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的某一天,一位拖着长辫子,拥有西洋13个博士学位的怪老头,大摇大摆地从北京大学走了出来,叫了辆黄包车,匆匆赶往位于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他将要在这里举办一场轰动世界的演讲。
这场演讲是关于什么呢?关于他的著作《春秋大义》的内容,又叫做《中国人的精神》。他在这次演讲中第一次用响亮的声音向西方价值观发起了批评,并且宣传了我们古老中国的文化魅力。在那个年代,这是何等的文化自信!在那个年代,又是多么的离经叛道!当时所有人都在宣传西方的思想,而这位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
六国饭店
奇怪的人,这样一场两个小时的演讲是收费的,并且售价不菲,高达两块大洋,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人民币了。那么,这样一场批评西方,弘扬中华文明的演讲都是谁来听呢?
更为奇怪的是,前来听讲的大多都是洋人,因为这个人的名字在西方已经成为一种东方文化的象征,尽管这场演讲中夹杂了不少批评他们的言论,但是洋人们都相信,或许这场讲座能找到拯救西方的秘方……
演讲中提到:
中国人的精神第一个就是绅士性(gentle),绅士性并不是天性软弱,也不是脆弱屈服,而是没有强硬、苛刻、粗鲁和暴力。真正的中国人可能是粗卑的,但粗卑之中并没有粗野;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丑陋的,但他的丑陋却并不可怕;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庸俗的,但庸俗之中并没有侵略性;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愚蠢昧的,但愚昧之中却并没有荒唐;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狡黠的,但在他的狡黠之中却并没有邪恶。
斯人已去,但是这场空前的演讲却如印记一般刻在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生命进程之中。
其实,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迸发出了许多“风流名士”。他们或狷狂耿直,或睿智深沉,抑或傲视独立……他们有些在西方发出了中国人的声音,有些则是将西方思想带入中国,中西文化的交融,古今思想的碰撞,让古老的中华文明再一次散发出亘古长新的魅力。
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位,便是赫赫有名的文化大师辜鸿铭。
辜鸿铭,他的一生便是传奇。其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那踏遍世界的足迹中,透露着波澜壮阔的人生故事。
辜鸿铭,祖籍福建省惠安县,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其先祖大约在清朝康熙初年移居台湾,后来又移民马来西亚。他的曾祖父在当地颇有名望,担任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父亲是一片橡胶园的总管,母亲是一位西洋人,能说熟练的英语和葡萄牙语。
辜鸿铭就在这样的文化多元的大家庭长大。从小就展现了极高的语言天赋,拥有过人的天资。14岁能够熟练背诵德语原文的《浮士德》,他获得了橡胶园主人布朗夫妇的喜爱,并收其为养子。在1867年左右,征得辜鸿铭家人同意带他去苏格兰读书。
颇有西洋长相的辜鸿铭
当时的辜鸿铭只有十几岁,便开始了留学生涯。他最早在苏格兰公学接受启蒙教育。之后,又进入爱丁堡大学修读英国文学,并以优异的成绩在17岁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又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名校获得文学、哲学、神学等13个博士学位,精通9种语言。
这样一位天才少年,本可以在西方世界继续他的西学,过上中产的自在生活。可是,在巴黎大学时,一位教授看到他是黄皮肤的中国人,就说,中国的《易经》博大精深,但他不懂中文只能看到一些翻译的片段,这是终身遗憾的事情。他认为《易经》的思想奥妙无穷。
《易经》
这次谈话让辜鸿铭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他开始在西方的高校寻找关于中国的各种著作,越是研究,就越发喜爱,就好像漂流异国的灵魂突然之间被故土召唤一样。
还有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那就是马建忠。马建忠是驻法大使郭嵩焘的翻译,两个人曾在南洋有缘一见。这次见面,辜鸿铭曾回忆道:
“与马建忠的会晤,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正是马建忠,使我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虽然我从欧洲回来已经 3 年多了,但我并未进入中国思想文化深处,还仍遗留着‘假洋人’习气……我同马建忠晤谈 3 天后,即向殖民当局提出辞呈,没有等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老家。在那里,我告诉我的堂兄,即我们家那位家长,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
当时的辜鸿铭在南洋拿着高薪,过着安逸的生活,可是这次会面让他抛弃这里的一切,义无反顾地回到正在饱受战乱的中国。
辜鸿铭的文化自信是骨子里的散发出来的,在何时何地他都能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鬼才般的逻辑思维驳倒别人对东方人的歧视。一是因为他深谙西方历史文化;二是因为他能随时切换各国的贵族式的发音语言,并且精准无误地反击对手。
有这样一个趣事,有一次他在伦敦做地铁拿着一份《泰晤士报》,正巧那时候报纸反拿着,旁边的几个英国人在一旁聊嘲笑他是亚洲人,看不懂英文,报纸拿翻了还装作读报。辜鸿铭听到后立即用纯正的伦敦贵族发音反驳他们,说:“女士们先生们,这些报纸的内容我不用正着看就能读懂里面的内容,因为写的内容太浅显了。” 辜鸿铭随后又用纯真的法式贵族发音说了一遍同样的内容。那些嘲笑他的人立即觉得很羞愧。
也正是辜鸿铭熟练掌握英、法、德、拉丁、希腊等9种语言,又深入了研究中国文化。所以他将《论文》、《中庸》等古典文学用多国语翻译传播到西方世界的时候,引起了狂热。这种神秘的东方文学,让正在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迷茫的西方世界找到了一种精神向导。
辜鸿铭认为,西方文明的迷茫在于工业革命之后太注重物质而失去了灵魂,而中华文明则是一种弘扬精神的文明,无论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还是禅宗都是以“精神”为依托而建立的。
当时的西方世界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能不看辜鸿铭。
在学者张家康的文章《说不尽的辜鸿铭》中谈到:
他在欧洲很有声望,他的著作多见于英美各国图书馆。德国人对他尤为青睐,认为象征东方文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印度的泰戈尔,一个便是中国的辜鸿铭。在德国的一些大学的哲学课上,他的著作被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学生有不懂辜鸿铭的,则不能参加哲学讨论。有的学校还成立了“辜鸿铭研究会”、“辜鸿铭俱乐部”。他在外国已化为一种符号,所象征的正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
1920年,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游历中国,他千里迢迢而来,想要与辜鸿铭来一次交谈。不过,这中间还发生了不愉快。因为毛姆没有直接去拜访辜鸿铭,而是派人下了邀请贴,让辜鸿铭去见他。这对于孤傲的辜鸿铭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毛姆迟迟等不到人,转念一想认为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辜鸿铭的不满。于是,亲自上门拜访。
辜鸿铭看到毛姆来,就说道,在你们看来中国人只需要招招手,我们就得来。毛姆并未反驳,接下来得谈话就在两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展开了。走的时候,还无不傲娇地告诉毛姆你这次来见的就是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了。
这次拜会给毛姆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用小说家的笔触记下来一个倔强老头的样子:
他是一位老人,个子很高,留着一条灰色的细长辫子, 大而明亮的眼睛下面已长出很重的眼袋。 他的牙齿亦参差不齐,不再洁白,两只手又细又小,苍白没有血色,看起来像鹰爪……
自从辜鸿铭离开了马来西亚,便独自游历了香港、广州、上海、厦门等地。1984年他遇到了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扬汝澍,进而被举荐到张之洞的府上做外交顾问。他跟随张之洞做外交顾问二十年,见过俄皇储,皇储赠他镂皇冠金表。还和托尔斯泰互通信件,这在中国文化人中也算是罕见的了。
1917年,他应约了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大学做英国古典文学教授。课堂上常常讲着英文,便借题发挥宣讲中国古典文学。有学生回忆说,他常常教授大家翻译“四书”,但是又让大家念英文版的《千字文》,想到这一点就觉得可笑。其实这样的行为恰如他脖子后面的辫子,一个出生在南洋,受教育在西洋的人,却留着长辫子,坚守着古老的帝制。
在当时的北大,正在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各种思想流派都在纷纷激进而昂扬,大家举起打倒孔家店的牌子,要与传统文化进行切割的时候,他却这样格格不入。
当时有学生嘲笑他留着长辫子,是典型保皇派。他却说,我的辫子在头上,你们的辫子在心灵里。我的辫子随时都可以剪掉,但是你们的辫子如何根除?
这个辫子对于辜鸿铭来说是一种文化坚守,也是他的理想坚守。
辜鸿铭晚年曾被溥仪单独召见,那时候溥仪已经是废帝,但辜鸿铭去紫禁城的时候依然恭恭敬敬,战战兢兢,完全不像以前的那个狂傲自大的他。他曾经解释过自己为何忠于清朝王室:
“我的许多朋友嘲笑我,认为我对满族王朝愚忠,但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代受恩之王朝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之目标的忠诚。”
他是一个复杂的人,一个不能用几个关键词概括的人。在那个时代很多人不能理解王国维为何到死都忠于清王室,也很多人不能理解辜鸿铭这样一个从小接受西方教育的人却顽固地坚守和传播着中国文化。无论怎样,他将中国文化中最璀璨的部分有理有据地传播给西方世界,成就了一段传奇的人生。
参考文献:
1,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
2、张家康,《说不尽的辜鸿铭》,人物述林
3,宋廷位,《中西文化中的保守主义及其结果——以辜鸿铭、毛姆为例》,名作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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