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笔记小说的性文化研究
在防范妻子红杏出墙这个议题上，过去西方人曾有比中国人更恶名昭彰的劣迹——也就是用贞操带锁住妻子的阴部。直到二十世纪初，欧洲及美国都还有妻子因阴部被锁而导致裂伤、出血的病例报告。 【严密防范妻子感情走私】 这种片面要求妻子贞洁的执念，使得不少丈夫会像防贼般严密防范妻子外遇，或被别的男人染指。 《孪生》和《床下的鞋子》就是两个妻子的贞洁被怀疑，而受到丈夫无理“测试”的故事。在《孪生》里，因为孪生兄弟长得一模一样，两兄弟竟都怀疑自己的妻子误认或“假装误认”，而和对方有染，结果想出各种旁敲侧击的方法来考验自己的妻子，弟弟还因此殴妻并准备休妻。而在《床下的鞋子》里，因儿子的阴错阳差，竟使得指挥使怀疑妻子和老师有染，立刻准备杀妻。虽然事后证明那只是丈夫“疑心生暗鬼”，而还给妻子清白。但很显然，有更多的妻子在丈夫这种非理性的怀疑及百般折腾下，百口莫辩，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甚至因而丧命。 为了防止妻子“感情走私”，除了限制其活动、百般侦测外，另有人“发明”了一劳永逸的其他方法。《锁阴》里的沈某，自己在外拈花惹草，唯恐妻子“效法”他，竟将妻子的阴唇钻洞，锁起来，这可以说是“中国式的贞操带”。 此外，中国民间还流传“守宫砂法”。相传它是汉武帝“发明”的，方法是先以朱砂喂食守宫（蜥蜴），然后以杵捣之，“点女人肢体，终年不灭”，但一和男人发生关系，“则灭”。这种“皇家秘法”经李贺、李商隐等诗人的描绘（李商隐有诗曰“巴西夜市红守宫，后房点臂斑斑红”），而在民间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但事实上并无科学根据，对女性“吓阻”的作用恐怕大于实质意义。 清人吴炽昌的《客窗闲话》里则提到另一种“针灸法”。只要用长针在妻子小腹上的某点一剌，阴道就会闭合，而只要“寻原穴反针之”，则又自动开启。吴某在文后赞美说，如此“启闭自如，则游子咸得封志其妇，天下省无数因奸酿命案云”。很可惜的，这只是男人的一个“梦想”，毫无科学根据。但由此却也可以窥知，男人的这个“梦想”是多么地猖狂。 【教训善妒的女人】 男人虽然要求自己的大小老婆必须对自己守贞，发现她们有什么“不轨”的蛛丝马迹，就妒火中烧而兴师问罪。但另一方面却要求这些妻妾彼此之间要“相忍为夫”，不能争风吃醋，更不能阻扰丈夫纳妾或在外“应酬”。“妒”，亦是古代女人被丈夫休弃的七大原因之一。 有些男人，除了管教自己的妻妾不能嫉妒外，“行有余力”，还会出手教训别人善妒的老婆，《棒打友妻》和《悍妇之肉》就是这样的故事。朱元璋派人肢解常遇春的妒妻，而且将之切成肉块，读来令人惊心动魄。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许待考，但却让人想起另一个皇帝——南北朝宋明帝一再“教训”大臣妒妻的真实史迹。尚书右丞荣彦远的妻子善妒，荣某被她抓伤颜面，宋明帝知道后，当晚就赐毒药杀死荣妻。另外，刘休的妻子也善妒，宋明帝就下令要刘休的妾打刘妻二十大板，而且要刘休在自家后面开间小店，叫刘妻抛头露面去卖扫帚肥皂等杂货，借以羞辱她。宋明帝还叫卢道之写了一本《妒妇记》，以为妒妇者戒。 清人广野居士则写了一本《妒律》，比照刑律，对女人的五十五种妒行做出如下的“判决”：“妇允夫宿妾，日间反覆议明，乃至更深，犹复令妾针纫，若或忘之者，拟坐以公事应行稽程律，笞二十”、“妇见夫入妾房言语，即假借公事，突入冲突，拟坐以擅闯辕门律，笞五十”、“妇设榻于自己卧房，妾侍夫寝，必抱衾裯以就，即使合欢，不令畅遂，并不得谑语一字，拟坐以不应禁而禁律，杖六十”……虽是游戏笔墨，但也可知男人对女人的性嫉妒是多么地“牙痒”。 在离婚的威胁、好事者的恫吓下，多数女人即使妒火中烧，也只能强行扑灭它，甚至练就“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好本事。 【捉奸成双，但女人需负较大责任】 礼法所不容许的男女交合称为“奸”，虽然大多数的通奸和强奸都是由男人采取主动，但“奸”（姦）却由三个“女”字组成，这似乎泄露了中国人的一个隐密心思：在各种“奸”里，女人要负较大的责任。 《刘尹断奸》正是在表达这样的心思。县令原本对奸夫判了较重的罪，但县令夫人却不以为然，她借着自己深锁房门让丈夫无法进来的举动，暗示“只要女人立志不移，那么男人就无法亲近她”，而得到该案“应该是女人诱惑男人，而不是男人的错”的可怕推论，结果使县令又重重治了奸妇的罪。 《捉奸成双》这个故事则暴露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偏颇。故事里的两个丈夫，杀死与人通奸的妻子和奸夫，带着人头自首，结果都被判无罪。因为明朝和清朝的法律均规定：“凡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不予论罪）”。但如果是妻子发现丈夫和别的女人奸通，同样在奸所亲获奸夫奸妇，是不是也能来个“手刃奸夫淫妇”，而且不予论罪呢？我们却看不到这样的法律条文。 《床下义气》这个故事更是令人倒吸一口冷气。与妇人通奸的校尉，在发现妇人丈夫对她非常体贴后，竟基于“义愤”而将妇人杀死，而皇帝在知道实情后，不仅赦免了他的杀人罪，更“嘉许”他的义气。这个故事在明清笔记小说里最少有六七个版本，在《秋灯丛话》里，那个戴绿帽的丈夫对“淫我妻，杀我妇”的奸夫不仅不记恨，而且还“感其义，相与为刎颈交”。 这个故事之所以被一再传诵、改写，正表示它被以男性为主的作者和读者们认为是个“好故事”。所谓“床下义气”，其实是“男人的义气”或“男人的共识”。三个不同身份的男人，在面对一个“行为不检”的女人时，忘记了彼此间的矛盾，而兴起了“同仇敌忾”之心，大家“好汉剖腹来相见”，一致认为这样的女人“死有余辜”。 【性别、权力与床榻的倾斜度】 同样是人类，为什么在观念和行为上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我们只能说这主要是文化造成的。一般说来，较不重视女性贞操，女性在婚前及婚后都享有较大的性自由。丈夫对妻子的外遇较少嫉妒或社会对其处罚较轻的，通常是女性拥有较高地位与较大权力、母权色彩较浓的社会。反之，男性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父权色彩越浓厚的社会，则越重视妇女的贞洁，严格限制、检查妇女的性活动，对女性的失贞怒不可遏，并施予严厉的惩罚。 权力的走向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从演色的观点来看，当“权力”与“女人”有较大的结合时，它会赋予“女人”较多追求“快乐”的自由，压抑“男人”因性“竞争”而产生的嫉妒，并产生对“女人”较有利的“道德”和“法律”。反之，当“权力”与“男人”有较大的结合时，它会赋予“男人”较多追求“快乐”的自由，压抑“女人”因性“竞争”而产生的嫉妒，而产生对“男人”较有利的“道德”和“法律”。 中国和西方的基督教世界都是父权文化色彩浓厚、男尊女卑的社会，它们那类似的倾斜床榻，其实是男人运用权力所铺就的。不少学者认为，母权（母系）社会是先于父权（父系）社会而存在的，在原始民族的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少母权（母系）社会的遗迹。就像马林诺斯基所说，“托布伦岛人是母系的，也就是根据母方的系统来继承和决定继承。孩子属于母亲的氏族和村落社会，财产以及社会地位，并不是父传子，而是舅传甥”。事实上，托布伦岛人是一个从母系过渡到父系的社会，因为在这个系谱里，拥有权力的已是母系里的男人——舅舅。 我们从中国《易经》的转变里，也可看出这种痕迹。现在大家所读的《易经》是周朝的《周易》，在《周易》之前还有已经失传的《商易》。《礼记》上说，孔子曾读过《商易》，名为《坤乾》——将代表女性的“坤”置于代表男性的“乾”之上，这似乎显示，中国曾有过以女性为尊的时代。
不管怎么说，当男人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力后，他们就开始“颠倒乾坤”，制造出有利于自己的性秩序、性观念和性文化，也就是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性别演色关系。这个由男权所铺就的床榻的确相当倾斜。但所谓“倾斜”，常是相对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确实是倾斜的，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它却可能是为了扭转某些更基本的倾斜而产生的“平衡”。要了解这点，我们必须换个角度，或者翻到“演色表”的其他篇章，看看男人、女人与其他性原色的演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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