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之城中的他者——偶然和恐惧的异乡人

摘要

诸多恐惧与现代性并行不悖，城市是其重要的发生空间。围绕传统社会理论来看，两种城市形象和理念均与都市理念和异乡人反理念密切相关。作为外来者，异乡人总是与城市形象相伴随的。特别是当我们都是异乡人时，这种与外在经验融合共存的关系使城市的内在生活紧张或不安。

本文共8886字，大约需要15分钟时间阅读

01

引言

城市通常被描述为人们在奴役状态下寻求避难所的灯塔，因此，一个代表着自由和世界主义的社会空间诞生了。这种空间既代表正面自由，也践行政治自治，同时形成了热情好客的文化。然而，城市由于聚集了外乡人而引起了各种想象和情感经济，例如那些因他人靠近而产生的恐惧和焦虑。这种恐惧和焦虑的发生并非单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是出于某种“擦肩而过”的感觉，一种不熟悉的、陌生的、接触时会潜藏危险的感觉。

本文将探讨恐惧及造成恐惧的社会因素、假设和形象。前提预设是：伴随现代性，在虚幻社会的城市中并行产生了许多恐惧。探讨的重点是都市“疯狂”和消极的一面，即使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城市之短暂，也要探索那激发、促进和培育人类特定维度的灵魂。这并非如朱迪丝·施克莱（Judith Shklar）所说的把残忍放在首位的尝试，但至少我们得承认它是如何被调动起来产生经济效应，承认人类生存条件的复杂性的。

本文紧紧围绕传统社会理论探索两种城市形象和理念，以某种理想化的形式连接两者的正负面。其中一种形象由韦伯提出，即作为自由流通空间构建起来的城市，在那里人们可以垄断或竞争，那是一种权力、政治和经济交流的空间形象。另一种形象的描绘更加负面，它出现在齐美尔的大都市研究中。通过异乡人形象去展现大都市里的恐惧和城市问题。异乡人形象总是无可避免地伴随着在城市中生活却常以局外人的身份呈现，而这种身份和恐惧始终伴随着他们。这种已知的自由和未知的外乡人共存的现象，使城市生活产生明显的内在紧张或不安。

02

夜晚的异乡人

在《维多利亚他者》中，马库斯（Steven Marcus）描绘了维多利亚城正面形象背后扣人心弦的真实故事写照——性变态、歹徒和色情作家们，这些人的“危险联系”不仅是一种对资产阶级日常生活方式的厌倦与反感（欲从百无聊赖和约束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而且是在寻求一种兴奋和刺激。当马库斯从贵族的维度揭露“维多利亚”背后的他者时，同时塑造了那些仍生活在资产阶级社会边缘的工人阶级和穷困大众，他们与维多利亚贵族所塑造的形象不同。这也是梅休的伦敦及其黑暗社会。

马克思用更戏剧性的态度，从他所关切的工人阶级的角度出发，来表达城市“他者”的恐惧心声。这种戏剧性的态度是马克思总结出的群氓无产者的写照，也铸就了其范畴中的缺陷。他说：“在腐朽享乐者的旁边是可疑来源和不确定的生存方式，除破坏和冒险资产阶级的相互勾结外，还有流浪汉、被释放的士兵、罪犯、逃跑的囚犯、骗子、扒手、变戏法的、赌徒、假面人、开妓院的、搬运工、文员、街头艺人、旧货商人、屠夫、补锅匠和乞丐：总之，将整个不确定的零散群众向前向后抛掷，而法国人却称之为波西米亚生活。”

在这里，穷人和穷人聚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们是外来人，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工作，没有财产。由于这种身份，他们经受着恐惧、嘲弄和警告。

我们当代的“维多利亚城”可能包括很多反对继续灌输恐惧或兴奋感的人，但在这些人中仍有吸毒者和戏子、街头艺人、难民和无家可归者，更不用说精神病人和异质世界的连环杀手、强奸犯了——他们算计着每个从街道走过的行人。确知人生的不确定性总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儿，而这种不确定的非理性侵蚀着种种现实中的我们。

城市让我们惧怕他人、自我和黑暗，特别是昏暗的小路和小巷、游乐场和死胡同。要有带我们回家的光亮，尤其是林荫大道和高速公路要有光。大雾可能已经散去，但是“开膛手杰克”仍然潜伏着等待再次出击。

03

白天：“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为了对我们正在谈论的城市类型有所理解，至少在白天，让我们来看看城市的积极写照。如果我们以韦伯的《城市》作为解读城市的重要指南（在这里详细叙述其中的细微差别和注释的举动都太复杂了），那么我们所讨论的城市就是针对现代消费者和商人的“生产性城市”。韦伯认为，城市的波动性依赖于大量有购买力的家族，这些大家族通常坐落于宫廷或其周边。从历史上看，这些城市地理位置的特征是世袭权力的体现。

尽管如此，韦伯也暗示消费城市可能需要一些现代、当代或后现代的形式。在当代，消费者开始转向虚拟货币和虚拟收入来源（财产股息、股票和信贷），其生活方式通过这些经验来实现。韦伯坚持在概念上区别商人和生产性城市之间的历史关系。生产性城市的购买力基于有关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而不仅仅依赖贸易和消费，不管这个城市的轨迹如何扩展，它们本身就在轨迹之中。

即使韦伯对现代生产性城市的刻画有些平淡无奇，但它们并不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最具活力的人类栖息地少。世界各地的工厂和生产企业里拥有大量从农村迁徙到城市的人口，从而产生大规模的生产以及大众消费者，世界在动态中自我建构和成长。对于马克思和韦伯来说，现代货币化的发展在某种情况下已成为这些城市的代名词。现代货币化的发展既是自我异化，又是一种将国家也包括在其发展逻辑中的发展类型。此外，这些现代生产性城市的生活逻辑也从军事和经济形式方面得到重新定位，即一种工具理性和金钱形态的结合。在韦伯看来，这种系统化行为理性、稳定而又平和地融入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这种包容和重新定位通过市场（已没有太多中间交换商品和服务）构成了这种非常具体的交换方式。正如他所说的，此系统以商品为焦点和导向，而不是以个人属性或价值。根据现代生产性城市的含义，市场得以客观化。在这些交易的参与者中，“看不到对方的人而只能看到商品；这里没有义务去友爱和尊敬，也没有一个由个人工会组织自发的人类关系”。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

齐美尔在他的《货币哲学》中提出过类似观点，他认为现代性是围绕越来越抽象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而金钱就是这种形式的典范。金钱作为抽象的关联，错综复杂地将生产和消费结合起来而不断扩大。从现在到未来，通过或多或少的永久性信贷和债务，它甚至延伸了我们的时间感。在这个意义上，货币化在时间、空间和体验上重新组织着城市沿轴的数量。不仅重新组织，而且扩大其“界限”，从而在本体论上成为一种新的全球现象，而不是简单的帝国主义感。在漫长的历史画卷中，“全球化”（Globalization）作为对世界货币化的重新组织，是现代生产经济活力的修辞与体现，而今正与新的消费型城市携手并进。

此外，抽象货币的客观和冷漠、市场的合理和平静，这些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它就不再具有垄断的权力。韦伯认为，权力资源的调动是面向社会行动者的介入或排斥，而无论进入市场的是买家还是卖家（包括集体的社会行为）。这不仅是金钱开放或闭合的符号表达，也是将这一切都浓缩到正式合法合同中的私有产权，包括有凭证形式的知识。然而，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韦伯认为，市场关系的言下之意虽然是寡头政治上的导向和结构，但在生产性城市里，相关社会“基本上是开放的”。

在韦伯的《城市》分析语境下，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为例，威尼斯代表的寡头政治是结构化的，而经济是相对封闭化的。当这种保守的政治权利形式和相对开放的、论辩式的政治形式竞争时，经济问题在这些政治剧场中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韦伯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代表性的城市是米兰、卢卡、洛迪、帕维亚、西耶娜、维罗纳和博洛尼亚。

由城市所创立的独立而又不断扩张的市场需要现代城市的创造能力来行使市场的权利并发展其经济政策（包括帝国主义和殖民扩张）。现代城市对市场的控制能力不仅体现在对价格的控制上，而且体现在防止来自城市以外的反市场和反垄断上。在权利形成的悠久历史中，如果国家与城市之间一直发生冲突，那么，现代生产性城市同样很可能会有和农村之间的持久战争。

此外，现代城市在有能力创造独立经济的同时，也伴随着另一个更强的共同构造，即通过其能力使得政治和法律实现自治。从历史上看，城市自身发展在政治表达和自治上已成为理想社会的形式与标志。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城市中，理想化的主要表现便是伪造反对教会和世袭官僚制的政治自治——哈布斯堡帝国，而在法国或英国则是其他的集权倾向。再次，根据韦伯对典型理想的历史重构，政治和司法行政自治体现在对官僚制国家的自主性和统一规律的创造上，这适用于城市土地所有权、市场关系和贸易问题。更重要的是，由民主协会、立法和司法机关定夺这种自主权，不管哪种类型，它们时而社会主义化，时而具有代表性，又时而合作。政治和法律自治的创造随着城市发展其自身行政机构以反对世袭制度。在其他的事务中，独立官僚结构使城市能够征税和提高军备，这种特权通常都保留给国家。

集政治、经济和行政自治于一体，这就赋予城市一种特别强大的民族精神和神话般的品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Stadtluft machat frei）。正如韦伯指出的那样，西方城市自古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通过货币手段使得人们从束缚中获得自由成为可能。对中世纪的城市来说，尤其是中世纪的内陆城市，这更为真实。”韦伯接着说，“城市的市民……篡夺权利解散领主统治的债券；事实上是伟大的革命，因为这种革新使得中世纪的西方城市和其他所有城市区别开来。”

“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区分与区别消失了。等级不再是评定一个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社会标准，充满社会关系的熟悉纽带也不必然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一种别样的社会行动者的出现标志着世界开放的可能性——偶然的异乡人（contingent stranger）。垄断或破裂的市场和政治的新权力形式必然会束缚偶然的异乡人。

然而，压力和冲突的发生不单是由市场和政治造成的，从农村和世界其他地区来的移民使城市人口密度增大也是其原因。这也就激化、延伸和减少了外来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在城市，如齐美尔在观察中所述，一切都是相同的，然而不同的是如埃利亚斯（Elias）所说的情感对比的减弱和各种体验的增加。但这也为新空间的不确定创造提供了可能，这些可能性不仅关乎市场和政治，也关乎城市里的本地人与新来人之间的关系，更会造成恐惧。

04

大都市体验：从相对到偶然的异乡人

现在让我们换个视角，返回到本文开端，回到另一个更近代的城市（不是预先被金钱和权力占据，而是激动、恐惧和偶然的城市）。这里将讨论城市的主题及其核心问题——市民和异乡人，这里可参见埃利亚斯（Elias）和图尔敏（Toulmin）对维特根斯坦和弗洛伊德眼中20世纪的“维也纳”（另一个世纪末）的观察与解读。就像韦伯的威尼斯和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历史上的“维也纳”作为一个生产性城市，不仅有贱民和底层阶级，也有新的社会交通，新体验和新情感经济。

我和梅内尔（Mennell）曾表示过，在结束漫长的哈布斯堡帝国后（19世纪的中欧），大都市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体验中的重中之重，这方面的体验尤其表现在文化上。例如，埃利亚斯指出，宫廷贵族和资产阶级在军国主义俱乐部和高级文化上得以和解。然而，异乡人和陌生人之间没有此种和解，不安反而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明显。随着城市的重新设计和扩建，各阶级成员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彼此之间也越来越陌生。在社会中清晰可见，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某种形式的政治权力，像犹太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比如捷克和匈牙利人）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以城市为隐喻，社会交易不分白昼地与日俱增。这种避免互动的方式比互动本身更能产生仇富和蔑视情绪。

在《无个性的男人》中，罗伯特·穆齐尔（Rober Musil）的名字在维也纳的特定经历背景下犹如一把试图捕捉城市双面性的武士刀（kakania）。该武士刀既有“帝国-皇家”或“帝国与皇家”的意思，也有大粪（Excrementia）的意思。用“武士刀”代表一个城市，即“非洲热血和疯狂的生活，不安的、丑陋的、充满激情……跳舞夫妻”，在酒神节狂潮中释放欲望，没有神制止他们。这是《人生喜乐》中的城市都市化的部分写照。在咖啡馆里，不仅有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男女，还有他们的儿子和女儿们，这些人造就了这座城市文化生活中的艺术家和音乐家以及放荡不羁的亚文化。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梦想和幻想的城市。但它也有退化、苛刻和残酷的一面——工人阶级住房紧缺；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音乐家和作曲家缺乏认可；嵌入怨恨来反犹太主义。怨恨表现为对特定群体的敌意，犹太人被视为拥有贱民文化的人民。体现在民族问题上，课堂、区域和语言上都在构建身份。彼得·盖伊（Peter Gay）评论说：“维也纳从来都不是一个有歌剧和情调的城市，而是一个丑陋的排练之城。”

跨越世纪，如今的维也纳可以是任何现代性之城和国际化之都。从伦敦到纽约、从悉尼到上海、从柏林到迪拜，无不形成和塑造着包容和排外的新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亲近与疏远，外乡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从古典社会理论的角度看，“陌生”是不再把异乡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是如齐美尔所说的作为某种抽象的特定类型。异乡人是抽象的个人或群体，这些突出的、不同的和潜在的贬低性特征和本地人不同。换句话说，低俗化和丑化的具体特征被挑出来作为二者差异化的基础。齐美尔认为，当地人和异乡人拥有一些极细微的特质，但这些都不足以将异乡人整合或绑定到当地人中去。相反，当地人自身通过血缘、地缘和历史经验的纽带，将过去、现在乃至将来融合在一起，从而建立起有机的和必要的内在关系。这给异乡人一种局外人的存在感，就好像他或她是一个历史的和社会的偶然，这种存在就像永久的流放。这是他们的本体论地位。

但是异乡人当真是一种类型，一种抽象的和永久的放逐吗？在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的一篇文章中（我已在别处讨论过其见解），她对相对的（conditional）与偶然的（contigent）异乡人作了区分。从流放、战争、冒险和贸易的悠久历史来看，相对的异乡人通常是旅行者、士兵、水手，或从故国家园和其他地方遭驱逐却可能返乡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有归途存在，即便被视为外来人而不被人理解却保持着对自我的认同。离开家乡后可能重返故土，对异乡人来说，可以在本体论上寻找到安全感。即使作为异乡人将会是终生的体验，但在他们看来依然是暂时的漂泊。这是尤利西斯、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Ibn Batutta）的写照。家之所以被谈论，因为它总是在别处。

相对异乡人的体验既是前现代的，而今也是现代旅游的前身。鲍曼（Zygmunt Baumant）描写过19世纪漫游者和新贵们对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的崇拜。很明显，合同工或非法移民工人的住所是暂时的，他们虽存在于国家的中央产业中心，却被否认具有公民身份。没有公民权的移民工人在他或她被雇用的国家被视为相对异乡人，而不是偶然异乡人，因为他们在远方仍有家。例如，中东国家和波斯湾地区的劳动力困境；普遍存在于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劳动力市场上的务工人员；或来自美国中部和南部的非法劳工，他们在美国工作却没有绿卡；或在德国1999年变更公民法律之前还贴着客工标签的土耳其人。

偶然异乡人的情况和生活经验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行程脱离家园，因此也脱离过去。没有可以回归的故乡了，现在的这个就是家。上文已经表明，相对异乡人的身份可以持续的前提是归家的承诺被延缓或阻拦。然而，在偶然异乡人那里是没有归家一说的。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长度被慢慢拉长时，并不存在一个暂时的中止。这里出现的多重视角不再是基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延续性，或主人和客人之间的区别，而只基于偶然异乡人之间观点的分歧。卢曼（N.Luhmann）认为，所有偶然异乡人都认同现在的身份，过去已经成为过去，而未来总是“现在的未来”。

从这个角度看，偶然异乡人是一个解释学上的重构概念，其历史性属于独特意义下的体验，这也是现代都市的魅力所在。赫勒视其为自由性和偶然性的结合。在现代条件下，就本体论而言，在一个开放的可能世界里，命运或预先描述的归家之旅是无法从出生就开始的。这种自由不是一种“积极自由”，韦伯在其对现代城市早期的描述中把它形容为革命。赫勒认为，现代的构成中的确存在自由，但是一种空虚的自由。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偶然异乡人。偶然异乡人的经验和地位既不是局外人的经验（旧模式），也不是相对异乡人的经验。这是所有人的经验，通常他们在现代条件下栖居不舒服时便会破坏、挖掘和创造空间。这些新空间的创造不仅是审美的，更是不同于马克思、韦伯、齐美尔所描述的货币化经济的新现代。从控制大自然到控制符号，他们也为国家、民主、极权主义和技术大爆炸创造空间。尽管这些现代空间各有差异，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体验，偶然又空洞的想象、自由又恐惧的生产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空间有助于指导和制定我们的生活方式。

05

白天和黑夜：偶然和恐惧

然而，这不仅是现代自由的偶然性体验。如果都市的城市空气使我们感到自由，那么这种自由是空虚的。正是在这种切近空间的背景下，由切近引起的紧张不安产生了各种幻想。由现代城市空间产生的恐惧，不同于前现代语境下滋生的已知家庭、前职业以及在神秘魔法下对未知的恐惧。都市的恐惧是对偶然性和切近性的恐惧，恐惧的是相异、差别和有区分的生活方式或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生活选择”。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恐惧。恐怖和可怕不再从那个世界中产生，而是来自我们这个与自我想象相结合的世界——普遍的“武士刀”。不再是驱魔主义者，而是驱魔者。

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对偶然异乡人的空虚自由范式的讨论，可用来解释存在的相对异乡人关系，这种情境能缓解激增的相互独立、亲密和疏远、相同和差异共存的链条关系。齐美尔描绘了一个比韦伯更复杂的双面性都市生活。齐美尔认为，都市生活的构成和体验是双面性的。一方面是差异、流动、个性和品质的体验；另一方面是冷漠、疏远、抽象、理性、算计和非个性化的体验。在后一种背景下，个性并未“失去”，而只是被抽象化了：都市的男人或女人成为“一个个单一的齿轮，对抗着压倒性组织中绝大多数的事物和力量”。齐美尔对都市持厌倦态度的抽象概述也会出现在正常人的体验里。“厌倦态度的本质是一种对事物之间区别的漠不关心”，这也体现在我们对待相近事物的态度上。

曾经，我们都是普遍厌倦都市生活的偶然异乡人。从抽象化和“理智化”的角度看，我们只在媒介上互动。齐美尔深刻分析了这些抽象的媒介，包括金钱、时间和官僚化管理。这里包括媒体的抽象公民关系和民族国家“想象的社区”，有时以投票为媒介或以技术媒体来互动（通过移动电话、键盘和网络视频来互动）。这些媒介互动在新世界城市的现实生活中成为偶然异乡人的交往方式。每个人从他或她自己的角度构建出另一个自身之外的偶然异乡人。每个人都被视为潜意识下的憎恶对象，只是这种厌倦态度本身被媒介疏远、抽象和抑制了。冷漠的互动是大都市采取的互动形式。

厌倦都市的态度同时伴随另一个版本的现代性空虚自由而产生（齐美尔、赫勒）。抽象化可以保证“无法比拟的个体特征和个体自由度”。这种个体自由拉大了自我和他人的距离。齐美尔说：“在理智化和精细化的意义上，相比于小城镇人的偏见和浅薄，大城市的市民是‘自由的’，他们彼此保留且冷漠。在大的社会单元里生活的知识分子对其个体独立重要性的理解要比都市密集的人群更加强烈和渴望，因为亲身体验于其中，拥挤的空间让他们第一次感知到那种距离。”

然而，冷漠以及疏远式的自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虚无、一种恐惧和一种双重的自相矛盾。在都市的自由环境中，一个人将独自继续体验这种复杂的恐惧，因此不管是在内心还是在现实中尖叫呐喊（恐慌、痛苦、害怕）都不会被人听到，更不会得到回应。“在（城市）空间里，没有人能听见你呐喊的声音。”

孤独和寂寞常与自相矛盾的恐惧相伴，这种恐惧会在人们的交往中被唤醒。这不仅仅是一种厌恶、一种侵扰，或是攻击性的结果。封闭在拥挤城市中的个人经历一旦被打破距离，各种相近的差异都会是其恐惧的根源。在此意义上，恐惧和焦虑时刻伴有潜在的攻击性，这是真实或潜在互动的结果，特别是面对某个自己目前还不知道的事物或人时。引用埃利亚斯的见解：不是攻击引起互动，而是害怕互动才引起攻击。

换言之，在处理现代大都市的特异性时，有人担心自己的个性会受到侵犯、限制或否定。这种偶然性和自我意识感可以从对自己的财产、身体和身份的多种形式和表现方式上体现。如上所述，新的恐惧流派源于现代社会中的想象，这不仅体现在旧的幻想作品中，而且是有更常规含义的术语。

因此，这种相互作用既是空虚和自由的创作，也是空虚和恐惧的创作。在都市中一切都向恐惧和诽谤敞开，任何人或任何事都可成为恐惧及其化身。不再有来自宗教或种族上的身份怀疑，也不再有旧的或新的无依无靠的波西米亚生活。现在这些恐惧和污蔑不仅包括对贫穷的恐惧，还包括对肮脏、不和谐、情感、离别、失落、独特性、痛苦和快乐，尤其是对不可控制的恐惧。

我们不再是彩排表演的偶然异乡人，在可怕想象倍增的现代性城市中，我们也是创作者。大都市的恐惧是由货币化经济以及人们对货币化经济无限增长的幻想引起的。权贵和“超级富豪”的投机与消费也造成了恐惧；如玛丽·雪莱（Mary Shelley）那样描述的科技幻想，即现在的工程师有把身体转换为代码的可怕迹象；综合大国的超级计划开始识别并除去那些潜在或真正从偶然异乡人转化为新的外来者的人们，用骇人听闻的想象力对被视为敌人的人表示蓄意的愤怒；民众的不确定性以及无休止的争论和谈判的出现；最后，融合在家庭中的恐惧也在新的暴行中得到强化，杀人狂魔弗莱迪·克鲁格（Freddy Kruger）不仅会出现在我们屋外的走廊里，也会出现在我们的想象中。

“恐惧就在那儿。”除非在沉思、宁静甚至沉默的“空间”里才可能会有超越性的新体验。这种新体验不在教堂，也不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世外桃源，而在我们新的可能性空间里。这些新空间是可以被创造的，例如，在听和创作音乐的过程中，或专注于艺术作品的创作时，或书写、倾听和创造爱之际，或在花园里沉思，或寻一片宁静“自然”（比如，没有人类）而不受干扰。

然而，这些空间都不是真正的空间。在工作过程中迸发的激进想象力和不同的社会主体间性或想象力之间共同编织了不同的关系——爱、友谊、尊严和美好，在那里“没有目的的目的性”将我们所有的情感和感觉统一起来。主体间互不干涉，尊重彼此的特异性，彼此不能或不应该立刻填补“差距”。这样，当人们在面对恐惧时或许可以开始做到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