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李案“奸改嫖”的提示

文/潘海

 举国关注的京城李某等人涉嫌轮奸案，最近发生重大逆转，几位男性与王某女的性行为，可能将被视为“嫖娼”，从而给人带来诸多提示。

 

提示一：“奸改嫖”是否可使李某等人“无罪”？

中国没有“嫖娼罪”，嫖娼行为不构成犯罪，只需受到治安处罚。这是李某等人“奸改嫖”的核心利益所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因此，照此推测，倘若法院采信李某等人的“嫖娼说”，则几位哥们不日仍将可以重出江湖，并且仍将可以找新的“陪酒女”继续“嫖娼”！

 

提示二：强奸者今后是否均可沿用“嫖资纠纷案”来避罪？

但是，如何就能将一桩举国注目的“轮奸案”，轻而易举地改换为“嫖娼案”、甚至改换成一桩“嫖资纠纷案”或者“嫖资敲诈案”，却不能不使人产生某种忧虑。

如果此次“奸改嫖”最终成为中国当代司法实践的成功判例，那么，今后还会有多少违背女方意志的“强奸案”、“轮奸案”会摇身变为女方“自愿”参与的“嫖娼案”？还会有多少已经在被强奸或者被轮奸行为中遭受伤害的女性，又将在诉诸法律的过程中被冠以“嫖资纠纷”或“嫖资敲诈”而再次遭到伤害？

 

提示三：法律如何定义“卖淫”与“嫖娼”？

与中国没有“嫖娼罪”一样，中国也没有“卖淫罪”。因此，怎样从法律上认定“嫖娼”与“卖淫”的行为特征与概念内涵，就是一个值得人们从此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那么，到底什么叫卖淫、什么叫嫖娼呢？

与“强奸”一词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没有对“卖淫”和“嫖娼”给出定性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没有相关定义。这就是说，如何判断女方与男人发生的性行为是“卖淫”、如何判断男人与女方发生的性行为是“嫖娼”，中国目前并无明确法条。

 

提示四：法律认定标准是否有所缺失？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形：一桩床事结束，参与者因境况的不同，会在事后作出不同的解释。女方说是“强奸”，男方说是“嫖娼”；女方说是“嫖娼不给钱”，男方则可能辩称“只是一夜情”等等。孰是孰非？到底应该如何确认？

这种法律认定标准的缺失，无疑给当事人和办案机构提供了很大的主观随意空间，使有罪可以诉为无罪，使无罪可以沦为有罪，从而有可能因此破坏了司法审判“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正义与公平。

 

提示五：国家是否应该反思现行禁娼制度？

中国是禁娼国家，但却未将卖淫嫖娼入罪，只做治安处罚。这就不仅导致禁娼不彻底，反而造成了如今“公娼亡而私娼盛”的虚假禁娼局面。

由于私娼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并无规范性的“名份”，在社会职业分类中也无精准明确的归属，以至“陪酒女就是妓女”、“按摩洗浴就是嫖娼”等不是法定概念的说法几乎已成社会认识的主流。而私娼行为由于既不受法律保护，也不受法律约束，整个交易过程均处典型的“无政府状态”，所以就形成了法律对卖淫嫖娼的行为人与行为性质难以鉴别、难以定性的尴尬。

但，法律条文的空白不等于社会现实的空白。纵观当代中国，卖淫嫖娼作为一种“地下产业”、作为一批女性的“隐形职业”（专职或者兼职），不仅没有真正被禁，而且事实上广泛存在于全国城乡。所以，在新中国这样的禁娼国家，如果不能彻底禁娼，倒不如实事求是，放开公娼，查禁私娼。

 

提示六：能否借此重构相关制度？

其实，国民党撤台之前的旧中国，国民政府从上世纪20年代起，就曾采取“营公娼，禁私娼”的政策。

所谓公娼，就是妓女到社会局登记，经注册后，到警察厅备案，然后佩戴职业证章，在固定场所营业。这样，“卖淫”主体和“嫖娼”对象都很明确，男人和女人因性行为产生纠纷时，其二者的关系到底是嫖娼还是强奸，一看女方的身份及其营业场所便可一目了然。如果嫖的是公娼，则双方权益均受法律保护，通常不会追究男方的强奸罪（因为公娼不能拒绝嫖客，就像出租司机不能拒载一样）；倘是嫖了私娼，则不管男方有无强奸倾向，也不管女方是否心满意足，都会因性行为整体违法而对双方严加惩处！

   民国时期的妓女徽章

当然，由于抗战和内战，国民政府的娼妓制度并未好好实施，到其撤台之前，私娼泛滥已完全失控。但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实行“公娼制”，肯定能减少社会上的许多不安定因素，使男女之间的性交易终于有了合法市场。

是故，建议人民政府：能否从尊重人性需求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双重角度，以创新思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娼妓制度。

以上意见，如有不当，敬请各界批评！