带。”“随着北约军事职能的削弱，它需要强化政治角色”，“就政治磋商而言，我们可以在北约中讨论地区事务”。这反映出，美国不仅打算持续介入欧洲事务，还就此指明了如何介入欧洲事务——通过北约改制并赋予其更多的政治职能来实现对欧洲事务的政治与军事上的双重领导。

USSR对欧洲新秩序的设想与美国大相径庭。鉴于“华沙条约”正处于不断瓦解中，为了避免陷入“冷战失败者”的形象并在现实意义上保障自身安全，USSR主张解散现有两大联盟体系，建立一个取而代之的、包括USSR在内的“泛欧安全结构”。1990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真理报》采访时表示:“德国统一的进程与欧洲进程是天然相连且一体两面的，而欧洲进程的内核便是构建一个替代集团体系的新欧洲安全结构。”USSR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消息报》上也暗示“只要北约的政策在泛欧安全结构中作出根本性改变，USSR也就没有理由反对德国的北约身份”。在USSR眼中，能有效实现新欧洲安全结构的最佳载体是推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建设。戈尔巴乔夫3月7日再次接受《真理报》采访时表示:“一旦欧洲进程与维也纳进程取得进展，我们将进入赫尔辛基II阶段(欧安会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北约和华约将从军事—政治组织转变为政治组织。”4月中，谢瓦尔德纳泽以社论的形式公开谈及推动欧安会建设的具体倡议:每两年召开一次欧安会峰会、每年召开两次部长级会晤、创设欧安会秘书处、建立一个减少武装冲突风险的控制中心等，他同时建议，北约与华约长期而言将逐步融入到扩大了的欧安会机制当中。

法国在新欧洲秩序上的战略立场既不同于USSR，也不同于美国。戴高乐以来的多位法国总统一脉相承地认为，USSR对欧洲大陆威胁的消失就意味着“美国在欧洲的存在肯定值得怀疑。而美国的退出，是冷战后的欧洲出现新秩序的核心前提”。密特朗深信“一旦德国实现统一并且摆脱了USSR的军事力量，它将不会再接受盟国在其国土上驻扎军事力量”。故，法国版的新欧洲秩序决不是一个建立在跨大西洋关系基础上的、接受美国继续在军事和政治上实施领导的地区秩序。

然而，拒绝接受美国对欧洲的继续领导，不等于支持USSR的解散两大联盟体系的构想。法国的想法是，将以法德为轴心的欧洲共同体建成经济、政治以及战略上的一体化组织，围绕欧共体为核心创设一种既能够摆脱美国领导，又能够框住德国的新欧洲秩序。不过，欧洲人自己的防务体系尚未建立，失去北约后欧洲不存在一个有力的政治—军事框架来约束德国，因此，法国又不得不勉强接受美国在欧洲的象征性驻军以维护自身安全，不得不勉强支持德国应加入北约以接受西方联盟对其实施有力控制。在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手段约束德国的情况下，法国不会支持解散大西洋联盟。

总的来说，法国对新欧洲秩序的基本设想是:长期而言通过发展欧共体这一机制来削弱北约，摆脱美国的领导并约束德国。但在欧洲自身的安全防务能力得到增强以前，继续通过跨大西洋关系及北约来约束德国并防卫欧洲。

英国对新欧洲秩序的设想体现在1990年2月23日外交大臣赫德与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一次谈话中。赫德认为英国应提出一些自身的积极想法，“最有希望的领域是制定一份增强和扩大欧安会的方案……也可以审视欧洲理事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欧安会框架融合为一种更亲密的关系”，“在欧共体方面我们需要遵循一条类似的路线，并努力通过提出一些我们自己的关于共同体未来的想法以少走弯路”。

撒切尔认为英国已在欧共体上成功地提出了很多倡议。“我们不能承诺加入德洛尔第二及第三阶段，也不可能加入共同汇率机制。”从更大层面上讲撒切尔没有准备好带领英国进入欧洲联邦赫德同意这决不会成为英国政府的目标。撒切尔建议，将积极发展欧共体这一焦点转移到建立一个更宽泛的欧洲协会，包括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以及东欧国家，长期来说还包括USSR。“总的来说，她不想看到任何能够导致一个更加严格与限制的欧洲，她的兴趣在于寻求一个机会与更为开放的欧洲。”在赫德与撒切尔对话的第二天(2月24日)，英国外交部同美国国安会接触时便提议，“将德国更为信服地最终置于一个欧安会的欧洲安全结构，比当下的事实更有说服力”，他还建议美国加速欧安会峰会的准备工作。撒切尔当天与布什的通话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她一方面强调北约从军事上约束德国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表明:“我们也需要一个更为广泛的政治架构来谈论欧洲安全，这必须包括USSR和美国在内。最好的进程便是增强和建设欧安会框架。这不仅有助于防止USSR的孤立，还有助于平衡德国在欧洲的主导。”

概而论之，在撒切尔看来，新欧洲秩序是一个在安全上依赖北约，在政治上依赖一个将美、苏共同囊括在内的欧安会机制，在经济上依赖一个松散和开放的欧洲共同体的多元化选择。英国不能接受法国“将以法德为轴心的欧共体发展成一个决定欧洲未来的多元机制”的想法，也不能接受USSR“立即消解两大军事联盟并把军事和政治权力都移交给欧安会”的主张，至于美国提出的把北约发展成为一个涵盖政治与军事双重职能的机构，英国也并不热衷——从长远上看，这不但孤立了USSR，而且在欧陆之上也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遏制德国。

2被孤立的“泛欧主义”

四大国对于新欧洲秩序、约束统一德国的路径设计是迥然不同的。美国的大西洋主义、USSR的泛欧主义、法国的欧洲主义、英国的多元主义之间，在1990年的上半年呈现出一幅大国博弈的场景。在几种主义的竞争中，结构性权力迅速下滑的USSR，其融入欧洲、分享欧洲领导权的泛欧主义构想很快退出了新欧洲秩序的实质性竞争。

首先，潜在的支持者英国逐步淡出。尽管撒切尔的英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发展欧安会，但主要目的是在政治上避免孤立USSR并对德国实施美、苏双重遏制，安全上英国仍然是一个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USSR解散现有联盟体系、建立新欧洲安全结构的主张在撒切尔眼中并不是约束德国的最佳方案。而且，发展欧安会的构想在英、美对话中数度遭到美国的排斥。2月2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布莱克维尔与英国外交部的伍德的对话、2月24日布什与撒切尔的通话、4月13日撒切尔与布什的会晤，无不提醒英国“欧安会不能取代北约、美国不想要所有的政治职能都落在欧安会当中”。可见，在欧安会问题上，英国发展它是为了将USSR从政治层面吸纳进欧洲来遏制德国，而USSR则是想利用它来打破军事联盟，英苏间可谓貌合神离。而且，发展欧安会显然与美国的战略目标相抵触。这就使得英国政府逐步淡化了建设欧安会的主张。撒切尔最终无奈地对布什承认“需要加强跨大西洋的政治磋商”。

其次，法国从支持到边缘化泛欧主义。1989年的法国为了保证戈尔巴乔夫的继续执政并给欧洲安全营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曾一度坚持要求召开一次欧安会峰会，以满足戈尔巴乔夫的将欧安会峰会之实用作肃清国内反对势力的需要。但从1990年开始，法国逐步发现USSR的根本目标不仅仅是维持戈尔巴乔夫的执政地位，而是竭尽所能地分化大西洋联盟，这与法国“在当前仍依靠跨大西洋关系以及北约来约束德国并防卫欧洲”的理念相距甚远。1990年2月15日密特朗与科尔会晤时就已经出现了在对欧安会态度上的转变。密特朗告诉科尔欧安会太大，解决不了问题。3月底法国外长杜马与谢瓦尔德纳泽的会晤证实了法国放弃欧安会及泛欧主义构想:USSR提出把德国统一与建立一个新的欧洲安全结构同步时，法国以“不应过度地扩大六国权威”为由予以拒绝。待到4月19日密特朗与布什在基拉戈会晤时，密特朗明确向布什表态:“在欧安会问题上，你比我更加犹豫一些，但我们都是不是空想家，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再次，美国始终推行言语上支持欧安会、行动上排斥泛欧主义的路线。不论是1989年12月4日布什在布鲁塞尔北约峰会上的演讲，还是贝克在柏林的公开演说，都公开声称要将北约、欧共体、欧安会作为欧洲未来的三根主要支柱。然而，这种同时强调其他两大主义的宣传并不能掩盖美国对泛欧主义与欧安会机制的真心排斥。密特朗1989年提议召开欧安会峰会时，布什显然持保留意见;德美戴维营对话中布什告诫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称，虽说需要大而化之地强调欧安会建设，但“总理必须同意欧安会不能够取代北约成为西方的西欧战略防御的基石”;他还提醒撒切尔，相对于欧安会来说“北约是第一位的”;在联邦德国国内刚刚出现一些“解散两大联盟、建设泛欧安全结构”的苗头时，美国立即警告联邦德国外长根舍“在欧安会问题上……在安全方面的强化将削弱北约”。4月4日，谢瓦尔德纳泽访美时，布什则坦率地向USSR外长表达了美国对欧安会以及集体安全的消极立场:“欧安会将是新欧洲的一根重要支柱，但我们不应该超出其职能让它做得更多。但凡能够回忆起欧洲不处于和平状态的人们，是不会想要重回注定要失败的集体安全这一构想的。”

总体而言，失去了英、法、美支持的泛欧主义构想，在国际舞台上很难找到支持它的市场。尽管戈尔巴乔夫心知肚明，抱怨“美国好像并不想发展一个把USSR包括在内的欧洲进程”，但USSR对新欧洲秩序的设计不可避免地早早退出了制度竞争的舞台。

3法、美“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之争

如果说泛欧主义还没有登上竞争舞台就已经被主要竞争者所抛弃，那么同时期的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的竞争则要激烈得多。

法、美不同立场间的初次碰撞，发生在1989年底布什与密特朗的圣马丁会晤。贝克向法国提出，美国减少军事存在意味着应增强跨大西洋关系的政治纽带，希望北约能够充当讨论地区事务的政治磋商机构。杜马质疑:“让北约肩负起一切责任看起来是不合适的……地区问题可以双边讨论，为什么要在北约当中讨论?”贝克进一步解释美国想要在双边的基础上增强北约的磋商性，密特朗含糊地总结:“USSR的情况可能改变并发生军事叛乱。不过，如果到2000年我们都不再有战略敌人，我接受(北约)框架，但对其内容持保留意见。”法、美的初步交锋表明，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争论的焦点在于要不要对北约推行从军事职能到政治职能的转变。

1990年上半年，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的竞争步入了白热化阶段。一方面法国频频对北约发难，试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将北约边缘化并凸显欧共体在政治层面的主导地位。1月5日的七国集团会议上，当美国试图创设“一种合适的机制”用于美欧联结而努力时，法国代表却提出“欧洲必须为美、苏同时离开欧洲做好准备”。1月20日的欧共体外长会议上，各国讨论了与东欧国家的合作事宜并支持在1990年召开一次欧安会峰会。这种绕过美国和北约，凸显欧共体政治作用的动作在美国人眼里显然已经“捆绑住了美国的手脚”。2月中旬，密特朗已公开谈论两大联盟将在十年内消失、德国是否加入一个注定要解体的北约应根据联邦德国自身的意愿行事。

法国边缘化北约、轻视北约的行为使美国感到不安。美国深信，“在法国政策制定者的中长期谋划中，基本上没有美国的存在。法国确信美国将按照它们想象的那样从欧洲撤出，随着时间的推进好像我们已经离开了一样”。

另一方面，美国通过三条不同路径对弱化大西洋关系的企图作出回应。

第一，寻求英、德支持北约的地位及北约改革。1990年1月，美国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向科尔抱怨法国以及欧共体绕开美国在召开欧安会峰会问题上自行其是，他奉劝科尔“必须找到一条共同路径来讨论和磋商事务。因为美国没有在欧共体委员会当中而主要在北约中讨论问题，北约仍然是美国联结欧洲的基本纽带”。科尔无奈地表示，联邦德国不会在法国与美国之间选边站，二者对德国来说都同等重要，德国既要同法国强化欧洲建设，也不会将美国排斥出欧洲。4月13日，布什提醒撒切尔:“北约代表着我们与欧洲的政治联结。我认为美国维持自身在欧洲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但如果没有一个有力的北约，我不明白如何实现这一点。不是为了强调与法国的任何不同，但它们似乎不明白局势。”他接着向撒切尔提出了召开北约峰会以强化北约磋商议事职能的要求。

第二，警示法国北约之于美国及欧洲未来的重要意义。3月9日，密特朗的助手阿塔利在白宫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对话。斯考克罗夫特对阿塔利提出:“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美国担忧其在欧洲的存在与角色将失去正当性。正因如此，政府在国会中正面临着非常巨大的孤立主义压力，这就有可能导致，如果德国要求美国撤出，美国的力量便会撤出。”斯考克罗夫特进一步向阿塔利解释说，美国对于欧洲可能重现的政治不稳定表示关切，这种政治不稳定“已经致使欧洲卷入两场战争”，美国因而想要创设一种“政治框架”，用以证明，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美国军事存在仍是合理的，而实现这一框架最好的路径便是利用北约。

第三，从实际行动上推行北约多元发展。从1990年2月到4月，美国试图从各个层面扩大北约的职责并使之成为讨论欧洲及国际事务的中心。如，试图在北约机构中讨论区域外议题以及其他的诸如打击恐怖主义、禁毒等需要地区合作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努力使东方国家与北约间的对话机制化;使处理德国问题的六方机制与北约机构相互协调，要求联邦德国向北约成员国通报统一事宜以彰显北约权威等。

到了3月底4月初，法、美彼此的竞争仍在上演。法国继续不加掩饰地公开宣扬它弱化北约的构想，而华盛顿也越来越怀疑巴黎正在推进一种系统性计划，阻挠其维持北约以及在欧洲继续存在。1990年4月中旬法美最高领导人基拉戈会晤暂且缓解了这种尴尬的局面。布什首先表明美国态度:“我们不打算寻求欧共体圆桌上的第十三个席位，欧安会也不能够成为欧洲安全的保护者。我们确实仰仗于北约角色的扩大……我们尊重法国在北约中的历史地位。我们不认为美国想要的与法国的利益相抵触。”密特朗质问道:“北约的角色已经够大了。它还能如何更大?”布什解释说，北约的角色正处于转变中，它有助于抵制不稳定情况，“这个组织必须具备弹性”。密特朗随之抛出“欧洲邦联”构想:大西洋同盟是用来讨论“欧洲安全与均势”的有关组织，而“新的情况正在出现，新的机遇正在东欧国家出现。这些国家应加入一个包含着我们共同关切的邦联化组织。这是长期的构想，并且邦联也将与美国保持结盟”。随后，密特朗主动提出已准备好召集一次北约会议来商讨这些问题。

在随后的最高领导人与外长的联合会晤中，密特朗针对大西洋联盟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在北约的角色问题上，我们的答案是十分简单的。北约在所有的安全事务以及与欧洲政治均势相关的事务上享有权威是自然的……非常简单，美军的继续存在是必要的……北约应讨论欧安会，要么在定期会晤中，要么在北约特别会议中。如果要召开欧安会峰会，最好是先召开北约会议。”其后，密特朗向美国详细阐明了他的欧洲邦联构想。说明这并不是一个试图将美国排除在外的设计，而是为了让那些贫穷和没有尊严的东欧国家能够找到自身的容纳场。他认为美国在将来也必须参与到欧洲的政治发展当中，“我们需要发展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布什表示将在北约峰会上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法、美基拉戈会晤是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之争的一次关键性会晤。法国对于北约到底要不要政治化实际上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1989年底法国还概不承认北约需要扩大职能并推进政治转型，到了1990年春，密特朗就已承认应该召开一次联盟会议来详细讨论北约到底应如何转型。这种态度上转变的原因是:在欧洲独立自主的一体防务能力建成以前，与美国开展全球性战略竞争是困难的、并不现实的，而且，从加剧紧张的法、美关系中法国得不到任何好处，还很有可能迫使德国选边站并损害法、德关系和欧共体建设。

虽然法、美同意召开一次北约峰会来讨论北约将何去何从，但彼此对于跨大西洋关系根深蒂固的分歧依旧存在，法美之间的“辩论才刚刚开始”。

4“欧洲主义”的加速

法美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之争的后果，不仅使得召开一次北约峰会成为了大西洋联盟内部的暂时共识，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以欧洲一体化为表征的欧洲主义的加速。在法国看来，通过从经济到政治的一体化来推动欧共体的自我武装，并使之尽快成为吸收东欧国家的主要平台以及讨论地区事务的实体机构，是保证其在与北约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条件。得益于法、美制度竞争的压力以及德国统一的活力，法、德在欧共体建设上的互动与协作有力推动了共同体的发展，为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成功签署奠定了基础。

1990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主要涵盖两个层面，一是东德以什么样的形式加入欧共体，二是欧共体本身在制度建设上将取得什么样的预期进展。

欧共体委员会德洛尔(Jacques Delors)在1990年1月召开的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发表声明，一方面呼吁共同体应在吸收东德问题上保持开放与包容，给予东德特殊照顾，可以让东德不同于其他东欧国家而享有入盟特权;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联邦德国欧洲建设路径的支持——发展一个既包括经济与货币联盟(法国极力推动的)，又包括成员国间政治合作的“欧洲联邦”(联邦德国主张的)。“欧洲联邦”构想显然与密特朗先行推动经货联盟深化、再考虑政治联盟的“欧洲邦联”计划相矛盾，但迎合了科尔“至少保持政治联盟与经济联盟同步发展”的主张。科尔对德洛尔表示赞赏，密特朗认为这是“非常不谨慎的”。

不过，虽然对德洛尔建议的第一反应是消极的，但这推动了法国国内开始思考，如何将东德纳入到欧共体才最符合法国的利益。密特朗负责欧共体事务的助手吉古在给密特朗的备忘录中对东德入盟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

如果东德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那么联邦德国将竭其所能地使它加入到共同体，这样的结果是重大的。东德将在欧洲理事会当中获得自己的投票权，这就增加了联邦德国在理事会中的权重，并且也将接收到较大比重的结构资金。它可能仍是华沙条约的一员，这对欧洲政治的发展来说将是个问题。并且，最终事实是，十分再难拒绝奥利地加入共同体，这也就意味着欧共体中最终将有三个德语国家……对法国和欧洲来说，较好的方式便是通过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吞并来实现德国统一。

在此考虑下，法国不仅一改之前拒绝东德快速入盟的姿态，而且还鼓励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采取直接吞并的方式实现快速统一，从欧共体层面看，这至少看起来是一种损失最小的选择。

此外，在欧共体的制度建设问题上，法德间的考量与互动要比东德入盟问题复杂得多。密特朗将重心放在了优先发展经货联盟的建设上只有通过更为紧密的经货联盟才能遏制德国潜在的经济霸权。科尔把重心放在了政治联盟建设上，德国亟需通过欧洲政治联盟的复苏来给统一寻找一个合法、合理的欧洲框架。

鉴于两德内部形势的快速推进，法国国内开始出现支持尽快推进政治联盟的想法。吉古建议密特朗召开一次欧洲理事会特别会议来讨论如何推进政治联盟建设，密特朗未做回应。德洛尔以及欧共体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豪伊支持这一想法，豪伊2月13日写信给科尔和密特朗，发出了在4月底召开都柏林欧洲理事会特别会议的邀请。密特朗在与科尔的爱丽舍宫会晤中虽同意召开一次非正式的欧洲理事会，但分歧依旧。密特朗要求将经货联盟政府间会议的日期(原定于1990年12月召开)提前，科尔表示这是“不可能的”。

密特朗之所以在2月中旬仍遵循法国建设欧洲的传统政策，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1989年12月的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上，密特朗以不公开反对两德统一为条件，把法国建设欧洲的路径强加到德国头上，进一步测探科尔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跟随法国路径、照顾法国意愿。第二，1990年2月中旬法、美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之争还看不到明朗的结果，美国尚未打出一套全面应对法国挑战的组合拳，密特朗还缺乏足够的外部压力加速共同体建设。第三，密特朗仍然对科尔的表现不满。这种不满一方面是出于科尔在波—德边界问题上的模糊立场，另一方面是出于他在两德统一进程上不顾一切的冒进。

3月中旬后，法、德双方都面临着新局势。联邦德国方面，鉴于第一次“2+4”官员级会晤的顺利召开，安全议题上日趋牢固的德、美一致性以及边界问题上取得的不小进展，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上有所动作以避免它成为统一路上拖沓的绊脚石是当务之急。法国方面，越来越明显的大西洋主义的压力以及因边界问题所产生的有损法、德关系的矛盾，都促使它需要对外展示法德合作依旧紧密。

3月15日，联邦德国再次倡议，如果政治联盟被实际推动，那么可以接受将经货联盟的政府间会议从12月提前至9或10月。法国顺势应允与德国磋商一项关于政治联盟的共同倡议。3月中旬后，欧洲建设问题已从要不要推动建设政治联盟转到如何建设政治联盟上。4月11—19日，爱丽舍宫与联邦总理府的工作班子持续争执了一周多，考虑到21日外长非正式会议迫在眉睫，法、德最终就共同倡议达成了一致，且由科尔和密特朗以共同信件的形式递交给了豪伊。

在4月28日的都柏林欧洲理事会上，虽然法德共同倡议中有关“召开政治联盟政府间会议”的提议遭到了以英国为首的部分国家的反对瑏瑣，但理事会承诺，在6月底的正式峰会上提出并批准召开与经货联盟政府间会议平行的第二个政府间会议。6月25日都柏林欧洲理事会正式会议上，共同体决定在12月13日的罗马欧洲理事会上启动经货联盟的政府间会议，同时在12月14日启动政治联盟的政府间会议。1991年12月《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与《政治联盟条约》被汇入了标志着欧盟成立的《欧盟条约》，法德关于政治联盟目标与内容的争吵也尘埃落定。

1990年上半年，法德在欧洲一体化上的“突飞猛进”不是心血来潮的偶然。一方面，德国统一是欧洲一体化取得进步的催化剂。欧洲认为，将一个统一的德国嵌入欧洲框架是约束这个潜在地区霸权的最佳手段，因而，欧洲人从推动欧洲进程中捆住了德国巨人，德国人从推进欧洲进程中得到了欧洲对统一的支持，这是欧洲一体化的“双重用途”。另一方面，被忽视的是法美关于欧洲主导权的争夺，是法国在欧洲发展路径上积极同德国妥协的动因。只要一体化欧洲前进得越快，大西洋的纽带就越显得多余，这是欧洲一体化的“第三重用途”。

5不甘落后的“大西洋主义”

法、美“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之争不仅仅体现在密特朗对欧洲政治联盟从保守到支持的态度转变，而且也体现在美国对北约政治转型所做的努力。从1990年开始，伴随法国边缘化北约的意图越发明显以及德国统一的前景逐步明朗，推动北约战略调整在美国看来已是刻不容缓的事。

2月10日，布什、斯考克罗夫特与北约秘书长韦尔纳会晤时，韦尔纳向美国指明了北约如何避免被边缘化及北约未来的发展方向——“赋予美国参与欧洲事务的政治角色”。布什询问“能否通过使北约承担更小的军事角色来实现这一关切”，韦尔纳作出肯定回答。

总的来说，北约领导人与美国商定的避免北约被边缘化的路径有三:一是使统一的德国牢牢嵌入北约框架;二是使北约与重要的政治事件联结以发挥其政治效用;三是使北约承担更小的军事角色。这就不难理解美国在1990年上半年的几个重要动作:以支持两德统一为条件迫使联邦德国坚定地承诺统一后的德国须加入北约;极力使讨论德国问题的“六方会谈”与北约机制保持联结，要求科尔前往北约汇报统一的相关情况等;考虑终止在欧洲的短程核武器现代化项目(FOTL)并推动欧洲常规武装力量裁军(CFE)谈判。

将北约与重大政治事件联结、使北约承担更小军事角色，都离不开北约主要盟友的支持。4月初，美国国内一致同意推进一项“野心勃勃的北约峰会计划”来讨论北约改革，并计划在4月中旬与英、法领导人进一步磋商峰会事宜。

4月13日的英美对话，布什首次提出了召开北约峰会的想法。他认为在他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后立即召开一次北约峰会是及时的，这有利于他把会晤情况向盟友通报，也有利于撒切尔在同戈尔巴乔夫会晤后向北约通报。撒切尔认为必须在所有的细节都作出研判后才能召开北约峰会，斯考克罗夫特询问能否在6月召开峰会，撒切尔表示:“如果峰会在6月召开，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有力地确保每一方在重要问题上都能参与，包括法国——法国认为欧洲人自己应该做得更多。”这大致表明，只要法国同意召开峰会，英国就不会阻挠。

布什与密特朗4月19日基拉戈会晤成为了北约峰会能否召开的关键。由于法国已经做好妥协的打算，所以密特朗主动提出召开北约峰会以研判北约的战略调整，这使美国非常满意。但为了避免进一步挑动法国的神经，布什对密特朗没有像对撒切尔那样表明北约峰会的召开时间。这样一来，主要北约盟国基本达成共识，即在1990年底之前召开北约峰会，讨论欧洲的军事安全以及北约在新欧洲中的角色，尚未确定的是峰会召开的具体时间。

USSR的“泛欧主义”构想却无意中帮助美国加速了北约峰会的召开。2月，USSR多次通过媒体向西方传达想要构建一个泛欧安全结构的想法。在USSR看来，建立泛欧安全结构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使现有的两大联盟体系发生根本性转变——从军事—政治组织转变为政治性组织以减少军事对抗。这就正好迎合了美国“将北约转型成一个政治、军事职能兼具的机构”之诉求。因此，推进北约政治转型成为了说服USSR接受德国北约身份的有效手段，而且，美国还可以利用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服西方盟友尽快召开北约峰会、尽快推进北约转型。

法美基拉戈会晤仅4天后，美国对法国表达了在6月底或7月初召开北约峰会的想法，原因是“尽快实现USSR接受统一德国的北约身份之前景”。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基拉戈会晤法美达成的大体一致，巴黎原本希望用更多时间去考虑北约政治转型并最终设想在年底召开峰会。然而，密特朗没有对美国加速北约峰会的建议提出异议，在他看来，遏制德国比遏制“大西洋主义”更重要，但法国也警告西方盟友不得主动与USSR讨论北约的战略问题，它担心USSR在北约转型上的胃口越大，就越贴合美国人的利益。

对北约峰会召开时间问题有着不同意见的却是联邦德国。联邦政府虽明白峰会将使“2+4”谈判的前景变得更加光明，但同样认为峰会将就德国的北约身份发表一份公开声明。6月底7月初召开峰会，时间上在苏共二十八大(7月3日开始)召开之前，这意味着在USSR高层展开磋商前就将西方与USSR的分歧暴露给USSR看，其结果无疑将迫使USSR的立场趋于强硬，并可能最终损害“2+4”进程以及两德统一。科尔要求贝克无论如何都不应在7月2日—3日苏共二十八大之前召开北约峰会。

在德国的建议下，布什最终将峰会时间定在了7月5—6日。选择与苏共二十八大同时召开北约峰会，既不会使USSR各派拿“全德北约身份”这一宣言在会议一开始就向戈尔巴乔夫发起诘难，同时又可以将北约战略转向这一对苏示好信号及时传达给USSR并巩固戈尔巴乔夫的地位。

法德4月底在欧洲进程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主要盟国对北约改革并不明朗的态度，以及USSR一再强调北约峰会的结果之于德国统一的重要意义，都促动美国须尽快明晰北约改革的具体路径。“大西洋主义”在5月进入了不甘落后的加速期。

经美国国内讨论，一份涉及强化北约政治角色、削减北约核常力量、调整北约核战略及军事战略的峰会宣言于6月21日正式出台。布什将草案发送给了科尔、撒切尔、密特朗、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Giulio Andreotti)以及韦尔纳。

美国的三大主要盟友德、英、法对这份宣言草案的态度各不相同。对联邦德国来说，峰会宣言在裁军以及政治转型上有多积极，就意味着USSR有多大可能对德国的北约身份亮绿灯，因而，联邦政府几乎全盘接受了宣言。由于地理上的原因，英国对于大幅度裁军以及将北约核战略从“前沿部署”“灵活反应”转变到“诉诸最后手段”等十分忧虑，撒切尔表示她不能接受这些吸引眼球的、不切实际的建议，她认为应由主要盟国重新起草宣言。密特朗没有撒切尔那样激烈，但也不出意料地对于北约政治化的努力表示不满。

这种情况下，美国动用了它所能动用的一切外交手段来确保峰会宣言得以顺利通过。

第一，绕过官僚机构的冗长讨论，直接向高层领导人施压商定宣言。宣言出台后，美国只在英、法、德、意四大盟国间进行传播，直到6月29日才将宣言传送到一些中小盟国，这给盟国留下的反应时间并不多。美国也反对通过北约的传统方式，即经各国驻布鲁塞尔的代表就草案展开磋商，它只允许草案在峰会上由各国外长直接讨论议定，不允许各国代表重新起草草案。

第二，争取尽可能多的中小国家支持，孤立英、法两大障碍。峰会召开前，布什分别与比利时首相威尔弗里德·马腾斯、荷兰首相路德·鲁伯斯以及丹麦首相鲍尔·施吕特通电话，他施压式地强调这次峰会及峰会宣言在联盟历史当中的转折点地位，并取得了这三个北约伙伴的全力支持。

第三，对英国采取恩威并施的双重策略。一方面布什7月1日给撒切尔的信中先是逐条解释了草案的内容并尽力使英国放心，另一方面也坚定地拒绝了英国重起草案的要求，他警告称:“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如今需要决定，她是否愿意在这次北约领导人的关键会议上冒险制造一次英美分裂。”

第四，对法国采取安抚怀柔策略。由于法国在北约中的特殊地位，美国无法像对待英国那样胁迫法国就范。一方面，布什亲自对密特朗解释，在峰会上可就具体问题磋商，这份宣言“既不会挑战法国与联盟的传统关系，也不会削减法国在欧洲未来防务安排中的灵活性”。另一方面，美国也试图利用法德友好关系劝说法国。布莱克维尔在与科尔的助手特尔切克通话中，敦促德国做法国的工作，以使美、法、德保持一致并在峰会上孤立撒切尔。法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囿于法德关系，才对美国的这份宣言保持了总体支持的立场。

7月5日的伦敦北约峰会上，尽管撒切尔与密特朗依旧对峰会宣言提出了各种批评意见但标志着北约转型的峰会宣言经些许调整后最终得以顺利通过。站在美国的立场看，这是一次成功的峰会，它不仅在获得USSR对德国北约身份的认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而且也帮助美国赢得了“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之争的阶段性胜利。站在法国的角度看，虽然在“欧洲主义”上业已取得了实质性进步，但它显然无力阻止“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的齐头并进，密特朗在峰会结束时也故意疏远了法国与整个峰会宣言的结果。

余 论

以东欧剧变、两德统一为标志的一连串重大政治事件，严重动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全面规制欧洲经济、政治与军事安排的雅尔塔体系。英、法、美、苏四大战胜国在格局转换与体系变迁之际都设计出了符合自身利益的新欧洲秩序。美国以胜利者的姿态试图继续以大西洋联盟为基石固其在欧洲的既有统治地位并填补USSR离开后的“权力真空”。而作为“战败”一方的USSR，为了避免冷战失败者的形象，削弱西方的安全威胁并重新融入到新欧洲，主张全盘打散两大联盟体系并建立一个取而代之的“泛欧安全结构”。对法国来说，欧洲人自己的欧洲共同体才是约束统一德国、摆脱美国统治、填补东欧权力真空的最佳场所。英国则一如既往地展现了它的欧陆均势政策原则，撒切尔将经济、政治与安全分别装在了欧共体、欧安会以及北约三个篮子中，任何国家主导下的任何单一机制似乎都不是统领欧洲的最好方案。

USSR融入欧洲、分享欧洲领导权的“泛欧主义”构想，由于同英、法的根本诉求不同，加上美国不断对盟国施压，因此遭到了西方三国的孤立并退出了新欧洲秩序的竞争。法、美“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之争更为激烈，其争论的焦点在于要不要推进北约的政治转型以使北约承担起吸纳东欧、统领欧洲的责任。法、美间的秩序竞争推进了这一时期“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的齐头并进。一方面，法国放弃了原本可以支持统一为条件而获得联邦德国在欧洲发展路径上的更多让步，转而寻求更加积极地同德国开展协调以推动欧洲进程，在法国看来，只有欧洲一体化前进得越快，大西洋纽带才越显得多余。因而，1990年欧洲一体化的突飞猛进可以用它的三重用途来解释:欧洲通过推进欧洲一体化捆绑住了德国;德国通过推进一体化得到了欧洲对德国统一的支持;法国通过推进一体化谋求对“大西洋主义”的边缘化。另一方面，迫于“欧洲主义”的压力，也为了在表面上迎合USSR转变两大联盟军事属性的要求，美国在英、法的强大阻力下动用了其作为西方联盟领导的几乎一切力量，成功推动了大西洋联盟从军事到政治的转型。作为欧洲地区力量的法、英无力阻止这场联盟的变革。

通过对目标与结果的比照，也就不难对四大国的战略作出评价。在这场争夺欧洲主导权的秩序竞争中，USSR无疑是一个失败者。随着华约以及USSR自身的解体，北约的军事属性及其覆盖范围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USSR面临北约东扩的安全威胁越来越大，其融入欧洲的基本国策也一再被美国人阻挠，不论是在欧洲安全，还是在经济、政治领域它都失去了原本的立足之地。美国则成功地利用大西洋联盟，排除国内孤立主义的干扰，取得了对欧洲的继续控制，并成功地将大西洋联盟拓展到了USSR退出后的真空地带，大西洋联盟的内涵与外延都得到了充实，美国在新欧洲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正是它带领西方赢得冷战后应得的“奖品”。

如果说大西洋联盟有多么成功，就意味着法国有多么失败的话，那法国的确是一个受挫的失败者，但这种评判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推动欧洲建设是法国新欧洲秩序设计中的首要目标，而维持大西洋联盟封闭的军事属性是另一个相对次要的目标。1990年的法国已然“实现了它在冷战结束以后初期的一个主要目标，那就是为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巩固与深化奠定基础”。就阻止大西洋联盟转型这个次要目标而言，法国的行动也是理性的:在USSR看来，联盟转型已是德国统一的先决条件，否定联盟转型就意味着否定德国统一、否定法德关系、否定欧洲一体化，因而，在这种逻辑下，在相互矛盾的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之间，法国理性地选择了维持法德关系并推进共同体建设，并淡化了对北约转型的反对，这是合乎情理的。

英国对冷战后的欧洲设计，没有苏、美、法那般显而易见地争取欧洲主导权的企图，这与它一以贯之的欧陆均势政策有关。从欧陆均势出发，一个统一的德国被很好地置放在了欧共体、北约以及欧安会三重框架内，它重新称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这一点上英国的战略是成功的。不过，在法、德轴心与美国争夺欧洲主导权之中，英国虽然既反对前者，又反对后者,但它反对欧共体建设多一点，反对北约转型少一点，这就使得冷战后的美国在与欧洲本土势力的较量中暂时占了上风。在此意义上讲,英国的战略又是不彻底的、矛盾的。9·11之后美国逐步抽身欧洲，法、德顺势推进欧洲安全、外交、防务一体化进程,英国的尴尬地位也逐步凸显。（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