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劝你们去工作，我劝你们去战争。我不劝你们求和平，我劝你们求胜利。将你们的城市建到维苏威火山脚下。将你们的船只派往从未探索过的海洋。在与旗鼓相当的敌手的战争中生存。只要你们还未能成为统治者和占有者，那么你们就去做强盗和征服者。”
这是当时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的一段话。尼采向来一狂热的思想著称，他漫天的想象让他的哲学充满了意趣，但是这种对于战争狂热的鼓吹也显示出了他盲目愚昧的一面。
实际上，作为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尼采的著作对于宗教、道德、现代文化、哲学、以及科学等领域提出了广泛的批判和讨论。他的写作风格独特，经常使用格言和悖论的技巧。尼采对于后代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但是他被很多人看作是疯子，1889年1月在都灵，尼采精神错乱，送往耶拿大学精神病院。此后他的晚年的一直处在深度的精神煎熬之中。
而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尼采的哲学被第三帝国利用，成为法西斯的外衣。强权主义、个性强权论被打造成世界大战德国政策的指导原则，尼采的哲学被国内外许多学者视为“战争哲学”，尼采也就成了“战争鼓动者”。而到了新时期，尼采哲学的误读又负向演化成了个人主义，与其说这是尼采的争议，更恰当的应该是对尼采哲学的争议。
如果说对战争的狂热只是出自尼采一个人的“精神错乱”，那么当时大到将军、政界人物，小到平民百姓，他们心中对战争也呈现出一种同样狂热的情绪，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了。
当时德军参谋总长毛奇说：
“人类最可尊敬的高尚品格是通过战争而揭示和显露出来的。没有战争，世界将陷入自私自利之中……永久和平是一个梦，并且还不是一个美梦，而战争是上帝安排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在战争中得到发展的是人类的最高贵的美德，包括勇敢、克己、忠于职责，以及甘冒生命危险的自我牺牲。”
这样看来，德国民众在一战前已经达成了对战争普遍的共识，他们鼓噪与美化侵略战争，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那么为什么德国会形成这种狂热的战争情绪呢？这种情绪最根本的来源是哪里？
实际上，德国在近代曾是一个长期分裂的国家，普鲁士最终能够完成德国的统一，主要归根于一个人，那就是俾斯麦。而俾斯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独特的个性，对德国实现统一的三次王朝战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俾斯麦骄傲自信，永不服输的个性早在其年轻时就已凸显出来，1839年，他向波茨坦当局递交辞呈时说:“我的抱负是指挥别人，而不是听人指挥”。这种自信、傲气和永不服输的精神在他领导德国统一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50年以来德意志各邦国要求民族统一的呼声日益强烈，这种呼声引起了俾斯麦的关注。1862年9月30日，俾斯麦在国会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声称要用铁和血来解决当前的重大问题，并在议会强行通过军费预算案。他对普鲁士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充满信心。1863年，丹麦议会通过新宪法，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两处属于德意志邦联且讲德语但又与丹麦问有同盟关系的公国)划入丹麦版图，这无疑给了普鲁士最好的借口。俾斯麦很快联合奥地利对丹麦宣战。战争中他亲任军事指挥，普奥联军杀敌勇敢，战争很快以普奥的胜利而告终。
俾斯麦生性多疑，狡黠善变，他的这种个性使统一战争总是能够化险为夷，左右逢缘。早在1856年，俾斯麦就提出了确立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权地位的目标。这项政策实施的关键是削弱奥地利并把它从德意志排除出去。因此在对丹麦战争时，俾斯麦担心奥地利会趁机制造事端，削弱普鲁士，就把奥地利也拉入战争，同时还可以看看奥地利的军事实力。1864年8月双方签订《加斯泰因协定》:石勒苏益格划给普鲁士，奧地利则分得了和自已并不相连的荷尔施泰因。这是俾斯麦故意的布局，是俾斯麦设计的迷魂阵。
俾斯麦处世方式机敏灵活，他超强的人事驾驭能力保证了战争进程的顺利进行。1863年底，正值德意志与丹麦发生领土纠纷之时，俾斯麦决定先打丹麦，然后再收拾奥地利。为了进行战争时不至于腹背受敌，俾斯麦灵活运用外交手腕，不断化敌为友，奇迹般地使欧洲各国在适当的时刻保持中立，从而确保了普鲁士始终只同一个敌人作战。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几乎每一步都是按他精心设计的计划进行的，他超强的人事驾驭能力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例如，在联合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结束后，故意让奥地利对领土分割产生不满，为以后对臭战争留下伏笔。在对奥战争取胜之际，他又考虑到日后在对法战争中需要有臭地利的友好态度，因此力排高级将领要乘胜进入维也纳的意见，与奥签定了比较宽松的和约，则表现了其机敏灵活的处世能力。1867年，德国成立了北德意志联邦，这是俾斯麦统一德国的重要一步，但南德四邦受到法国控制，俾斯麦在统一南德四邦上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他的策略是:决不放枪打第一个来闻诱饵的鹿，而是等到群鹿都来才放枪。果然，他在等到西南四个邦国都加入联邦后，才跟法国交战。
因此，作为德意志帝国开创者的俾斯麦，他个人狡猾而又精明好战的特性使得他统治下的帝国慢慢走向了战争的深渊，最终失控。
如果说俾斯麦完成了一个好战帝国基本框架的建立，那么一战前后德国民众和知识分子中的好战因素则注定了德国战争狂魔的性质。
在德国东普鲁士，生活着一些不靠农事劳作而过活的人，他们靠的是一种更加危险、更加充满刺激的方式，那就是战争,他们效劳于普鲁土邦国的邦主,替他来开疆猎土，博取功名;不必从事一般的劳作，如果没有战事，就进行军事训练，造就强健的、具有充沛体力和作战技能的军人。久而久之，就在普鲁士形成了职业军人的家族。这些家族，依仗与王室的密切关系和握有兵家权柄，其名声和地位远在经商、从政等职业的社会地位之上。
大约是在公元19世纪初,普鲁士还是由日耳曼民族组成的四百多个邦国中的一个。普鲁士国王尤其重视武功征伐，逐渐吞并许多小邦，1815 年，组成“德意志同盟”，日耳曼邦国从360个合并为39个。
战争和掠夺成了日耳曼部落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是普通民众对战争的态度，那么上层知识分子呢？他们之中的代表——尼采，为什么也会产生这种看似十分不理智的“好战”思想呢？
一战后，德国的知识分子将他们思想中的好战情绪归结于与英法俄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德国人认为法国的哲学已经升华为法治和个人权利,也同样升华为自私和物质主义,法国大革命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是“真正的十足的商人理想““把英国哲学描述为专注于经济的特征，为实际问题它忽视了精神事务,这个结果已经渗透到英国人的生活。贸易的崇高导致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和国家的从属地位”。在一些德国人看来，无论是英国式民主还是法国式民主,都是“建立在物质主义基础之上,并以牺牲欧洲文化的伟大社群主义传统为代价,从而使得个人自私的本能占据了主导地位”。西方国家践行的是“没有节制的自由、个人对国家几乎不可能妥协的自由、通过平等的自由、法国革命式的自由，这种任意无限制自由，是厌倦和内心的自我瓦解。“俄国是一一个亚洲专制落后的野蛮帝国,几乎没有道德和权威”。因而，在德国知识界来看,无论是英法的西方式自由还是俄国的专制,都无法适应于具有不同传统和强烈捍卫秩序与权威的德国。
为了强化意识形态上的优势,德国知识界精英竭力打造一个与西方原则相对抗的、特殊的德国意识形态,即所谓的“1914年观念”(或译为“1914年思想”“1914年精神”)。这种观念被认为是“‘青年德国人民的新思想',这种思想将取代法国革命的陈旧观念。自由变成所谓‘德国的自由’‘为集体奉献’。在这种思想核心中另一个突出的价值就是‘服从”‘履行义务’和‘纪律’。未来将属于年轻有活力的德国人,这就是1914 年的新原则” 。在德国知识界精英看来，“1914年观念”“是有自已的尺度”，是“建设性的革命”;而“1789年精神”是任意放纵的、无限制的自由思想。
因此，一战前后的知识分子基于他们在意识心态方面的道德感，主张对欧洲其他国家进行铁血统治。这正是当时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所希望看到的，在他充满铁腕的政治统治下，在1871年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政体国家。然而容克贵族与资产阶级有着相同的经济利益，他们赞同和支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况且，逐步壮大的无产阶级已经对资产阶级构成了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与容克贵族达成了妥协。他们放弃了对自由、民主的追求，甘愿让容克阶级独占军政大权，保留半封建的君主政体和军阀制度。
由此，德国完成了从上层知识分子、政界人物以及下层百姓好战思想的形成，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战争狂热病，可惜当时并没有给德国“看病”的“医生”，因此德国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两次战争的深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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