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笺手稿
现在科学繁重，所以读书要讲求最经济的方法。在从前科举时代，所读的都是中国旧书，但现在学校中各科常识都要研究，读专门书的时间很少，所以读书的观念要改变。在古代，一切书籍多为一般智识者或贵族所垄断，没有现在那样流通，现在是用书时代。书籍是各种智识的宝库，读书为着要解决问题，否则可不必读。我们要用最经济的方法去读最有用的书。
汗牛充栋 卷帙浩繁
现在各种书籍汗牛充栋，浩繁已极，动植矿物可以分门别类，书也是如此。旧时代采用七分法或四分法。所谓七分法实在只是六分法，例如六艺，后来渐渐觉得这分法太繁。四分法就是把中国旧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种，但经应该归到文学一类，史是文学书，所以中国旧书可以分为三类，就是史学、哲学思想和文学。现在杜威“十分法”，图书馆多经采用，但中国书却不能用那样精密的分法，因为中国书智识很杂，例如《墨子》一部书里要讲到政治、经济、社会等等许多问题，此外也谈到工程学和军学。那末，按照杜威的十分法，你究竟把这部书归人哪一类好呢？这是“十分法”最大的毛病。总之，在中国旧籍中，只有史学、哲学思想和文学这三类特别发达。我们不能把《淮南子》这部书当作化学，和制豆腐的人不懂得化学原理，不能把制豆腐这件事算是科学一样。我们只能把中国书分成三类。
二十四史
讲到史学，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很多。所谓一部《二十四史》从何处说起？现在我们可以说一部《二十四史》从何处读起。中国的史书大都是帝王家谱，一点用处都没有，可以说没有一种能合于现代史学方法的。史可以分为两种，就是通史和专史。通史或依地方分类，或依时期分类，或依智识分类，或依宗教分类。但这样的通史，中国一部都没有，专史也没有。先说到通史，从前蔡孑民先生主国史编纂处事时曾编过通史，并叫我编教育史。于是我天天从《二十四史》等旧籍中去找材料，遇有和教育有关的，便叫书记抄下去，但这个方法还是不行，后来国史编纂处也就裁撤。那末，究竟用什么方法呢？我们只有用自己方法去钩玄。在史籍中有一部分的神话，是靠不住的、不完全的。此外像《纪事本末》这一种书，其内容不相连续，也不算是中国通史，只能算是中国通史的原料或是未成熟的稿本。说到专史，宋代倒有几部学术史，其中有一部叫做《宋儒学案》，要算最完备，明代也有《明儒学案》，到了清代虽有《清儒学案》，但已经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了。 这种专史的材料，我们可以到类书中去找，从《通志》、《文献通考》，九通《艺文志》、《汉书·艺文志》以及其他经史子集中，我们可以找出许多专门材料。譬如我们把《汉书·礼乐志》、《通志》、《通考》、《乐考》等等关于音乐史的材料凑起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古代音乐的起源，乐谱的内容等，再推而至于雕刻、图画之类，也有很多的史实。再说宗教史，中国人可以说是还没有，日本人倒有关于中国佛教史的一类书。
信笺手稿
此外关于中国各种重要问题，例如民族问题，像汉之匈奴，唐之突厥，中国那几次被他们侵略，后来怎样恢复原地，等等民族消长的情形，在《史记》的《匈奴传》，《通志》的《四夷传》等篇中，都有详明的记述。还有中国的田赋制以及其他经济制度，我们也可以从类书中去找材料。 中国的土地原是公田，在古代有所谓均田井田制，后来渐渐发生买卖土地等情事。于是大部分的土地便被贵族和土豪占据了去。土地革命的事实中国很多，譬如汉朝的王莽就是主张土地革命的一个人。现在所谓平均地权，中国向来已有一部分施行过，我们可以从《三通杂货志》里面找出许多的材料。中国书很难读，我们要经过一番审查的工夫。 自从三皇五帝直到《史记》，那时的记载都靠不住，我们不敢相信。自从古物学发现之后，我们知道那时文化很浅，一定做不出那样的书，就是后来的传书也都靠不住，五经也要加以审查，只有算书——例如《周书》——还靠得住，其他都是假的。所以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读古史，我们要懂得地质学、人类学、人种学、算学等科学，不通各科学不能研究古史，要先有普通智识，然后可以进而研究专门学问。
哲学
其次要讲到哲学，这是思想的问题。春秋有三大家。第一是道家，就是老子和庄子，他们著书很少。对于这些书有许多人用佛教的眼光去读，这是不对的，我们最好用客观的眼光，用自己的经验去解释，以求其本来的面目，至于一切注释、训诂，都是由后人牵强误会的。第二是儒家，以孔孟为代表。孔子的哲学思想详于《论语》一书，但《孝经》一书却是七十二子以后的人所著的。第三是墨子，包含名家和法家。墨子著有名家的书，法家也有专书，例如《韩非子》。以后到了秦时，产生了一位批评家淮南子，创造了一种批评哲学。汉朝崇尚儒术，但有价值的书很少，董仲舒不过把古人所说的话重说一遍罢了。但那时的名家和法家却很有价值，对于当时的社会情形也批评得很是确当。那时有一种怀疑学派思想，对于儒家，要质问、要讽刺，言论激烈，那就是王充的《论衡》。到了魏晋，一般士大夫喜欢清谈，列子便是魏时的人。那时的人耽于逸乐，富于颓废思想，不想立功立名，只求长生不死，这种思想一部分固然合于医学，但不能认为是一种科学。这还是儒家时代。唐时佛教时代，代表当时的思想的是佛教，而不是儒家的韩愈。那时的心理学派思想，无论大乘、小乘都很有价值。此外，还有相宗，后来乘与相宗混在一起，儒道墨三家思想互相综合。 中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喜欢综合，譬如外国人写信，在信封上总是先写明街名，然后写到县名、省名，以至国名。 中国人却刚刚倒过来，先写国名、省名，然后写县名街名，思想由大而小，笼统综合，毫无条理，毫无系统。到了宋元明，儒、道、墨三家思想也合在一起，形成了理学派的思想，其最著名的有朱熹、程灏、程颐的文学，和陆九渊的哲学。最后到了清朝各种学派渐渐踏上了科学之路，当时有所谓考证派。那时唯理主义和唯情主义两派各趋极端。唯理主义主张打倒一切不合理的思想，而唯情主义的思想家则以为只有有权势的人有理，理为杀人的工具，不合于天下人的欲望，这种思想很有价值。 当时社会思想也很发达，有黄梨洲之提倡民族主义，有顾亭林之提倡民生主义，例如山西人的票庄也是顾氏所提倡的。此外，如攻击君主，提倡民权者也有之。
文学
最后讲到文学。研究文学用不着科学方法，科学要求真，而文学则否。文学是感情的产物，愈不近情愈好。文学的目的在表现人生。有环境的关系，它是含有民族性、阶级性，和时代性的，所以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民族有一民族的文学，一阶级有一阶级的文学。大概野蛮人感情激烈，平民行为粗豪，对于—切不满意的事，常是信口大骂，出口成章。贵族则把文学当作一种娱乐品，凡事主张含蓄，不主张乐到极点，所谓文人的态度要雍容大雅，要温雅敦厚。这是文学的阶级性，但各有各的特长，我们都不能说哪一种的文学不好。
关于文学书，应读的很多很多，极不容易选择，现在只能提出几个代表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 中国古代是歌谣时代，有许多是神话，是靠不住的、假托的。《诗经》是中国最大的文学宝库，所描写的多是社会实际生活。至于屈原、宋玉的作品，则是属于理想派的，超实际生活的。汉是乐府时代，这是贵族文学，毫无价值，例如祭宗庙的歌，以及铺张扬厉的词赋，都是贵族文学，可不必读。 自东汉至隋唐，平民作品很多，平民思想也很发达，那时代表作家有曹家父子，就是曹操、曹植、曹丕。王粲的作品和陶渊明描写山水的诗也很著名。骈文没有什么价值，但王勃的《滕王阁赋》却很好，不过古典太多，读时要查类书，所以不读没有关系。于是进而至于律诗时代，律诗可与音乐合唱。共分两派。 第一是李白、杜甫的颓废派，有很多的纪事诗，平民色彩很是浓厚，专描写劳工的痛苦，鸣社会的不平。第二是柳宗元等的山水派。到了南唐，浪漫派的词很盛行，北宋则有苏东坡的豪放派的词。这是词的时代。 明末是曲的时代。在元朝就有许多散曲，到了明末，就盛行一时，其最著名的有《昭君和番》，王实甫的浪漫派作品《西厢记》等，所描写的不外乎社会家庭问题和女子痛苦之类。除散曲外，还有许多南曲传奇，其重要的作品有《琵琶记》，汤显祖的《牡丹亭》等，其内容也是有关于家庭问题的。 历史剧的出品很多，例如清代的《长生殿》、《桃花扇》等，都有很沉痛的描写。词和曲两者的性质刚刚相反：词含意很深，带有弦外余音，曲则尽量发挥，痛快淋漓；词极雅而曲极粗，甚至粗俗得令人看不懂。清代的文学多半学杜甫、陶渊明，带模仿性质，作曲的人很少。说到小说方面，元朝有《水浒》，《金瓶梅》，明朝有《三国志》，清朝有《红楼梦》，《儒林外史》。《红楼梦》是描写大家庭的情形，《儒林外史》是描写文人的丑态，是富于讽刺性的社会文学。
现在文学到了新的阶段，文学并没有时间性和地方性的关系，因为人的冲动和感情彼此都是一样。譬如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名著，直到现在中国人还是很喜欢读，就是文学的阶级性也并非是固定的，一个阶级也可以了解别个阶级的文学而感受趣味。不过有一点我们应该知道的，就是我们不要模仿前代，我们只可以读古人的名著，来培养自己的感情。
总之，中国的书籍可以分为三大类。至于读书方法的问题，是要先研究科学、数学，以为读书的工具或手段。
陈中凡先生
陈中凡，著名文学家，原名钟凡，字斠玄，号党无，1888年生，江苏建湖人。1907-1911年就读于两江师范学堂，受业于李瑞清、缪荃孙、陈三立诸名师。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7年毕业后留校工作。1919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兼课，并担任国文部主任。1921年南下就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26-1928年任金陵大学教授，1935-1949年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52年起任南京大学教授。1954年起聘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 1924年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期间，曾主编《国学丛刊》，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同年曾应邀去西安讲学(同时被邀请的有周树人(鲁迅)、孙伏园、蒋廷黻等人)，担任讲题为中学国文教学法、中国文字演进之顺序和读古书的途径三个内容。
陈中凡治学根基深厚，从研究书目学、诸子群经到文学批评史， 以及先秦、两汉、隋唐五代、宋元金文学史。建国后致力于中国戏剧史的研究，在文学、历史学、哲学乃至目录学、古文字学、教育学、艺术史诸方面均有建树。
早在20年代，他就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此后数十年内他出版的专著有《诸子书目》、《经学通论》、《诸子通谊》、《中国韵文通论》、《周秦文学》、《汉魏六朝文学》、《两宋思想述评》以及《中国民主思想发展史》、《民主与教育》等十余部。
陈中凡，1982年病逝，他献身高等教育事业凡65年，桃李满天下，鸿儒硕学，襟怀豁达，海内崇仰。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