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已经让中国经历过一次“外需瞬间归零”的考验，而现在的中国外需条件至少不会比那时更差、更惨烈。当时，由于之前以紧缩货币政策“抑制外需过旺带动的中国经济过热”，已经让中国内需极其疲弱，所以金融危机瞬间使中国外需“归零”体现出中国内需的严重不足，这才有了“4万亿救市措施”，并把中国经济拉出泥潭。当然，长期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房地产紧缩政策，使得危机爆发之际，正值地方政府卖地收入频频告急之时，因此当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之后，地方政府严重缺乏配套资金，这才有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突然膨胀的问题。
稍微回顾一下过去，我们可能会更加清晰地看清中国经济的现在和未来。首先，尽管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新旧动能切换的过程中，但经过长期整合，老动能重新焕发生机的时间点正在逐步逼近。比如，钢铁行业在总体产能压缩之后，价格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产出质量也出现了明显提高；煤炭行业也是如此。我们需要看清的是，这样的产能环境，更加有利于未来的高质量发展，这难道不是股票市场的希望所在吗？
同时，中国经济新动能也在不断释放。实际上，中国整体GDP增长6.8%，但高科技、新产业的增长率是GDP增速2到3倍，这难道不是股市投资的希望？更重要的是，中国补齐技术短板的迫切性正在大大提高，外部环境压力越大，中国内部的“补短爆发力”就会越强劲，这一点毋庸置疑，而这同样是中国股市重大的投资机会。
我们始终都在关注宏观经济和相关政策操作，尽管未来外部环境可能会更加复杂多变，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内需大国，经济回旋余地在世界范围内也绝无仅有。所以，只要中国保持定力，着力内需，而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能够密切合作，能够“转变得更加有序、有效、有度”，更多关注于内需经济的培育，那中国经济的金融环境就会大大好转，而且远期无忧、至少没有大忧。
很多人把中国股市现状归因于外部因素，但我认为“这是内外因素多重叠加”的结果，而主要是内部因素。比如，长期容忍货币金融膨胀，挤压了资本金融；长期的金融短期化导致金融杠杆、企业杠杆居高不下；金融高成本，引发金融乱象此起彼伏；等等。现在，防范金融风险、稳定金融杠杆在操作过程中变成了“大力度金融去杠杆”，致使债务违约和股票质押贷款风险加剧等等。
所以，这里实际存在出牌顺序的问题。正确的做法就应当是：第一，抑制债务规模进一步膨胀的同时，通过强监管堵住资金乱跑的渠道；第二，实施“中性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收短放长”，大幅减低存贷款期限错配、投融资期限错配，并借以舒缓金融机构杠杆压力；第三，激励股票市场投资信心，刺激股价上涨，并逐步、适度加大股权融资，减低实体经济总体债务率——杠杆风险；第四，实体经济杠杆风险减弱，金融杠杆风险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自然而然地得以化解；第五，股市上涨以及实体经济的活跃，会带来巨大的财富效应，并支持中国经济内需进一步扩展。
“简单的逻辑”构成的则是中国经济整体良性循环过程，这只是宏观经济政策？是，但同时也是股市政策。至于中国产业要什么不要什么？需要多大规模？这些经济结构调整、高质量发展的问题，那需要更多依赖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去“配合完成”，而绝不能依赖总量政策——金融、货币政策去完成。这是基本常识性的问题，一个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税收、环保成本不断上升而利润不断被蚕食的企业，必定属于高风险企业，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金融资源自然不愿流入，反之亦然。所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事情，根本不需要货币政策执行者去过多操心，市场比你更懂得资本投向。
2018年6月19日，中国股市又多了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我们可以说这是外部因素干扰的结果，但究竟为什么，每位投资者心中都有一本账。所以下一步，不管外部环境——不可控因素如何变化，中国自己的金融政策能不能激励和护佑股市才是第一要素，尤其是中国经济必须更多依赖内需扩张的条件下，金融、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必须首先回归常识，越位和缺位同样是重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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