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何以可能”的历史唯物主义追问
陈立新 | 文
阐 何 历 史 唯 物 追
释 以 可 能 主 义 问
摘要：现代社会以主体性原则为精神向导，自始就面临着自我理解的实际要求与压力，阐释和解释活动正是这种要求的反映与实行，承载着不可失却的时代责任。现代生活运动构成的社会存在，为阐释和解释活动提供了实体性的内容。理解和阐释活动在个体层面上的合理有效开展，就是要穿透物化社会关系的复杂性，破解“原子式个人”的迷思、感觉的贫困化、“坏的主观性”等困境，揭示现实生活中影响人们实践活动的现实关系。只有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解释学才能洞穿现代社会的存在状况，在直面生活世界历史中切中现代社会现实。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追问直接相关于理解和阐释活动的合法性，属于解释学自身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阐释；现代生活；主体性；社会性；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把阐释和理解活动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标举出来，依然需要进一步追问:除了学术意义，理解或阐释是否还有未曾被道说的深刻意味或意义指向?由于海德格尔的努力，解释学从一种有助于理解的“技艺学”上升为“一般解释学”或“基本解释学”。(参见伽达默尔，1999年，第341页;利科尔，第42页)这一本体论跃升固然与海德格尔个人的卓越才华有关，但是否更有可能得益于生活处境变迁的决定性推动呢?倘若理解或阐释的生成动因与人类生活处境的时代变迁有着不可割断的牵涉，那么我们能够游离于这一时代动因的作用而谈论阐释和理解活动的必要性吗?这一提问旨在挑明:经过现代生活洗礼，理解或阐释活动的存在性质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理解或阐释已然不仅仅属于认识或观念层面的活动，而是与人的现实生存筹划本质攸关的必然性活动;在现代生活境遇中，理解或阐释活动乃是人之为人的内在建制之一，有着支撑并确证人的现实存在的重要性。基于此，我们力图在现代生活处境中审视理解或阐释问题，发掘理解或阐释活动的现代生活动因，通过揭示阐释何以可能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动力，展示理解或阐释活动在认识和把握现代生活中富有内容地开展和深入的实际可能性。
一、阐释：反映现代世界自我理解的客观要求
现代世界自始就出现了自我理解与自我确证的要求，且一直保持着实现这种要求的强劲动力。这一有别于以往时代的独特性，抑或是现代生活危机之所迫。问题的这种提法，无疑有着指向现代世界之根本的意蕴，而且合乎逻辑地相关于现代世界的时代精神和运行原则。主体性原则毫无疑问塑造并引领了现代世界的时代精神。在哈贝马斯看来，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是贯彻主体性原则的主要历史事件，现代世界的“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哈贝马斯，第21－22页)。在现代生活的实际进程中，处于历史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是主体性原则的践行者和守望者，在实践中把主体性原则发挥到了极致。马歇尔·伯曼(MarshallBerman)高度评价并认同《共产党宣言》的分析思路，富有启发地指证了资产阶级倡导“积极生活”或“积极行动”的理念，以及永不停息地追求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理想，并概述了资产阶级所做的历史性贡献:(1)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2)解放了“人类发展的能力和冲动”问题，亦即永恒的变化和更新。(参见伯曼，第118、121页)不消说，这两点正是主体性原则的实际运用和发挥。我们在此引进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之说，借以剖析主体性原则的现实开展及其实际效应。
韦伯认为，欧洲宗教改革的所有新教教派都传播一条核心教理，即“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韦伯，第59页)新教教派规制了教徒的“天职”，就是在尘世生活中诚实守信、勤奋工作、积极进取，如此才能死后升入天堂，永享幸福。诸如此类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无疑受惠于主体性原则的激励和引导，并产生了强大的社会感召力，催生了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事业的“社会精神气质”。依韦伯之见，“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同上，第15页)这就是说，新教伦理培育了一种社会精神气质，构建了“资本主义精神”，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动力。
当然，韦伯更多地从正面论证“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资本主义事业的支撑和促进意义，而没有把资本主义世俗生活中的消极负面问题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存在着疏离资本主义现实的缺陷，以至于学术界以“韦伯假说”来概括其学术发现。20世纪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针对韦伯的研究结论，指明资本主义有着双重的起源:如果说韦伯突出说明了“禁欲苦行主义”一面，那么韦尔纳·桑姆巴特(WernerSombrt)则阐述了“贪婪攫取性”的另一面。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谨慎持家精神，以工作为天职的品格塑造;后者则代表了经济和技术领域的那种浮士德式骚动激情，表现为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追求无限体验的贪欲。这两种“原始冲动”的交织构成了现代理性观念，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了“经济冲动力”和“文化冲动力”。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由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与文化三个领域组成，分别服从于不同的“轴心原则”，依循不同的“节奏”而发展。可是，“若不把经济发展当作自己的任务，资本主义存在的理由究竟又是什么呢?”(参见贝尔，第27、29、56、128页)然而，一旦文化领域也遵循商品交换法则，“经济冲动力”就在社会生活体系中确立了霸权地位，“文化冲动力”遂逐渐萎靡。文化力量的式微，意味着生活世界日益丧失本不应失去的文化支撑与引领，社会生活进而陷入没有合法辩护的“文化矛盾”之中。
从生活世界的现象实情来看，在“资本主义精神”激励和引导下，资产阶级建构了现代世界，建造了有史以来最为繁华丰裕的物质生活。如此这般的生活处境，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说法，却因社会结构的偏斜和失衡而陷入内在紧张之中。马克思先期揭示的标识“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正是十分贴切的写照:“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5－776页)19世纪这种二律背反式的生存状况，恰是整个现代社会的生活底色或基本处境。这样我们就需要面对并深思一个问题:面对如火如荼展开的现代生活，人们不能回避，也无法率性选择，但把人置于异化状态的生活境遇则是人类生存所不能容忍的，现代生活的正当性无可辩驳地需要审视和建设。现代世界消极负面的生存状况，提示人们要把视线聚焦于引领现代世界、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思想和文化向导的主体性原则。
笛卡尔提出并论证“我思故我在”原理，实质上是用主体性意识宣告新世界即现代世界的问世，最先在哲学上开启现代世界。当然，要真正把主体性意识提升为现代世界的原则，还要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建设。康德明察笛卡尔理论的缺陷和出路，他所开展的创造性工作，就是阐发“心”之“自发性”机能，构造“我思”作为“行规定者”的绝对效准，用纯形式的“先验统觉”为“我思”添加具有统摄力的内涵，使得以“我思”为内涵和基底的主体性拥有客观有效性和普遍必然性。这样，主体性作为原则便在现代世界正式确立起来。不过，以“我思”亦即意识或自我意识为主体的主体性，说到底还是缺失内容支持的纯形式的主观性。黑格尔不满意这种由知性设定的有限理性，以及其必然抽离现实世界的缺陷，提出“在思维中”自由地把握自己和自然，“使思想、概念与现实得到和解”。(黑格尔，1978年，第7、372页)黑格尔力图修补现代主体性原则缺失内容的虚妄性，为主体性原则增加现实性的内涵支撑，建构了以“绝对精神”为基础的能够“贯通”现实的主体性。哈贝马斯敏锐地指证，黑格尔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参见哈贝马斯，第51页)如果说黑格尔通过阐明主体“在过程中”生产出主体性，并从绝对主体性出发，在“思想领域”实现哲学与现实的和解;那么，着眼于现代社会“观念统治”或“抽象统治”的现状，黑格尔基于绝对主体性所经验到的现代生活，本质上毫无疑问是颠倒的，实则再造了新的神秘主义迷误。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1页)我们通过黑格尔不可能获得有关现代生活之自我理解的满意解答。但黑格尔的努力更加迫切和显著地提醒人们，现代世界之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问题，是不能存而不论的，而是植根于现代生活的历史运动且正处于进行中的时代任务。就此而言，源自于生活世界之确凿无疑的客观要求，现代世界在自我理解中实现自我确证，固然可以在观念层面针对主体性原则开展必要的检视和省思，但本质上这是关乎于现代生活之正当性与合法性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如此这般具有原则高度的问题指向，特别是其蕴藏着关涉于现实的本质重要性，毋庸置疑使得作为学术形式出现的阐释问题，承载着不可否认的时代责任和时代动因，不折不扣地属于现时代自我建设的时代课题。
二、在理解中把握社会存在
现代世界自我理解的时代特征，为阐释之可能提供了一般意义上的推动。深掘并揭示其契合时代精神的实体性内容，有助于我们发现阐释活动现实开展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曾指出:“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现代生活的“历史运动”，就是指现代社会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实际变更，是现代社会这一“实在主体”之自我活动所引起的“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6、252页)既然阐释何以可能的问题在现代生活处境中有其产生且持存的动因，不应成为“空论”的阐释和解释活动理当可以从现代生活的历史运动中获得至为根本的内容;那么，现代生活的历史运动所构成的社会存在，是如何支撑和引领了阐释和解释活动呢?换言之，阐释和解释应当如何从社会存在中获得滋养和助力，从而能够真正参与现代生活的历史运动、富有内容地开展自身呢?
恩格斯的一个论断可以带领我们走进问题之核心:“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只有马克思一个人“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第一次科学说明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并达到无与伦比的透彻和精辟。马克思的研究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力，是资本与劳动关系的主导方面。资本主义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生产的产品是“商品”;第二，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649、650页)那么，在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现代生活中，阐释和解释活动将迎面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域而开展自身呢?我们在此确凿无疑地把“幽灵般的对象性”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在资本主义这个“文明时代”，商品是社会生活的细胞，人们关注的是商品的价值及其增值。作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价值通过一系列外在的形式亦即“对象性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区分了商品体的两种对象性:“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与“价值对象性”。与前者烙上了具体劳动的痕迹迥然相异，“价值对象性”之中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是不可捉摸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1、61页)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商品决定了商品生产者的成败与存亡，左右着人们之间的交往，俨然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拥有谜一般的影响力，那么，这种状况完全与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有关。换言之，求解商品之谜，我们需要把视线对准“价值对象性”。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是“社会的”，构成商品的“社会存在”，标识了现代社会的一般特质。这一划时代的发现，蕴涵着丰富深刻的寓意:在挑明商品价值的创造与决定问题之外，还富有创见地揭示:(1)“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或活劳动，创造商品，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只有“凝固状态”的人类劳动，通过“对象化的形式”或“物化的形式”，才成为价值。这是“价值对象性”的本义。(2)随着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商品交换便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必然现象，平等观念遂发展成为国民“牢固的成见”。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中，商品价值凝结且表现一般人类劳动这一内涵才能被揭示出来。由此可见，“价值对象性”把一切具体的特殊的劳动羽化为一般的人类劳动，且只有通过“全面的社会关系”才能表现出来，而获得社会公认。“价值对象性”蕴藏在商品之中，一般难以发现和辨认，人们日常所看见的则是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于是，消溶在商品中的“价值对象性”就成了虚幻的幽灵般存在，商品体本身充满着能够左右人们命运的神奇魔力。(同上，第52、65、75、83页)
在资本主义时代，幽灵般的“价值对象性”意味着整个社会落入形式与内容严重脱节的存在状态:一方面，社会全部需要的满足或实现要以商品交换的形式来进行;以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商品交换，遵循“可计算性”的合理化原则，呈现出平等与公平的外观;“人的独立性”被鼓动和建立起来，人类发展了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可比拟的主体能力。另一方面，商品本身所负载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皆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掩盖遮蔽起来;整个社会追求交换价值，抽象劳动成为社会生活的原动力，人们本身的社会运动遵循物的运动逻辑而展开;“物的依赖性”越来越隐蔽、越来越自然、越来越巩固地成为社会生活的内在建制。现代社会生活如此这般的矛盾或分裂，虽说确凿无疑地构成了实践难题，但也本质重要地绽露了一个解释学课题:我们究竟如何认识和把握“幽灵般的对象性”，以便可靠有效地切中现代社会的现实?这就要提到两种不同的认识态度。
首先是以“是否存在”为基点的认识态度。这种态度的显著特征，是流连于对问题之“有”或“没有”的简单判定，止步于指认性质的单纯认知。为这种认识态度提供依据的，乃是生活世界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事实”。流俗所见的商品世界，有着不可否认的可感性质，不正是这样的“事实”吗?更有甚者，不少有教养的理论家，居然自觉不自觉地为这样的“事实”输送据说是合理有效的辩护和支持。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发现了“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赋予这些“单个的孤立的”原始人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由此确立“历史的起点”。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这两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虽然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却“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9页注〔32〕)古典经济学家立足于“虚构的原始状态”，把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历史事实，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就此看来，基于所谓的“事实”而作出问题“是否存在”的判断，即便抱着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实际上也只能抓住问题的表面现象或外在形式，而难以触及“事实”的“历史性质”，亦即没有进展到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过程，以至于现实世界及其社会关系依然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经过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或论证，“价值对象性”的神秘性质反而加重了，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黑格尔颇为深刻地把这种认识态度概括为“直接知识论”，指出其特点就是排斥任何中介性，执迷“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理智观念”。如此这般“反对哲学思考”的态度，事实上只是抓住事物外在的表面的关系，在狭隘的片面性与有限性中止步于抽象性和非真实性。(参见黑格尔，1980年，第159、163、167页)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尽人皆知。然而，纺纱机在现代生活世界的存在性质，乃是价值实现与价值增值的媒介，是不变资本。毋宁说，只有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才算得上真正认识了纺纱机;也只有脱离“是否存在”的认识态度，才能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现代社会出现在人们面前的，都是诸如纺纱机之类的表现了“价值对象性”的事物，其实际存在毋庸置疑，已然不需要也不能按照“是否存在”的认识态度进行简单的认知指认，从而进入“何以存在”的追问。“何以存在”的认识态度，不再幼稚粗暴地对实际存在的事物进行存在与否的判定，而是旨在追问事物的来历，亦即探究事物赖以产生和持存的根源，进而把握其存在的必然性。相形之下，采用“何以存在”认识态度具有切中并阐明现代生活境遇的优越性。
在现代生活中，具有社会性质的“价值对象性”，浓缩了现代社会的存在状况，但其存在性质不是像其表现形式那样是现成的、一望便知的东西。这就彰显了认识理解方面的难题:表现形式之于实际内容、外在现象之于内在本质的差异。当然，这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解释学距离”，标识了阐释和解释活动由以开展的基本理由和现实可能性。如果商品体以物的形式反映着生产商品劳动的社会性质，掩盖了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关系，以至于人们在流俗生活中看到的只是有着诱人魔力外观的物，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只有采用“何以存在”认识态度的阐释和解释活动，才能把握商品“价值对象性”的实质，启明“幽灵般的对象性”真相，进而切中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把握社会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阐释和解释活动便获得了实体性的内容，且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充沛的动力支持。
三、洞穿“对象性形式”的合理阐释
基于前述讨论，我们明确了阐释和解释活动与现代生活境遇的不解之缘，以及现代社会存在对于阐释和解释活动的引领和推动。但时代动因的作用毕竟要通过个人的行动才能实现，阐释和解释活动是在人类个体活动中发生并完成的，阐释何以可能的问题无疑在个体阐释活动中有其理由和根据。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对象性形式”及其解释学方面的挑战，可以给我们提供富有启发性的理解线索。
一般说来，人是一个需要对象且不断创设对象的对象性存在物:“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0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凭借自己的“对象性的活动”，创设“对象性形式”，表现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平常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乃是形形色色的“对象性形式”，因为这些“对象性的东西”有着看得见摸得着的外观，现代生活就表现为由无数“对象性形式”交织构成的感性世界。人们正是通过可感的“对象性形式”，评价自己的“对象性的活动”，把握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尽管往往都是不自觉地开展的。
在现代生活中，“对象性形式”具有可变性和多样性，这是不争的事实。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对象性形式”并不总是与“对象性本质”保持一致或同步，适当的差异和距离则是两者之间关联的常态。关键的问题在于，“对象性形式”还有着背离或掩盖“对象性本质”的可能性，甚至是歪曲和颠倒的表达。如此不可避免的“解释学距离”，无疑给人们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马克思提供了一个例证:针对货币主义把财富等同于货币的做法，现代经济学家嘲笑货币主义的错觉，但他们一到处理比较高级的经济范畴如资本的时候，自己就在天真的惊异中陷入了同样的错觉:“他们刚想笨拙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27页)这就暴露了现实生活世界的确存在着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不啻道破了围绕“对象性形式”而来的貌似不可理解的难题。更有甚者，在现代这个“文明时代”，诸如商品、货币、资本、地租等等“对象性形式”，借助资本原则普遍统治的社会氛围，不仅这样那样地疏离其作为人的创造物的“对象性本质”，甚至制造本末倒置的假象，以至于生活世界充斥着“幽灵般的对象性”。就此而言，对于人类阐释和解释活动来说，“对象性形式”宛如一道坚硬的墙，产生了规约和限制的作用。然而，现代生活境遇无可辩驳地与“对象性本质”紧密相关，洞明“对象性形式”所负载的存在性质，不仅是理论任务，更是生活世界的客观要求。所以，决定性的事情，始终是要直面神秘莫测的“对象性形式”，形成合理的理解和解释。既然如此，阐释何以可能问题在个体理解和阐释活动层面上的开展，无非就是要透过“对象性形式”的外观，揭示“对象性形式”与“对象性本质”之间的真正联系，彰显现实世界之中影响人们实际生活的现实关系，从而有助于人类的生活筹划。显而易见，这是超越主观臆想和主观想象、实行合理有效阐释的起码要求。还原于现代生活的历史运动之中，特别需要面对几种具有张力性质的相互缠绕的关系，使得本质性的一度从中超拔出来。
1.与“原子式个人”迷思相关的个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原子式个人”这一人格范型，在18世纪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中获致典型化的存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素有“自然状态”先于社会状态的假说，为有教养的知识阶层不遗余力地营造凸显“单个的人”的生活氛围，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而维系市场经济实际运行的两个基本原则，即利益最大化和自由放任，为“原子式个人”的内涵塑造输送了最直接最见成效的现实依据。这里要追问:“原子式个人”这一人格范型，确如流俗所想象的那样，完全依靠其内在固有的个人本位至上的品质激励，而实现了持续至今的发展吗?这一追问不过是要澄清:我们是否能够游离于个人与社会的关联而把握和评判“原子式个人”的存在性质与现实作用。
实际上，亚当·斯密在指证“经济人”拥有基于自利打算的“利己心”之前，就富有卓识地指出人的天赋中明显存在着关心他人的“利他心”。尽管后来有些研究者炮制所谓“斯密难题”且不能自拔，但斯密挑明人性结构中蕴涵着“利他心”的本性，毋庸置疑证明了个人利益优先至上的“经济人”原本就有着社会性的诉求与行动。康德曾明确论证:人类拥有“非社会的社会性”这一自然“禀赋”，并能够把自然禀赋转化为通行的“实践原则”，从最初“病态地”被迫组成的“社会一致性”进展到一个“道德的整体”即文明社会。(参见康德，第7页)康德敏锐地发现，人的“孤立化”即“非社会性”的禀赋，始终受到“社会性”禀赋的激活和引导，在实际开展中构成和表现自身。看来，关注个人及其发展的社会性依赖与关联，在西方学术界实际上渊源颇深。
与锚定“自然基础”的自然主义阐述路线相区别，马克思则立足于“历史基础”，从18世纪市民社会的现实处境出发，考察与之相匹配的“单个的人”。马克思认为，产生“孤立个人”的18世纪，恰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马克思的分析有两个值得细究的要点:(1)历史根据———“18世纪的个人”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又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2)现实基础———“18世纪的个人”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83－684页)这就是说，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个人才能全面发展其才能，才有可能获得自由;这种状况不是思想家们虚构出来的，而是现实生活过程所建构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基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基本态度或立场，关乎问题之根本地揭示了个人在现代社会境遇中的存在性质:个人在生活世界固然表现为单个的孤立的即“原子式”的存在个体，但本质上却是“社会存在物”;个人与社会之间以相互生成和相互造就的方式构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两者与生俱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具体生动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经验，乃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又可以利用的充沛资源，是人们砥砺个性、提升能力的现实根据和平台。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性力量对个人的作用尽管是不可悬置的、不容抹杀的，但总是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个人行动中，鲜见清晰可辨的外观或表现形式，以至于流俗沉浸于想象和崇拜“原子式个人”的力量，相信“原子式个人”品质的巨大作用。依循如此单向度思维来认识现代社会，我们能够穿越“对象性形式”而切中现代生活的本质吗?毋宁说相反的情况却是可能的，即不断形成认识障碍，制造遮蔽，阻隔深入于现代社会生活堂奥的认识道路。就此而言，当务之急就是要打破对于“原子式个人”的神话般幻想，特别是要告别自然主义的虚构，开启新的阐释路线，还社会性对于个人之建构性的本来面目，让社会性原则如其所是地引导人们的理解和阐释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澄清“对象性形式”所负载的实体性内容，进而把握现代社会生活，就不是一句空话。
2.感觉的贫困化与人的“内在丰富性”的凸显。依照自然主义思维，把个人利益至上描画为“原子式个人”的内在品质，在商品拜物教甚嚣尘上的处境中可谓正合时宜。两者相得益彰、互利共谋，推动了“物的依赖性”对于社会生活的普遍统治。马克思独具慧眼地发现，在社会生活建基于“物的依赖性”、社会运动转化为“物的运动”形式、社会大众受到“物的运动”控制的情况下，人的丰富全面的感觉皆趋向于“拥有的感觉”。如此这般“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暴露了理解和阐释对于现代生活的实际开展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五官感觉本来各个有别、各司其职，一旦都归附于“拥有感”，挤压到同一个存在平面或发展轨道，丢弃了各具特色的个性化需求，把使用、占有、拥有对象当作追寻的目标，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就变成了以占有为导向的单一关系。这种狭隘的关系产生着强大的重塑和再造的力量，以至于人的全面的丰富多彩的感觉被“拥有感”所代替，人的感觉只在意对象“作为资本而存在”的性质，而遗忘了自己的本务———实现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这就是感觉的贫困化，而且是绝对的贫困，实质上不过是现代社会“物的依赖性”的反映和产物。这种状况毫无疑问影响到社会大众对于现代社会的认知与评判，晚近学术界批评现代社会单向度认同思维泛滥，堪称真切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然而，虽说“对象性形式”遍布现代生活世界，陷入绝对贫困的五官感觉已然无批判地接受资本原则的指引，但是，人类自我创生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顿，现代世界越来越巩固地凝结着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强大力量，人类社会总是能够从弊端或困境中突围而沿着改善的道路前进。如果我们由此感受到某种相悖或自相矛盾的可能性，那么这实际上正是对阐释与理解深度参与的呼唤和期待，而且是深入于人性结构底层的原则性要求。马克思提示了理解和把握问题的端倪:“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它的内在丰富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0页)
所谓人的“内在丰富性”，正就是人在“对象性的活动”中形成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9页)。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在根本的意义上成为人的活动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策源地。“活动”“对象性”“本质力量”这三个相互链接又相互支援的关键词，可以被视为构成人的“内在丰富性”的基本环节。进而言之，人的“内在丰富性”并不是人通过反思做出来的规定性，而是在人的“对象性的活动”中生成，具有现实地开展与敞开的性质。就此可以相信，感觉的贫困化即“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一定带来现代社会生活的混乱与扭曲，遮蔽或耽搁人的“内在丰富性”，但后者肯定不会缺席，人类社会总体上能够越过各种困境而保持前行这一实情可以作为证明。既然如此，根据上面三个关键词的指引，考量人的“内在丰富性”，则是合理的选择。我们依照这三个认识单元来观察和认识现代社会，无疑能够穿透“对象性形式”的屏障，在理解现代生活中发掘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在尊重客观性中合理表达主观性。现代社会以资本原则为生活导向，“人的独立性”随之发展并彰显出来，“自由”“平等”实际构成了“人的独立性”的核心内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99页)正是得益于这样的“独立性”，现代资本文明才获得了赖以形成与发展的原动力。从现代社会生活实情来看，“人的独立性”建基于“物的依赖性”的普遍统治之中，自由和平等作为现代人的品质，是不可能如其所是地发展起来的。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两者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平衡发展:在现代生活境遇中，自由在形式上得到张扬与推动，但平等这一度却未有相应的发展。这是因为，自由更多地具有与个体直接相连的特征，而平等则天生具有社会化的性质。平等一定是在社会联系中才能实现，并表现出来，但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又时刻滋生着消解平等的冲动，以至于平等在现实生活中发展相对不足，不能给自由提供相匹配的力量支援，自由的发展也会走样甚至变质:游离于生活世界的社会化场景，假借自由之名，行恣意任性之实，自由就失去其真正的意义，沦为个人随心所欲的活动，此即恶性膨胀的主观性。因此，人们务求行为选择的合理性，以防自由下沉在主观性层面，甚至蜕变为“坏的主观性”。
黑格尔曾敏锐地发现:“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本身中保存着这个统一。”(黑格尔，1961年，第260页)依黑格尔之见，主观性表征着个人的单一性和特殊性，所要遵循的“原则”，就是把国家所代表的整体目的的普遍性当作自己的“实体性的精神”和“最终目的”。“个人意志的规定通过国家达到了客观定在，而且通过国家初次达到它的真理和现实化。”(同上，第263页)与此同时，国家正是在主观性“充分而活泼的发展”中获得力量，成为健全的有组织的共同体。这就是说，“现代国家”和“主观性”可以在“原则”层面上达成契合，从而各有推进和发展;主观性在现代社会的现实存在，无疑要以呼应和寻求现代国家的普遍性为导向，并通过自我确证而达到自由。(参见同上)黑格尔关于“主观自由现实化”的这一思考与论证，深切揭示了主观性提升到自由的社会激励机制及必要性，历史性地参与了现代人格的塑造。
如果主观性要升华为自由才能标明自身的积极存在，那么，究竟如何合理地理解与领悟国家普遍性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以便不断地予以推动呢?众所周知，人人都有主观性，人人皆希望把自身主观性发挥出来。主观性经过国家普遍性的涵化与引领，克服或脱离主观任性，个人意志状态的自由便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自由，如此意味着主观性超越了个人的特殊性，获致社会认可。经过社会性中介确立起来的人的这种“存在感”，当然不是温室里的花朵，而是生活世界中的所作所为，需要在现实生活过程中检验其成色，不断得到砥砺而升级。这就要面对以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为依据的客观性，面对扑朔迷离的“对象性形式”所负载的客观性。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这种客观性是由人的对象性活动所引起而形成，通过人的活动得到巩固，又在人的活动中被掩盖起来。换言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客观性或许既“亲切”又“陌生”。然而，着眼于客观性的存在性质，即便客观性深藏不露，人们对之也十分陌生，但人们的实际行动却未曾能够撇开客观性而能现实存在，毋宁说客观性实际上给人们规定了一种合适的行为方式。伽达默尔的一个洞察可谓一语中的:“当我们被一件艺术品吸引时，它就再也不让我们自由地撇开它并仅仅按我们自己的主张接受它或拒斥它，这种情况难道不是真的吗?”(伽达默尔，1994年，第4页)这里蕴涵的“客观性告诫”提醒人们，在人类认识和理解活动中，客观性未曾失去其影响力，却一直作为建构性要素贯穿始终，甚至可以说，人类的认识活动正是围绕客观性来定向的。这种状况理当适用于以个体形式出现的阐释与理解活动。
四、结语
现代世界在廓清“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之后，并无可能让“认识你自己”的任务束之高阁，实际上却越来越频繁地遭遇到压力，需要在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中发展。这是现代世界自行制造的不可逾越的命运，如此也构筑了现代社会所有人文学术皆绕不过去的现实处境。解释学因其自身固有的特质，尤其与现代世界这种自我理解的客观要求相勾连，并以此为定向而实现自身。着眼于现代世界的变迁以及由之而来的时代问题，解释学之本体论跃升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豁然开朗。从此出发，我们才能充分评估解释学本体论转向与提升的全部意义，并能够予以阐发和运用。立足于如此这般的原则高度，把“阐释何以可能”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主旨在于揭示时代动因的实际推动为理解和阐释活动所输送的动力支持，标明解释学在回应和表达时代问题中所赢获的发展前景。马克思透彻分析了现代世界的运行机制，深切揭示了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较之其他思想学说对于现代社会的认识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毫无疑问在基本原则高度上拥有更多的优越性和发言权。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解释学能够洞穿现代社会的存在状况，在直面生活世界历史中切中现代社会现实。这样说来，历史唯物主义的追问直接相关于理解和阐释活动的合法性，属于解释学自身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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