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说，尽管每个民族的“文化基因”都不完全一样，但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价值，会以不同的方式去“遗传”，而近些年来整个社会已掀起传统文化复兴的浪潮。
尽管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如今时代已发生巨变，在新的经济基础和多元社会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在民间正面临严峻的断层风险。但若仔细品味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就发现有些思想穿越时代的界限，现代社会依然可以从中汲取营养，比如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主义”逐渐被用于当今世界范围内国际秩序的构建中。
“天下”从时空角度来理解它是人类彼此依靠的一个集合体，但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反映了人类共同利益的总体需求。
古人眼里的天下即在天之下，故称超越视线之界的大地为天下。由于受到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古人虽然在视野上看不到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但不妨碍他们从政治意义上做出关乎全人类的天下构想。《周易》中的“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明显地具有“在天之下”的意味，此天下非实指某一地理区域。
古籍中天下的构成要素是国（区别于现在的民族-国家），而家又是构成国的基本构成要素，而所谓“得天下”“失天下”实指天下之下的各个“国”的统一和分裂。天下具有统一、和谐的理念，含有“世界”的意思。“天下”还可表述为四海、八荒、六合、洪荒、乾坤、宇宙、九州、寰宇、宇内。
古代统治者利用“天下”构建对内的专制和对外的朝贡体系，即“天子居中国，受天命，治天下”。抛开“天下”因为被利用而带有的特定历史时期外在的具体政权属性，深究它的本来面目会发现：“天下”是中国人古往今来念念不忘的理想社会形态。
这一“天下”超越了个体的片面性是公共的，这一包容性极强的理念被古人寄托在“大同”社会的设想中。而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为公”的理念，出自儒家《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所谓“天下”，超越了一朝一君，是所有人共有之天下。
而所谓“大同”，儒家将其具体描绘为“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蔵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社会是中国古代儒家所设想的最理想的阶段，大同社会的重点则在于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互帮扶，例如人们视他人父母如自己父母，视他人子女如自己子女，反对人们自私自利的行为，最后达到一个人人都能安居乐业、人人都各得其所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并非没有差别，而是一个承认差别的和而不同的社会。“协和万邦”“民胞物与”等思想也均体现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和谐的理念。
在“天下”中各种文明“和而不同”，彼此取长补短，达至“万物各得其所”的祥和，“天下”本意并未有帝国时期统治者强调的以皇帝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也未有提及达至这一理想秩序的威逼利诱之霸道手段，如果这个秩序中并没有超越众多异质构成元素各自立场的一个基点利用外在条件来统揽全局，那么这个“天下”体系则更多地体现出万物通过自治而自主和谐运行的意味，例如“四海之内皆兄弟”、“计利当计天下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为公”的价值判断……个体要素在所在系统中与自身以外其他要素和谐共处，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
这种不排斥多样性、差异性，采取化解矛盾的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和”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贯穿各家各派思想学说。拿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大思想学说来讲：人与自然之“中和”是道家哲学的侧重点，重在“天和”强调顺应天道，无为守中；儒家更注重群际人伦之“中和”，侧重点落在“人和”，强调个体在待人接物的过程中应以“克己复礼”与“允执其中”作为处理个体和群体之间关系的相处之道。相对于道家的“中和”之道，“中和”哲学思想在儒家那里表现为“中和”思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和”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导范畴之一，倡导通过协调异质以及消解冲突，从而使得世间万物里的的多元化能共生共存。传统和谐思想几乎涵括了人类社会中的一切重大关系，从宏观上看包括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其自身的和谐。
如果“天下”体系中的和谐是万物自然自主选择的结果，那么此“天下”是乌托邦，其建立的人性论基石是性善论。众所周知，因为人类生存资源的有限，在人类发展史上人与人之间总是因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持续展开殊死斗争；又因为每个个体的能力不管谁高谁低，都总有局限，人类在创造资源时又不得不进行合作。合作往往诞生于生产环节，而斗争常常出没在分配环节。如果在这个“天下”的国际秩序中没有超越于各国利益的世界政府将资源公平地分配，从性恶论的角度来看，人性总是贪婪自私的，每个国家都对全球公共产品有所期待，都希望产生对自己更有利的结果而产生争夺，因此尽管彼此之间有共同利益但并不必然催生对各自都有利的集体行动；中国孔孟之道一直秉持“义”重于“利”的价值观，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甚至主张性善论，认为仁爱之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因其仁爱之心故而天生就会产生利他的互助行为，由此，即使没有超越于各国利益的世界政府公平分配资源，各个国家也会基于利他的善良本性自动产生非争夺的互助合作，继而形成和谐的“天下”秩序。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念是一种人类秩序的美好憧憬，与“零和博弈”的理念不同，它致力于超越不同的种族、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兼顾所有国度的利益，创造一个共赢的共存空间。
尽管利益分配不公的世界格局在呼唤超越各自利益的一种互助和谐国际秩序，但这一蓝图如果仅仅建立在单纯人性论基础上并没有切实的客观条件约束其落实，无异于海市蜃楼的文学幻想。但这一理念固然美好，如何在现实的世界秩序中实现出来，尚有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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