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君子不乘人之危
俗话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之。
唐太宗时，突厥的颉利可汗咄苾重用汉人赵德言，改变了许多风俗习惯，制定了很多繁琐苛刻的政令，引起突厥百姓的不满。咄苾还信任各部胡人，疏远本族的人。加上连年饥荒，税收繁重，百姓怨声载道，上下离心离德，很多部落反叛，咄苾的兵力日见衰弱。唐朝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征讨。唐太宗问：“出兵征讨，我不得不顾及刚刚和突厥签订的盟约。但不出兵，恐怕又会失去机会。你们说怎么办好？”
太子少师萧瑀请求出兵，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则反对。他说：“突厥并没有侵扰我们的边境，在这种情况下出兵讨伐，则是背信弃义，还要劳民伤财。这绝对不是正义之师的作为。”
唐太宗听从了长孙无忌的意见，没有出兵。后来咄苾越来越衰败，百姓纷纷离散。又偏偏赶上连降大雪，冻死了许多羊马，百姓也缺衣少食。咄苾担心唐朝会乘机出兵，于是，亲自带领兵马来到朔州边境，说是要会猎，实际是防备唐朝进攻。唐太宗派郑元颋出使突厥，郑元颋回来后报告说：“现在突厥百姓挨饿，牲畜瘦弱，显示了灭亡的征兆。估计不会超过三年。”
许多大臣都劝说唐太宗乘机袭击突厥。唐太宗却坚决反对，他说：“和人家签订了盟约，又要毁约，这是不守信用。利用人家现在天灾人祸，这是不仁不义。乘人之危，这也不是勇武的行为。我一定要看到他们有罪过，再出兵讨伐。”
二、李淳风与古代天文学
中国古代科技文明长期雄居世界首位，很多成就今天仍备受瞩目。其中，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及成果，可以说是世界天文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体系之严谨、细致，其作用之深远，都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历史上各朝代都涌现出许多天文学家，《推背图》的作者之一、唐朝的李淳风，即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李淳风是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陕西岐山人。生于公元602年，死于670年。李淳风所处的时代，是唐王朝鼎盛的前期，他的父亲李播，曾经做过隋朝的高唐尉，精于天文术数，曾撰《天文大象赋》留世，因预见隋朝即将败亡，便弃官避入华山为道士。李淳风在父亲的教诲和影响下，“自幼爽秀，通群书，明步天历算。”年纪很轻时，便得到唐太宗的赏识，迁官太史丞。
622年，他担任秘阁郎中，奏请编新历，644年编成《甲子元历》，对后世天文、历法和数学的发展贡献很大。他还著有《法象志》，共七卷，论“前代浑天仪得失之差”，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641年他负担了编写《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的总指导责任，他还为《隋书》、《晋书》亲自撰写了 《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保存了古代天象变化及灾害史料。
唐朝的天文学，在中国的古天文史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目前硕果仅存的少量天文著作中，除近年来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星占》外，另外几部天文著作如《开元占卜》、《乙巳占》、《步天歌》等都是唐朝时期的作品，其中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种传世星象学著作之一的《乙巳占》，即是李淳风所著。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从后世留下的文献来看，经过上古几千年的演易，至汉朝司马迁作天官书时在理论上已始大成，而李淳风和他所处的隋唐时期，则是天文学从理论到实践臻于成熟的全盛期，此后一千多年来再没有变更过。李淳风在《乙巳占》中前承张衡、司马迁把天空分为“三垣二十八宿”以及其他星官的理论，又溶入了自己独特的观天地日月运行而明吉凶契机的绝学，包罗万象，详尽论述了日月五行的运行变化，以及各种星宿生克离合后对人间带来的影响，所以新唐书在评论他时说“淳风于占候吉凶，若节契然，当世术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学习可致，终不能测也。”深得当时和后人推崇。
在李淳风的天文著作里，他特别强调人要修德积善以应天地，《乙巳占》第十九标题就是《修德》，“日变修德，礼重则躬；月变眚刑，恩从肆赦；星变结和，义敦邻睦。是以明君宰相，随变而改，积善以应天也。”同时强调：“夫修德者，变恶从善，改乱为治之谓也。上天垂象，见其吉凶、谴告之义。人君见机变，斋戒洗心，修政以道，顺天之教也。夫人君顺天者，子从父之教也。见灾而不修德者，逆父之命也。顺天为明君，顺父为孝子。故孔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故后人评价李淳风的人品和著作时说：“淳风虽以方技名，《修德》篇屡引经传，以改过迁善为戒，《司天》篇深箸隋氏之失，谆谆于纳谏远佞，不失为儒者之言，非后世术士所能及也。”
李淳风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科学家。他在《乙巳占》中，把风分为八级。一千年后，英国学者才在《乙巳占》的基础上，把风力划分为零到十二级。
在中国大陆民间，至今还广为流传着一个有关李淳风的故事：说有一日唐太宗出游，同行者有李淳风和另外一位占卜大师袁天罡，他们无意之中来到一条河边。因见一农夫欲赶一赤一黑两匹马过河，太宗欲比较两个人的占卜术，就吩咐道：“现在河中有两匹马，卜—卜看是哪一匹先下水。”袁天罡平时经常用周易占卜，立即起卦，卜得“离卦”。离为火，火为赤色。由此，袁天罡认为：赤马先入河。李淳风听后摇摇头，表示异议。太宗问何以见得？李淳风道：“火未燃前先冒烟，烟为黑色，所以根据袁兄这一卦来看，黑马应先入河。”那么，究竟谁是谁非呢？太宗极感兴趣，就传养马的农夫前来询问，结果如李淳风所卜，黑马先下了河。败北的袁天罡毫不迟疑地言道，“李兄，你的占卜的确完全捕捉了天地万物的实面呀，妙哉！”李淳风也谦虚道：“袁兄，请别如此说！只因为有你诚心立筮得卦，我才得以进一步突破核心。所以，不是我的占卦胜，只能算是锦上添花罢了。”大家见两人相互谦让．顿觉旅途疲惫消失。
李淳风虽然不是山林隐野之士，但他的一生亦给人留下了诸多的神秘暇想与猜测。唐贞观年间，擅长天文、地理、占星的李淳风和擅长占卜的袁天罡，一起研习后世之变局，时常聚首论易，谈天说地，并在一起背靠背席地而卧、一个写一个画，经过精心推演，他们又为后世留下一部神奇的预测天书，那就是著名的东方大预言《推背图》。
三、坚忍不拔 心忧天下
唐代诗人、著名作家刘禹锡，洛阳人，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刘禹锡耳濡目染，加上天资聪颖，敏而好学，从小就才学过人，气度非凡。他十九岁游学长安，上书朝廷。贞元九年考取进士，任监察御史等职。由于他对当时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曾参与了改革运动，但遭遇失败，以致人生坎坷，多次受贬。但是，他没有屈服于权贵，而是以文明志，表现了他刚直不阿的品格和豁达的胸襟，身处逆境，心忧天下。
永贞元年，刘禹锡初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一度奉诏还京后，他又因赋诗《游玄都观》触怒当朝靠阿谀逢迎上来的权贵而被贬为连州刺史，后历夔州、和州刺史。他没有自甘沉沦，而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世事的变迁和宦海的沉浮。
在被贬至安徽省和州时，按当时的规定，他应住衙门里三间三厦的屋子。可是，和州策知县是个见利而为的小人，目光势利，他见刘禹锡被贬而来，自无好处，便多方刁难。先是安排刘禹锡住在县城南门，面江而居。刘禹锡见房子面对大江，不但没有埋怨，反而很高兴，特撰写一联贴于房门：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
他这个举动气坏了策知县，又令衙内书吏将刘禹锡的住房由城南门调到城北门，由三间缩小到一间半。这一间半房子位于德胜河边，附近还有一排排杨柳树，自是别有一番风趣。刘禹锡见了这个环境，也没有计较，依然安心住下，又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新居：杨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策知县见他自是悠然自得，又把刘禹锡的住房再度调到城中、而且只给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房子。半年时间，刘禹锡连搬三次家，住房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他仍然读书作文并写下了《陋室铭》请人刻于石头上，立在门前。《陋室铭》流芳千古，让人在世俗的喧嚣中感受到心灵的那份宁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刘禹锡和白居易是同年，在贬居的日子里二人因为机缘而成了好友。后来刘禹锡被罢去和州刺史，北归京师，途经扬州，遇到白居易。白居易为他的长期遭受贬谪抱不平，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其中有“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之句，一方面在称赞刘禹锡的才气与名望的同时也为其不幸的命运而感叹，因刘禹锡的两度被贬一共是23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刘禹锡针对白居易赠诗中“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两句，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答，劝慰白居易不必为自己的寂寞、蹉跎而忧伤。沉舟侧畔，有千帆竞发；病树前头，正万木皆春。他的领悟也深深影响了白居易晚年的生活。
后来，刘禹锡回朝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随后任集贤学士、礼部郎中及苏、汝、同三州刺史。他关心百姓疾苦，以大济天下苍生为己任。
在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当时苏州发生水灾，哀鸿遍野。他上任以后开仓赈饥，免赋减役，很快使人民从灾害中走出，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苏州人民爱戴他，感激他，就把曾在苏州担任过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和他合称为“三杰”，建立了三贤堂。皇帝也对他的政绩予以褒奖，赐给他紫金鱼袋。
刘禹锡晚年回到洛阳，任太子宾客，又加检校礼部尚书衔。然而他并没有为着这23年的坎坷际遇而消沉颓废，而是表现出一种更高境界的人生态度：“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是何等的达观和洒脱，这又何尝不是刘禹锡人格精神的升华？人间沧桑，那些曾经拥有的高宅华堂、金车宝马何在？曾经拥有的富贵功名何在？只有纯正美好的品质是历史上最亮丽的风景，只有无私的境界和宽广的胸怀与天地同在。
四、是伟人 也是好爸爸
司马光──循循善诱的好爸爸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遇夫，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他是北宋史学家，历任天章阁待制并侍讲、永兴军安抚使、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和尚书左仆射。
司马光生活简朴、做人正直清廉，自谓：“平生未有不可对人言之事。”所以他对儿子司马康也是特别注重教导他要廉洁、俭约。
打从司马康年幼的时候，司马光就教他读书、写字。司马光虽然工作繁忙，但对儿子的教导一点也不马虎，还特别注重品德的教育，培养儿子要做个诚实、谦卑、节俭的人。
对小孩的生活习惯养成，最重要的是在他幼小的时候就要培养，否则长大就不容易再矫正了。司马光显然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对儿子的生活细节都非常注意。有一次，他看到儿子用脏脏的手抓取书本来读，就认真的告诉他爱护书本的方法：读书前，先把桌子擦干净，舖上桌巾。看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时要先用右手食指轻轻压住，再用拇指把书的边缘翻起来。像这类生活上的小细节，司马光都注意到了，可见他是一个十分用心的好爸爸。
到了司马康十六、七岁时，有乃父之风，能够吟诗作对、谈古论今，颇有文才。再加上人也长得英俊潇洒，所以母亲十分疼爱他，总是让司马康穿着华美的绿长袍，天天打扮光彩亮丽。一般做父亲的，都会以自己有这样的儿子而沾沾自喜吧，可是司马光看到这个情形，心里却着实感到不安，于是写了一首诗给儿子：
清晨着绿袍，罗拜北堂高。
积善因先烈，余光及尔曹。
勿矜从事早，当念起家劳。
修立皆由己，何月可佩刀？
司马康年纪虽轻，但悟性还是不错的，所以看了父亲的诗文后，知道自己的行为举止不恰当，决心改过。
之后，司马光又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日常见闻，写了一篇题为《训俭示康》的文章给儿子。
文章一开头，司马光就说：“我们家本来就是世代清寒的，以清白的家风代代相传。而我自己呢，也从来不喜欢奢华。我小的时候，大人给我穿华丽的衣服，我都不愿穿。等我考中进士后，别人都要戴花，唯独我就不愿戴花，只是因要表达对皇帝的尊敬，所以不得不勉强戴上一支。其实我认为，平时穿的只要能够御寒、吃的只要能够不饿，也就可以了，不必过多浪费。但是，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却老笑我寒酸。我自己是不会后悔的。啊，古代的人都把节俭看作是美德，现在的人竟以为是可耻，真是奇怪啊！”
他还说当时的人“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连贩夫走卒都穿上读书人的衣服，而农夫也穿上丝绸的豪华鞋子，简直就是奢靡到了不伦不类的地步了。所以他要儿子不要随波逐流，应该洁身自爱、谨身节用。
最后，司马光还举了宋仁宗时的宰相张知白为例子。他说：张知白当了宰相之后，依旧保持像过去担任地方小官时的俭朴生活。有人不理解，问他为何要这样呢？张知白说：“我今天的收入，全足够我全家人锦衣玉食而有余。但是，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如果我的收入一但不如今天了，那么，过惯奢侈的生活的家人，到时候必定无法适应贫困生活。倒不如我一直就俭朴一些来过生活，将来也不会有无法适应的问题出现。”
司马康看完那篇家训后，十分触动，从此踏实生活、潜心读书、修身养性，不再追求外在的虚华。
由于司马光的教子得宜，使儿子扭转了偏差的观念和行为，也决心像父亲一样做个俭朴踏实的人，司马光的确是一个对孩子循循善诱的好爸爸。
岳飞──严格身教的好爸爸
岳飞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为岳云、岳雷、岳霖、岳震、岳霆，女儿为安娘。他对子女教育采取身教重于言教的方式，同时也重视他们文武兼修。
每日除了在课业上要求他们确实完成之外，岳飞还要他们拿起畚箕，扛着铁锹，到菜园里学做一些农事。他对子女们说：“稼穑艰难，不可不知也！”岳飞让孩子从亲身体验农事的当中，知道农人的辛苦与农作物的可贵，可谓用心良苦。
岳飞为了让儿女养成勤俭美德，规定他们只能穿麻布，不可穿丝绸，平时只吃麦面青菜，不能喝酒吃肉。
当然，身为大将领的岳飞，也让儿子到军中学习打仗的技巧。岳飞让他们在军队里接受比一般人更严格的训练，从最基础的小兵做起，吃苦受罪样样来，就是要磨练他们有坚强意志，将来可以报效国家。
长子岳云十二岁就被编入张宪的队伍中，当一名小兵。在军营里，年纪小小的岳云被要求与大人一样的训练，往往一天下来，岳云全身伤痕累累、疲惫不堪。有一次，岳云在练习骑马下坡的过程中，一时没注意而让马儿急奔而下，马在奔驰中摔倒，岳云也跟着一起跌进山沟里。岳飞知道了，不但没有先安慰儿子，反而非常生气的说：“如果上前线与敌人打仗，你也要这样轻举妄动吗？”说著就下令按军法处治。众将士们莫不惊讶，纷纷挺身而出为岳云求情。但岳飞坚持按照军法处治，于是摔伤的岳云还是被打了一百军棍。
岳云经过此次教训后，除了知道军中的威令不可儿戏之外，也体会出父亲对自己的深远期许，所以在平时训练里就更加认真了。经过岳飞的苦心栽培，岳云二十二岁那年，就能挑起统率全军的重责大任，统领八百骑兵，冲锋陷阵，杀死金兀术女婿等许多重要将领，使金兀术落荒而逃。
岳飞对子女教育采取比较实做的方式，让他们亲自体验、学习，而不是纸上谈兵而已。在儿女的成长过程中，岳飞一直用他自己的言行举止作为“身教”的最佳典范，难怪儿女之后都能有杰出表现。这样看来，岳飞不太像是慈父，倒像是严父，但严父也是好爸爸。
这些历史上的伟人，在繁忙公务中，仍能尽到家庭中为人之父的责任，努力把孩子教育好，实在难能可贵。尤其伟人身上散发的人格特质，往往经由家庭中的朝夕相处而扩散到子女身上，深深的影响了下一代。这些伟人爸爸，真的了不起。
五、张道陵的神奇经历
东汉时期的张道陵，是道教的创始人，他的名号叫“张天师”。张天师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张道陵是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人，曾是太学的学生，学识渊博，声名远播，在吴越一带，有学生千余人，可是在仕途上却不得志。转眼间，张道陵已经年过半百，而且经常身体不适，不由仰天长叹道：“想我一世饱学，竟然对自己的身体和年寿，却没有半点益处，还不如学些延年益寿的本领！”
于是，他决定离家远游，追寻长生之道。临行前，他向众弟子告辞，一个名叫王长的弟子，愿意随他同去。于是，他遣散其他的学生，带着王长离开了家乡。
师徒二人游遍名山大川，先后在洛阳北邙山、江西云锦山等处修道。他们住在云锦山时，张道陵在山岩上发现了一本异书，他照著书中的指点，修炼“龙虎神丹”；炼到一年的时候，红光满室。炼到第二年时，有五色云彩，覆盖在鼎上；炼到第三年时，神丹终于炼成，有一条青龙、一只白虎，出现在空中护卫他，张道陵从此成了神仙真人。
后来，张道陵的后代，就把云锦山改称为龙虎山（就是现今江西的龙虎山），山中至今尚存藏经岩、炼丹台等遗迹。
丹成之后，师徒二人又到河南嵩山访道，一住就是几年。一天，有一位白衣使者从天而降，告诉张道陵说：“嵩山的中峰，有一座石室，藏有三皇内文和黄帝九鼎丹经，依法修炼者，可以即身升仙。”张道陵进了石室，脚下的石砖，发出“空空”的响声。他循声翻开石砖，果然找到了所藏的丹书。
从此以后，张道陵的道法越炼越精，还有了各种神异的功能。道术高超的他，此时有了“以道化民”的远大理想。
他听说四川有很多名山，自古是神仙真人的聚会场所，加之那里民风纯朴，人民易于教化，于是决定南下入蜀。
一天，张道陵来到一座山脚下。只见此山三面环水，双溪合流，山势起伏，活像仙鹤浮于云端。一打听，才知道这山名叫鹤鸣山，是千年仙鹤所化。山上还有一只石鹤，每遇到仙人入山，就会长鸣。张道陵知道这是灵山宝地，打算在这里长住下来。刚住下的当天晚上，石鹤就发出一声长鸣，悠柔神妙，婉转如歌，声传百里。
张道陵一面研究道法，一面了解蜀中的民情。到鹤鸣山的第三年，他的神丹炼成。望着耀眼的神丹，张道陵心中思忖：我若想升仙而去，此刻即可。但是修仙的人，还应该关心百姓的疾苦，为社会兴利除害。于是，他决定继续待在四川，以便教化民众。
一个正月十五的晚上，张道陵像往常一样解衣就寝。午夜时分，太上老君率领众仙，降临鹤鸣山。老君看见张道陵睡梦正酣，便对众仙说：“我准备传他符篆和治身之道，好让他普救蜀地受苦的百姓。”
这时，一个身穿黄光甲、头戴通天冠的仙人，走进张道陵的梦中，对他说：“道陵，快醒，老君正率领众仙降临，传授你无量神功呢！”
张道陵陡然惊醒，见香花满地，听仙乐阵阵，忙翻身下拜。太上老君让随从的仙人，取出三洞经书、金丹秘诀、雌雄二剑和一枚都功印，交给张道陵，并正式任命他为天师，救度苦难中的百姓。
得到老君传法之后，张道陵的道法大进。他学会了治身之道，能采药给老百姓治病。这些药在蜀地山中，即可采得，又很便于讲授，一时间，前来拜师受道的老**女，竟达到数万人之多。后来，张道陵带着弟子王长、赵升，在四川的青城山升仙而去。
（事据《后汉书》、有关方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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