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故事《金山情》
王 善 珍
江苏连云港老知青
过了一个星期，队长来到我们小屋，问我们生活得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没有，我们回答他，没有什么困难，就是想家，队长说过些天就好了，又问晚上还害不害怕，我告诉他，已经把原来放寿材的地方用报纸糊起来了，还用红纸剪了两个窗花贴在上面，最后队长还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要我们参加劳动。我们爽快地答应了，这几天憋闷的慌，无所事事，干干活也好。
干什么活呢？队长说：“你们就参加割麦子吧。”
以前上学时，学校也组织过全校师生，到郊区新坝公社帮助农民割麦子，名曰：学农。千余名学生浩浩荡荡，背着行李，提着饭盒，饭盒里装着吃饭的小勺，叮铃铛啷，路人都当奇景看。
那时学生队伍来到公社驻地，分在指定的村庄里，帮农民麦收。活没干怎样，给人家添的麻烦可不少，今天这个手割破了，那个脚扎伤了，明天这个感冒了，那个拉肚了，人家操心不少，还要腾出大房子给我们这些学生住，又要派专人用特大锅给我们做饭。睡在麦草上，我们整夜被跳蚤咬得睡不着觉，浑身起小红疙瘩，第二天没精神干活。伤病员逐渐增多，没干五天就又浩浩荡荡地回来了。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有过割麦子的经验。
现在下乡第一件农活儿就中割麦，我有“学农”经验，心中不打怵。
来到地里，有人递给我一把锋利的镰刀，在田头，社员们一字儿排开，每人割五垄，垄不算长也不算短，队长说我乍干，就割两垄吧。队长一声令下，社员们争先恐后，一会儿就到地头了。我只割了一小块，大家围拢过来，三下五除二就帮我割完了。
重新安垄，一会儿功夫，大家又割到头了，他们围拢来，又帮我把麦子割完了。队长对我说：“这样吧，你就割一垄吧。”队长随后对大家说：“今天，把这块地割完才能休息。”大家甩开膀子干了，你追我赶，谁也不让谁。他们谁也顾不上我了，刚才还直立的麦子，现在全躺倒在地上了，偌大的地里只剩下我这一垄麦子，孤零零的。这种场景，如果制成明信片，那绝对是美景：娇阳之下，金色的麦子铺满田间，一个美丽的姑娘，站在直立着的独一垄的麦子旁，手搭凉蓬，面带迷人的微笑，眺望远方。可惜不是。我在艰难地割着，挥汗如雨，好不容易割到地头，一阵摇晃，眼冒金星，一头栽倒在地。
大家纷纷围过来，关心地问我摔没摔伤，队长走过来，叹了一口气，说：“这样吧，你去捆麦子吧。”捆麦子的都是老弱病残，我那俩伙伴原本也是安排割麦子的，队长一看她俩细胳膊细腿，个头又矮，又从来没割过麦子，动了恻隐之心，编在了捆麦子那一组，现在，我这个样子也只好加入了她们的行列。她俩看到了我的惨状，即感到好笑又十分同情我。
麦子上场了，要把麦粒弄下来，那就叫打场，套上牲口，拉着石磙，一圈一圈地压，压好的麦粒儿赶紧弄到场边晾晒，牲口不够用，那人就得上，五个人拉着石磙子，也是一圈一圈地转，往往我在最外面，一开始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在外围的人最吃力，在最里面的人最省力，他们往往都把靠近里面的绳子先抢到手了，剩下的只能给我了。人家走一小步，我要跨几大步，有时还得带小跑，累得我气喘吁吁。有一个叫秀的姑娘看不下去了，休息完再干活的时候，她马上冲上前，抢了一根最里边的绳子，递给了我，这样我就轻快多了。
麦收季节，天气变化多端，白天还好好的，到了夜里，下起了小雨，队长敲着小锣，大声喊叫：“抢场了！抢场了！”队里所有的青壮年冲到场上，把麦子堆起来，用草苫子盖上，如果是下大雨，那真跟打仗一样，动作慢一慢，麦子就泡汤了。有时忙到半夜，衣服都湿透了，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苦不堪言，也深深的体会到农民的不易。
我们来到农村已有一段时间了，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环境，想家的心也放下了不少，从一点不会干农活，到能干一点了，也和社员们融洽相处了。尤其是队里的姑娘们，有事没事总喜欢到我们屋里来玩。
我们刚来的时候，发现这儿的姑娘、小媳妇，还有中年妇女，全部穿带大襟的衣服，都是水蓝色的，从没看过有人穿花衣服，或者其它颜色的衣服。穿的鞋子是绣上花的，土的掉渣。我们三人虽然家庭不算富裕，但是我们正处在爱美的年龄，时髦还是赶的。
受我们及另外六个女同胞的影响，姑娘们很快地甩掉了绣花鞋，脱掉了大襟褂子，跟着我们的潮流走。尤其是爱，我们穿什么，她就跟着穿什么，她的外婆是接生员，她家的生活比其他人家要富裕的多，如果她不说话，真分不清她是农村姑娘还是知青。村里的小伙子们也受到三个男同胞的影响，从貌似电影上的“汉奸头”，变成了很洋气的时髦头，有的还叫男同胞帮他们在城里做衣服，这样的穿着打扮，对他们以后的相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远在城南公社的好朋友小玉，托人捎信来，叫我到她那儿去玩，我应邀而去。在那儿，我见到了老朋友，结识了新朋友。到了晚上，我们聚集在一个知青点的大房子里，或坐，或站，大家谈理想，谈抱负，谈未来，群情激昂，有一个头发留的很长的，年纪比我们年长几岁的，很帅气的男同胞带头唱起了《知青之歌》，其他的人跟着哼唱起来，唱了一遍又一遍，有的人还泪光闪闪。我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很是震惊。歌词很凄凉，旋律很优美。看他们的神色好像已经到了世界末日。
我们太年轻了，最小的只有十七岁，最大的也不超过二十三岁。当时还处在文革当中，大家都看不到前途，忧国忧民。不知怎么着，我突然想起了《青春之歌》里面的场景：一群热血青年，穿着长袍，围着长围巾，仰望卢嘉川，听他讲革命道理，小商人家庭出身的林道静，静静地坐在那儿，手托腮儿，听的是热血沸腾。
时代不同了，我们是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来农村插队落户的，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是来替国家排忧解难的，光唱唱歌，发发牢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样的聚会进行了好几次，渐渐的，每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同时忙于生计，棱角被磨平了不少，聚会少了，乃至消失。
来到农村快半年了，我们已和社员们打成一片了，农活也能干一些了，也时不时地出些差错，不是把地瓜秧当草锄了，就是把玉米苗当草拔了。队长从未批评过我们，他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他总认为我们离开父母，来到这么贫穷的地方，很是心疼，要不是运动，她们能来吗？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下去了，在这期间，我和时玲还闹了一个笑话。顾华前几天回新浦看她老妈去了，只剩下我俩。这天，我提前收工回了家，没关门。冬天日头短，不一会儿天就黑定了，太累了，煤油灯里的油所剩无几，我舍不得点灯，况且囊中羞涩。我默默地坐在小板凳上休息。这时，我看见一个人将头伸了进来，透过门外微弱的亮光，我看清了是时玲，她也是刚收工回来，屋内太黑，她不敢进来，她咳嗽了一声，我正累得慌，难得搭腔，故意不吱声。她侧着耳朵，左右两边仔细地听了听，好像有所察觉，她也不说话，我也不能说话，我怕我突然说话，吓着了她。
她曾经告诉过我们，她小时候好像是被长相怪异的猫狗之类吓到过，病了很长时间才好，她一直很胆小。这时，我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她又静静地听了一会儿，突然“啊”地叫了一声，跑了。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她又来了，并带来了一个人，是个男社员。她对那人说：“这屋里好像有动静。”那人说：“没有。”
“门怎么开了？”
“不知道啊！”
“是不是她出去有事了？”
“很有可能。”
他俩站在门口，谁也没敢进来，时玲其实还没有从屋里有棺材的阴影中走出来。我更不敢说话了。借着一丝光亮，我看见他俩在门口比手划脚，像两个鬼魅的身影，我感到很好笑，却又不能笑，忍着。只见时玲又侧着耳朵听了一下，总觉得屋里有什么，旁边的那人屏住呼吸，侧耳聆听，忽大叫：“这屋有人！”
“啊！吓死我了，你怎么知道？”
“我听见有人呼吸的声音。”
看这本领，堪比福尔摩斯。
这时黑暗中的我，觉得玩笑开大了，快要没法收场了，我用极小的声音说：“是我。”随即点上了煤油灯。
从那以后，即使再没钱，借钱也要买煤油。
我们这个地方属于丘陵地带，沙质土壤，夏天就是下再大的雨，也不泥泞，雨一停，穿布鞋走路都行。整个村庄显得很干净。同时，盛产地瓜、花生，麦子产量也不错。除了孩子多，劳动力弱的家庭外，基本上还能填饱肚子。大的难处是缺草烧。
公社的供销社有时会调来一些煤炭，分到每户就寥寥无几了，而且是烟炭，质量差，炭石也多，没有风箱不能烧。我们开始还享受烧草不限量的待遇，烧不烧炭无所谓，等到半年后待遇取消了，才真正尝到无草烧的滋味。
跟社员们分一样多的柴草，有的很耐烧，像豆荚杆，玉米秸、麦秸、地瓜秧也很好烧，最不好烧的是稻草。原先这儿不种水稻，上级硬要“旱改水”，只好遵命，种了一小部分。稻草起初火势也不小，却不耐烧，做一顿饭要烧不少，而且锅腔里全是灰，要不停地往外掏灰。
有一次天下小雨，柴禾全湿了，收工回来，做饭时，怎么也点不着火了，又累又渴又饥，我们三人相拥而泣。正好爱到我们这儿来窜门，看到此情，她马上回家拿了几张煎饼，带上一壶水，解了我们的窘境。队长知道后，赶快叫人到场上扯些草送来。有时，实在没的烧了，就锅里煮着地瓜干，锅下烧着地瓜干。
社员们更是嗜草如命，绝不放过一枯枝、一枯叶。为了省柴禾，冬闲里有的人家每天就吃一顿饭。我有时看到一些老年妇女，能使家中有柴禾烧，她们穿着肥大的深蓝色的棉袄，头戴黑色的围巾，坐在稻茬地里，抡起木棒，使劲捶打着稻茬上的泥土，忍受着凌厉的寒风，受了那么大的苦，又能烧几顿呢？时间长了，满头满脸都是灰土，远远望去，就是一个泥人。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王善珍，江苏连云港老知青，1970年初中毕业下乡到本市赣榆县插队，当过民办教师。1979年底回城后，曾在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后专营过绘画用品。热爱写作，在市、晚报发表小说、散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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