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作家,一词源于当代评论界,现引申意义更加广泛。一些文章写的出采又样貌姣好的女性,大都可以用此词加以赞美。算是普通意义上的褒义词。
其实,“美女作家”在诞生的最初,实则暗含贬义。多指用“身体”进行写作活动的女性作家。她们追求另类,挑战极限,打破千百年女性矜持的守规,大胆率真地袒露自己的私生活,将私密的性爱投入文学创作中,进化成公共的审美工具。
这样大胆前卫的行为,在文坛出现的最初曾引发过激烈的争论,并一跃成为风靡一时的文学现象,而创作此类文章的“美女作家”们也被当作潮流推上了各大媒体的风头浪尖。所有的评论体系、出版市场、媒体都爆发出亢奋的热情,热心制造概念和标签,引导舆论关注、吸引大众眼球。他们各怀目的,都想从中获取实际利益。而置身其中的“美女作家”们,也都奋力地挣脱“淫妇”、“荡女”的骂名,纷纷放出各种豪言壮语,极力美化升华自己的创作动机。
于是,一时间,曾经被世俗价值观认为的“丑陋”、“不上台面”的东西,在被贴上“洞彻人性”的美丽标签后,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其实,我们回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这种“热潮”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郁达夫就以一篇描写男性性心理为主题的小说《沉沦》,成功剂身文学大家之列,成为了流芳百世的经典名作。
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出,在那样一个以鲁迅为首的“战争文学”时代中,当人们纷纷往高尚精神境界看取的时候,这个“怪物”的腾空出现,就象是一颗定时炸弹,瞬间引爆当时的整个文坛。那么,对于新事物的出现,我们是应该采取批判还是宽容的态度来看待呢?一时间,新旧观点和标准彼此交战,各自狭隘目的及见地,最后,《沉沦》的争论最终以“文学之父”鲁迅的一句赞美之词尘埃落定。热闹和喧嚣,也不过是泡沫。而文学所遵循的是来自头顶上端的精神力量,绝非几个人的推搡哄抬。
而《沉沦》至今之所以能在大家经典中占有一席之地,也绝非鲁迅等人的几句赞美之词,它深刻的人性关怀才是其生存之本。就算当时的鲁迅等人对它持有否定态度,《沉沦》也终有一天会被时人接受。正如《金瓶梅》在经历了历代统治者的“禁书令”之后,终究沉冤昭雪,自成一家。
文学作品的价值和误解,有时不能被自己呈现,甚至不能被同时代突破。需等待时间消逝,才可做出审定。
所以,对照当今的“美女作家”们,她们的某些作品可以说与《沉沦》有异曲同工之处,那便是某些评论家所言的“人性揭露”。
“美女作家”之一的九丹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把写作比喻成脱衣服,那么在脱光衣服之后,我不会去向人炫耀我的乳房有多美,我会把自己的伤口指给他们看。”
“人性”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文学”首先应该是“人学”,是“人”的文学。诚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那么对“人性”的关怀与批判,则恰恰是那个深藏在时间的海底,任凭时间的洪流如何奔涌不息,它却始终保持不变的东西。
《沉沦》有对人性关怀与批判的东西,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时下的“美女作家”对性爱的赤裸裸的揭露,真的关乎“人性”吗?性爱揭露等于人性揭露吗?我觉得,在这里存在一个道德底线的问题。
“揭露”不是不好,“揭露”的越深,说明时代在进步,文学在发展。而“揭露”太过则是“暴露”。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你的“揭露”到底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可以令人思考和醒觉的东西?有没有一个内涵在里面?我觉得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分界线,可以将高尚和低俗清晰地划分开来。
在看卫慧《上海宝贝》的时候,曾经一度看不下去。我始终没有弄明白这样一部不堪入目的黄色小说怎么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当红文学”了呢?难道其价值就是在于它展现了当代女性对性爱如何的开放和渴望吗?在我看来,这个主题无疑是低俗的。
而同样身为“美女作家”的九丹则不同,在她的代表作《乌鸦》中,同样也有很多赤裸裸的性爱和性心理的描写,但它的主题思想和揭露深度显然比卫慧高了很多。《乌鸦》通过对一群在国外留学女学生的卖淫生活的描写,引发了读者对女性自身的思索,这个群体既有作茧自缚的恶俗一面,又有在男权社会中无可奈何的悲哀一面。所以,其小说对女性生存状况的深入揭露远远超过了它对性爱的描写程度。
自古就有云,任何事情都要有尺度,时代进步并不代表着审美水平的下降,那个标尺始终都在。就象我前面说的,文学作品不会自己说话,旁人的哄抬也只是一时热闹,喧嚣之后,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作品。“美女作家”既然被称做“作家”,就应该真正负起作家的责任,切不可成为一些力量谋合与摆布下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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